以十字军考量基督教

历史学家对十字军最感兴趣的是第一次十字军鼓动起来的那一股热情和精神。后来再组建的十字军就渐渐落入了俗套，精神方面也没了刚开始的激情。如果做一个比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发现美洲大陆，此后的就与横渡大西洋的航行类似了。11 世纪十字军刚刚组建时，人们的思想和激情就像天空中划过的一道奇异而灿烂的光辉；可到了13 世纪，市民们就会用不满的声音抗议：“怎么又组建十字军啊！”厌倦之情可见一斑。圣路易在埃及的失败就像在一座著名球场上打一场曲棍球赛，不过是一次不幸输球的倒霉事件而已。这对人们来说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人们的关注点也很快转移到别的事务上去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整个欧洲满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诚心诚意地跟随在教皇身后，听从他每一个命令。当时，罗马教廷的丑闻还不为世人所知，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又整顿了教廷的乱象，这才有了一片大好的局面。可是，他们的继任者却无法在思想和道德上始终保持纯洁和高尚。教皇的权威来自众人的笃信和崇拜，如果他们滥用权利，其威势就会江河日下。受他们影响，罗马城中教士的狡猾习气越来越多，先知的感化力却在相应减少。这样一来，当13 世纪这个知识和思想都渐渐开明的时代来临时，人们对教廷的怀疑也就越发高涨起来。

拉丁基督教的诸多主教、神父和修道院在格列高利七世以前联系并不紧密，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区别，且分散在民间各处，与当地民众关系密切，精神上也很尊崇耶稣教义。因此，这些宗教机构在当时很受民众信赖，威望极高，而且与后世教会相比，其宗教权大多掌握在地方世俗统治者手里。总而言之，它还缺乏后世教会的普遍性和整体性。(https://www.daowen.com)

格列高利七世决心改革，他努力增加罗马中央权力，巩固教会组织，于是神父和修道院之间、他们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当时有学识的人相信任何事物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缓慢形成的，可是神父却不这样认为。格列高利七世深信强加的纪律往往有更大的威力。于是，在他的锡封权改革下，基督教世界中的每一个世俗统治者都开始认为主教是外国的代理人。由于教皇开始插手世俗政治活动，对金钱需求与日俱增，所以在13 世纪时，神父在人们眼里已经成了只知道搜刮金钱的坏人。

在民智未开的时候，人们都相信罗马传教士是贤能的智者，是高人一等的存在。宗教职务以外的世俗权利也有很多都托付给了教会掌握。教会对这种信赖往往是尽力利用，所以中世纪时教会大多都成了国中之国。他们自有法庭，不管是宗教人士还是普通平民都归其管辖。所有涉及教会仪式和教条的事情，比如，遗嘱、婚姻和誓言等，教会也都会进行干涉，至于异端、妖术和渎神等罪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教会设置了许多监狱，被教会认定有罪的人往往会在里面被囚禁致死。教皇是基督教世界最高的立法者，罗马宗教法庭是最高的裁决者。教会会征收巨额税款，比如，他们向平民征收的什一税就获利巨万。这些税款在教廷看来不是虔诚的捐助，而是他们应得的权利。此外，他们还认为宗教人士理应免税。

假借权威逃避纳税的行为让教士们很不得人心。姑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公平，单从政策上来说也是一种不智之举——它让纳税人觉得自己扛了10 倍于前的责任。除此以外，教会还拥有许多特权，比如，他们要求享受豁免权。每当有教士犯法的时候，教皇就会徇私舞弊，赦免他。而且在某些时候，教皇甚至还会置宗教法律于不顾。比如，他允许亲族近亲结婚，允许一夫二妻，允许随意解除誓言……法律的实施必须以公平为基础，教皇的所作所为就破坏了法律的威严。立法者应该首先要尊重法律，以身作则，可是人类的通病是一旦某人受托行使法律，就不可避免地把它看作自己的私人权利，并且随意滥用。这一点在教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