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和共产主义的萌芽
胡斯党激烈派在思想上与原始共产主义非常接近，他们令有权有势的捷克贵族感到震惊和恐惧，这也是胡斯党最后内部发生分裂的主要原因。原始共产主义倾向在英国威克里夫派信徒中就已经出现过了。由此可以看出，只要回归了耶稣教义，提倡人类平等大同，那么就势必会出现共产主义倾向。
当时正好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瘟疫横扫宇内，让社会中的问题暴露无遗，这就间接刺激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发展。这种名叫“黑死病”的瘟疫几乎让人类灭绝，它给当时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黑死病暴发于南俄罗斯或中亚，它经过克里米亚和一艘热那亚船传到了热那亚和西欧。接着，它又横扫了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1348 年，黑死病登陆英伦。据说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因为黑死病死去了三分之二，而整个英国死亡的人口在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放眼整个欧洲，据估计死亡人数在2 500 万人左右。黑死病在欧洲暴发30 多年后也波及中国。据历史典籍记载，中国因病死亡的人数在1 300 万人左右。中国社会组织因此而崩溃，运河运输陷于停顿，水灾频发，大片农田被淹没。
根据薄伽丘的描述创作的，反映佛罗伦萨黑死病蔓延惨状的画作
面对这种灾难，人类不得不捐弃前嫌，寻求自救途径，相互帮助，以求共同抵抗这种灾害的侵袭。与黑死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相比，旭烈兀和帖木儿的屠杀已经不及其万一了。林格对此描述道：
“黑死病在大城市造成的伤害最大。那里肮脏的、没有排水管道的街道原本就是疟疾发酵的魔窟。曼尼爵士曾经为伦敦市民构筑了公共墓地，后来那里建起了卡尔特修道院。据说，瘟疫中这片公墓里埋葬了5 万多具尸体。诺里奇死亡了数千人，布里斯托尔活着的人甚至都无力埋葬众多的死者。
“黑死病在乡村一样可怕。约克郡的教士死亡了一大半，诺里奇主教治下教区有三分之二的牧师都更换了人选。劳工组织彻底瘫痪，能够工作的人非常少。佃农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耕作田地，地主为此不得不减免一半的租金来留住农民，不让自己的田地荒芜。可即便如此，有一时期欧洲的农业生产还是陷入了停顿。当时有人叹息说：牛羊在田野上游荡，啃食庄稼，可竟没有人能把它们赶走。”
深重的灾难引发了14 世纪的农民起义。当这些农民饱受劳动力不足、物资奇缺之苦的时候，地主和商贾们却罔顾经济学法则，趁天灾之时对劳工们大肆压榨。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财产缩水、田地荒芜的时候，就忍不住强迫人们为他们劳作，不仅不愿意为此增加工资，甚至还禁止他们离家逃荒。(https://www.daowen.com)
“面对这些把社会不公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人们难免会揭竿而起。当时英国有一个叫约翰·鲍尔的人，在民间布道20 余年。他公开反抗教皇的圣谕，丝毫不畏惧牢狱之灾。因为他常在肯德教堂前的广场上宣传自己令人惊心动魄的思想，而且经常为贫民张目，所以被地主阶级称为‘肯德的狂教士’。虽然鲍尔‘名声不好’，但是他却是英国最早开始宣传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的人。当时鲍尔常在民间大声疾呼：‘所有善良的人都应该知道，只要货物不属公有，只要佃农和地主依然存在，那么英国就会永无宁日。那些自命为贵族的人，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就比我们这些平民强？他们凭什么获得统治的权利？世间的芸芸众生，全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些贵族怎么可以说，或者怎么证明他就比我们强呢？我们凭什么要以佃农的身份去侍奉他们？如果我们不是辛苦劳作，他们怎么能那么穷奢极欲？他们身穿绒衣披皮草，我们却衣衫褴褛衣不遮体；他们整日喝美酒吃美食，我们却吃麦饼喝白水；他们有高楼广厦栖身，整日无所事事寻欢作乐，我们却备尝艰辛栉风沐雨……要知道，只有我们这些人存在，他们才能保有现在高贵的生活。’当时的民谣也反映了鲍尔的思想：‘亚当耕作，夏娃纺织，那些贵人们，又是从哪里而来？’从这些民谣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已经有针对中古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鲍尔主张的认同了。”
1381 年，英国起义领袖瓦特·泰勒，被当时的伦敦市长处死在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面前。英国的起义运动就此瓦解。胡斯党激进派提倡的共产主义在这次起义运动中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在此之前，1358 年，法国也曾经发生过农民起义。起义者焚毁了城堡，破坏了农田。英国农民起义后一百年左右，日耳曼德国也爆发了类似的起义运动。德国农民起义始于15 世纪末，当时德国国内的经济和宗教问题甚至比英国还要严重。这一点可以从再洗礼派教徒起义一事看出来。
1521 年，三位“先知”倡导建立了再洗礼派；四年后的1525 年，他们举起了起义大旗。1532—1535 年，起义者占据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镇，并在那里开始实践理想中的宗教共产主义。后来，起义者被明斯特主教包围。在此期间，包围圈里发生了许多疯狂的事情，其中甚至包括人吃人的惨剧。一个名叫约翰的莱顿人掌握了大权，他以“大卫王的继承者”自诩，然后遵循大卫王的恶习，在镇子上实行一夫多妻制。起义失败后，主教对起义领袖施以酷刑，然后把他们处死了，被肢解的残躯挂在教堂上示众，以表示明斯特的秩序已经恢复正常……
14、15 世纪，欧洲平民和劳工阶层的起义之严重前所未有。此前与之相似的起义还有波斯伊斯兰教徒的共产运动。1000 年左右，在诺曼底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罗马帝国晚期也曾经发生过农民反抗运动，可是这些起义的强度都不大。14、15 世纪的农民、劳工起义蕴藏着一种新的思想。这些起义都因为残酷的镇压而平息了，但共产运动本身从那时起却从没消失过。文明金字塔的底层一直存在着反抗的精神，一直到现在还依然如此。后来，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这种精神曾突然爆发过；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它再度出现，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 世纪的社会运动不过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罢了。
法国、德国和俄国等劳工运动有时会有敌视基督教的倾向，不过大体而言，西方平民心中那些不断增长的、反抗苦役和卑屈生活的信念还是与基督教教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主张世界上人人平等，这也许不被教会所欢迎，可是在教会的背后，依然有耶稣那不可磨灭的人格在影响世人。基督教在民间不知不觉播下的自由和责任的种子，迟早会生根发芽。
劳工的思想意识日益成熟，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对世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就像学校的设立、书籍的盛行和科技的发展，同样具有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特征一样。
就其成功而言，在现在这个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它也许会像一个胚胎逐渐成长起来，也可能会慢慢死亡。它也许会将幸福与辛苦劳作之间对立的难题完美解决，以找出符合人类灵魂需求的发展之路；当然也可能会遭遇失败，就像罗马共和体制那样最后彻底消亡。它也许会将社会纳入和平、公平的秩序之中；也许会走向解体，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所取代。至于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历史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