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的新教和人民的新教
要想理清17、18 世纪政治史的脉络，我们首先要对15、16 世纪宗教运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时天主教内部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派系，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当时，教廷对贵族王侯的宗教信仰已经失去控制力了，同时，他们也正在逐渐失去平民的拥护。宗教对贵族的影响力大幅衰减，是因为教会干涉他们的生活，约束他们的行为，夺取他们的权利，向他们征收赋税，解除平民向他们效忠的义务。不再尊重教会的贵族们在整个中世纪都在同宗教势力做着斗争。16世纪，教会同宿敌皇帝达成了和解。他们给皇帝提供帮助，同时在反对异端的过程中接受皇帝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贵族们开始认真考虑脱离罗马教会建立分教会的可能。当然，他们明显感觉到教会影响力在不断削弱也是其脱离教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贵族反对宗教其实就是在反对宗教干涉政权。腓特烈二世的《致全体贵族书》就拉开了这个反抗运动的序幕。平民反对宗教不是反宗教本身，而是反对它的弱点。平民需要一个正义的、无私的宗教来为他们反抗贵族撑腰。所以，他们在教会内部或外部进行的反教会活动，并不是为了把自己从教会统治中解脱出来，而是想要获得更多的“束缚”——被真正的宗教所束缚。反教皇也不是为了推翻他，是为了让他更像一个教皇，一个精神上的领袖，而不是想眼睁睁看着他像普通贵族那样奢侈糜烂。
于是，14 世纪以后的欧洲就成了一个三角战场：贵族利用民众反抗教皇，同时为了维护统治又限制民众势力发展；教会在贵族之间游走，试图寻求支持和结盟，可没想到它最需要的其实是已经失去的民众支持和信仰。
14—16 世纪精神和道德上的冲突有三重性，所以后来的宗教改革也有三个方面：有按贵族意愿进行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限制财富流入罗马，让贵族获得道德和教育上的权威，同时占有辖区内宗教的财产；有按照平民意愿进行的改革，目的在于使基督教成为对抗不公，尤其是对抗豪强的工具；此外还有按宗教人士意愿进行的改革，比如圣方济各的改革，目的是恢复教会的宗教力量。
按照贵族的宗教改革模式，贵族将代替教皇成为民众的宗教领袖和精神引导者。贵族们事实上并不想让自己的臣民有自由判断的能力，尤其是在此之前有胡斯党和再洗礼派作为前车之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依附国王的国家宗教。所以当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丹麦、北日耳曼和波希米亚脱离罗马教会时，贵族们都显得战战兢兢，尽全力驾驭运动发展的方向。宗教改革中，进行改革的宗教势力可以切断同罗马的联系，但不允许超过这个范围。一旦改革的宗教团体开始转向信奉原始的耶稣教义，或者试图重新诠释《圣经》，它们就必然会遭到打击。这方面，英国国教是改革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它依然重视仪式和祭祀，但其主要组织都存在于宫廷和主要统治阶级当中，所以不管下级教士如何反叛，都不能颠覆整个英国国教的性质和权威地位。
按照平民意愿进行的宗教改革与贵族主导的改革完全不同。关于波希米亚和日耳曼的民众运动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其运动要比后者更为虔诚、更为混乱和持久，同时效果又不是很明显。笃信宗教的人很少有能破除一切传统教义，完全依靠自己的心灵和良心重新树立信念的。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他一定是勇气和智慧非凡。当时欧洲大部分参与宗教改革的人都是以一部新发现的《圣经》作为依据与教会抗争，德国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做的。
当时的德国乃至西欧都获得了新译新印的《圣经》。通过研究，人们从书中获得了许多新颖的看法——尤其是人们内心深处希望看到的东西。至于在此期间产生的难以解释或者矛盾的地方，都忽略不计了。
不过，当时欧洲所有新教中都有一些不愿意进行宗教改革、不认同新教理念的人，他们被称为“非国教教徒”。这些人派系混乱，思想复杂，但是在反抗教皇和新教方面都是一样的。这些人以《圣经》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针。不过，与其说他们是崇拜《圣经》中的原始耶稣教义，还不如说他们仅仅是在感情上更倾向于耶稣罢了。
宗教改革的第三方面是教会内部改革，它起于12—13 世纪的多明我派和方济各派的革命。到16 世纪，一股新的改革动力出现了，那就是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创立的耶稣会。这位创始人现在被称为“圣·伊格纳修斯”。
伊格纳修斯出生于西班牙。他生性坚毅，任侠好勇，足智多谋，喜欢做一些让人羡慕的事情。他的恋爱故事尤其传奇。1521 年，法国人从查理五世的手里夺取了西班牙的潘普洛纳。伊格纳修斯参与了守城之战。战斗中，他两腿被炮弹炸伤，人也被俘虏了。腿伤好后不久，其中一条腿又旧伤复发。为了治疗，不得不又打断重新接上。痛苦的手术几乎要了他的命，为此他甚至都接受了最后的祷告。入夜后，伊格纳修斯开始忏悔，不久就痊愈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会残疾，所以便决定开始倾心于宗教事业。当时，他时而会幻想有一个尊贵的妇人，自己为了博得她的一笑而如何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时而又会幻想自己成了一个基督教骑士。就这样，他不断遐想。就在一个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夜晚，一个崇高的新妇人形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怀抱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他下决心从此不再思念凡间的妇人，转而专心致志侍奉圣母，为此他还筹划要做几次重大的朝圣活动，同时要过一过修道院生活。(https://www.daowen.com)
这种宣誓的方法让伊格纳修斯看上去很像堂·吉诃德。等他恢复了精神和体力以后，就外出闯荡了。当时他除了身上的武器和胯下的骡子以外，根本就是身无长物。游历途中，伊格纳修斯遇到了一个穆斯林并与之同行。他们在路上谈天说地，很快话题就转到了宗教问题上。这位穆斯林学问渊博，能言善辩，言辞中极力诋毁圣母玛利亚。当他得意扬扬地与伊格纳修斯分手的时候，年轻的西班牙人悲愤交加。是追上去把这个穆斯林杀死，还是继续自己的朝圣之路？他心里非常踌躇。每当遇到岔路口，就都放任骡子自己乱走。最后，他决定放过那个穆斯林。
创作于1685 年的《圣伊格纳修斯的荣耀》
后来，伊格纳修斯来到了圣本笃修道院，效仿古代传奇中的无敌英雄阿马提斯，在圣母祭坛前通宵守夜。最后，他把骡子送给了修道院，把衣服送给了乞丐，把匕首和宝剑放在了圣坛上，然后穿粗衣着麻鞋，到邻近修道院开办的旅馆进行苦修。在斋戒一个星期以后，他踏上了到圣地朝拜之路。
漂泊数年后，伊格纳修斯有了建立一个宗教骑士团的打算，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缺乏知识的难处。当时宗教裁判所对他的做法非常欣赏，于是命令他不再布道，而是开始进行为期四年的专项学习。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忍专横闻名于世，可是据历史记载，他们却对伊格纳修斯一直抱有同情和赏识。宗教裁判所深知伊格纳修斯才干之高和能力之强，可也知道不学无术之下他可能会闯出祸端，于是安排他到萨拉卡曼和巴黎等地游学。
1538 年，伊格纳修斯被任命为教士。一年后，他组建起了自己梦寐已久的“耶稣会”骑士团。在这个骑士团里，他试图让军事组织和军事纪律彻底为教会所用。
伊格纳修斯创建耶稣会时已经47 岁了，那时的他与年轻时截然不同，变得更加睿智和稳健了。他所创立的组织也成为当时教廷手中少有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中国的明朝灭亡以后，基督教之所以能再次进入中国，就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力量。此外，这些传教士在印度和北美也非常活跃，对南美印第安人进行基督化教育就是其主要功绩之一。
耶稣会在提高天主教教育标准方面贡献卓越，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学校都是基督教世界最好的学校。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评价说：“在教育方面……应该去学习耶稣会的学校，因为没有比它们做得更好的了。”自从耶稣会诸学校成立，欧洲的智慧水平线迅速提高，基督教旧势力的良心重新被唤醒，新教也被刺激在欧洲教育方面发力。也许有一天，耶稣会将不再仅仅为教皇服务，而是成为为全人类鞠躬尽瘁的组织。
1545—1563 年，在特兰托或波伦亚两地召开了特兰托宗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会在澄清教义、完善教会组织纪律、纯洁教会性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这次会议的角度来说，罗马教会内部改革和脱离了母体的新教做出的变革一样意义重大。从那次会议以后，教会再没有出现重大的丑闻和分裂。不过，事情有利也有弊：从那次会议开始，基督教教义变得日益狭隘起来，至少基督教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格列高利大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卓越教皇在世时曾有过的朝气蓬勃的阶段。教会彻底安定了下来，它逐渐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宗教和政治彻底分开，王权离开了罗马。
当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教皇也得到过一次良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呼唤和平，为全人类谋取幸福，可是他们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