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对话

日本接受的技术转移共通过四个渠道进行：（1）从西方进口机器；（2）雇用外国工程师（特别是铁路、电报和机床专家）；（3）与外国公司签订协议（特别是在纺织机械和电力供应方面）；（4）迅速发展科学和技术教育。为了实现第四点，日本雇用了外国教师，他们主要在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工作。但日本教师接受培训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到1893年，那里已经没有外国教授了。

于东京大学任职的外国人之一，是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尤因（Alfred Ewing）的年轻苏格兰人，他曾在爱丁堡从事海底电报电缆等学术研究。1878年开始在东京工作后，尤因受当地情况的启发，发明了一种改进的地震仪（seismograph），即测量地震振动的仪器；^[11]作为那个时期主流兴趣的典例，该仪器后来被用于测量铁路桥的振动以检查其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尤因和四位日本同事进行了关于磁性材料的重要研究，别的不说，这单单对改进电动机就带来了诸多影响。在尤因五年合同结束，离开日本后，日本继续研究着这类工作，迎来了科学进步和合金钢的创新。

尽管近年来所有的日本技术史——特别是莫里斯-铃木（Morris-Suzuki）清晰透彻的著作——都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日本在这些技术转移中积极和创造性的一面，但在日本研究领域之外，人们仍然普遍认为日本人只是复制了西方技术。不过日本对磁性材料的研究显然不是简单的复制；尤因和他的日本同事之间的对话开辟了一条研究路线，这项研究也在日本独立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工业方面，进口机器促成了纺织机械、电力照明和火车头设计的独立发展。因此，即使在没有像尤因那样的个体接触的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日本和西方存在着一种技术对话，即进口技术和设备刺激了当地的创新。

在前几章中，我们观察到这种对话发生在公元1300年左右从中国向欧洲转移早期火器技术时（推动欧洲发明大炮），以及1830年左右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火车建造技术时（刺激了回转式火车转向架的发明）。日本的另一个例子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时日本正在进口现代纺纱机，但传统的纺织方法也仍在使用（与18世纪中期英国的情况不同，当时英国的手纺工无法跟上织布机的步伐，而在日本则恰恰相反）。为了挖掘新纺纱设备的潜力，达到更快的生产速度，日本创造了一种踏板式织机来提高织造过程的速度。40年后，当纺织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时，日本人从最著名的英国制造商——奥尔德姆（Oldham）的普拉特（Platt）兄弟那里进口了自动织机。然而，很快，日本的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款改进后的自动织机，即丰田自动织机（Toyoda loom）。现在轮到英国从技术对话中学习了，1929年普拉特兄弟公司获得了在英国生产丰田织机的独家授权。(https://www.daowen.com)

创新往往反映了技术转移接受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经常被认为是美国创新的一个因素；一个例证就是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为铁路建设引进的蒸汽动力机械铲子。而这项技术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规模地转移回英国，因为毕竟英国有大量报酬极低的非技术工人（其中许多人来自爱尔兰）。

日本也有类似的考虑：人口快速增长，其领导层不愿意接受来自海外的资本投资或贷款，因此在19、20世纪之交，日本劳动力充足，但资本稀缺。小作坊式的纺织和其他传统的生产形式因为吸收的资本少，反而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Fei）和拉尼斯（Ranis）将日本的许多创新描述为“部分现代化”（partial modernization），其目标是在不用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增加生产。在其他地方，他们认为“本土技术创新”是使推动资本投资的一个因素，但他们也强调了组织层面上创新的作用：例如，重新安排轮班工作，就可以使昂贵的机器带来更大的产量。^[12]

这再次体现了日本独特的组织方法。仅仅从机器和技术的角度出发，是不可能充分理解一项技术的。机器总是在生产模式的组织和管理的框架内使用，而组织上的变革往往是重要技术发展的核心。在第六章中，我们看到了英国纺织业的工业革命的源头，即其源于一种结合——来自意大利和印度的技术与英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操作的结合，所有这些都被重新思考、重新发展，以将新的见解融入组织生产的模式中。结果就是工厂系统的诞生，其特点是机器定调的工作节奏。最近由莫里斯-铃木、克兰西（Clancey）、维特纳（Wittner）等人撰写的日本技术史，正展现了一幅越发细致的技术发展图景，呈现了进口技术如何被改造以符合该国与众不同的组织理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