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于遗忘的反思
（1987年6月3日，华幽梦[1]研讨会上的演讲）
尝试性的开始
几个月前，有人提到将在法国举行一次会议，恰好与我在法国的时间吻合。但是后来我没有得到进一步消息，于是我就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
在正式被邀请到达纽约的时候，我刚好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学期，并准备第一次去法国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任教。这次的会议主题是：“遗忘的用途”（Usages de l'oubli）。哦，我没有读错……
暂定给我的题目是：“记忆的膨胀；历史的遗忘。”这个题目，我一定反对。如果有的话，那也应当是“记忆的萎缩；历史的膨胀。”但我宁可不要题目，或者是尽可能模糊的题目。实际上，私下里我更希望由德高望重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演讲，而我只需要聆听就好。但显然不可能。在写过一些有关记忆的文章之后，现在我似乎必须要谈一谈遗忘来弥补我的前提。我惶恐不安地接受了这个命运。还没有在我的写作中充分阐明的内容，我该怎么讲清楚呢？
一次巧合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我最初的焦虑，我迷信地把这个巧合解释为一个好兆头。
就在收到会议通知的几天前，我买了两本书，并且很快就读完了。这两本书是伟大的俄罗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卢里亚（Alexandr Romanovitch Luria）的作品。一本叫做《破碎世界中的人：脑外伤的历史》（The 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The History of a Brain Wound），另一本叫作《记忆能手的心灵：关于浩瀚记忆的一本小书》（The Mind of a Mnemonist：A Little Book about a Vast Memory）。1如你所知，这两本书都是个案史，都是精神病学的经典文献。可以说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是的，我在去巴黎的飞机上至少有些事情可以思考……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斯摩棱斯克战役（Battle of Smolensk）中，那个破碎世界中的人头部中弹。虽然他活了下来，但他失去了大部分记忆，同时还失去了记忆的能力。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极大的努力，他开始写作，每天几句话，一直写了大约25年。渐渐地，伴随着痛苦，他找回了一些过去生活的片段，甚至能够以某种有意义的顺序整理这些片段。但是这项工作能够带给他的始终是非常微弱的通往生活的线索，他还是无法触及正常的生活。他一度大喊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绝对什么都没有！只有少量片段信息……仅此而已！！对于任何主题我一无所知。我的过去被彻底抹去了！”
另一位却是记忆能手，他从小就拥有异于常人的记忆力，让研究他的心理学家和前来观看他在舞台上表演的观众都大吃一惊。
斯摩棱斯克人的悲剧并未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一般都会把失忆症看作病理性的。然而记忆能手的情况同样也是病理性的。如果脑部受损的人无法记忆，那记忆能手的问题就是无法忘记。因此阅读对他来说非常困难，不是因为他像那位斯摩棱斯克受伤之人一样忘记单词的意思，而是因为每当他尝试阅读的时候，其他单词和想象就会从过去涌来，妨碍他阅读手中的文字。谈到那位记忆能手，卢里亚称他“S”，并简洁地对问题展开陈述：
我们中有许多人都渴望找到增强记忆的方法；没有人需要处理如何忘记的问题。但是，在S的个案里，恰恰相反。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在于如何学会忘记。2
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尼采，他早在1874年就以疾病的角度宣告历史主义的危机：“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3还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4在爆发出这些最初的言辞之后，还有一些更为冷静的思考：
……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2]5
好吧，当然如此。读者点头表示同意，因为这本来就是老一套。同时也回避了问题。我们可以说，健康就介于记忆能手和斯摩棱斯克人之间。但考虑到既要记住也要忘记，界限在哪里？在这里，尼采对我们帮助不大。我们需要多少历史？什么样的历史？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我们可以忘记什么，我们必须忘记什么？这些问题那时没有解决，如今依然没有解决；只是变得更加紧迫。原因是什么仍尚待讨论，在这里或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我们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
二
但是我们已经跑在自己前面。对基本术语的开发还不够成熟。如果不能同时顾及“记住”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就无法有意义地谈论“遗忘”。因此，我要对记忆（mneme）和回忆（anamnesis）作出区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记忆本质上是不间断的、连续的。而回忆是用来描述那些被遗忘的事物的。当然，我在真正的犹太风格里还借用了希腊人的术语，特别是柏拉图。希腊人并没有涉及历史，他们关心的是永恒理念的哲学知识。除了较为少见的那些人，他们的灵魂还保留着对理念世界生前记忆的痕迹，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一种回忆，所有真正的学习都是努力记起被遗忘的一切。在《塔木德》的《经期卷》（tracte Niddah）中有一个类似的不同寻常的故事，故事讲到腹中胎儿知道整部托拉，而且还能从世界的一端看到另一端。但是就在出生的那一刻，天使出现，拍打了婴儿的嘴（在后来的传说中，天使亲吻了婴儿），这样婴儿立刻忘记了一切，（可叹！）他必须重新学习托拉。不过，既然在座有比我更了解希腊的学者，那么按我的习惯，我便从犹太人开始，按我的方式展开研究并达到更普遍的认识。
三
“遗忘的用途”在希伯来圣经中是找不到的。圣经只知道遗忘是可怕的。遗忘，是记忆的对立面，总是负面的，是首要的罪，其他罪过会因它而来。或许能在《申命记》第8章中找到最具权威的章节（locus classicus）：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申8：11，14，19）
这里令人震惊的前提是，整个民族不仅被警戒要记得，而且要对遗忘负起绝对责任，这个前提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集体遗忘和集体记忆一样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从心理学角度而言，“集体遗忘”实质上是毫无意义的。严格来看，民族、群体只能忘记现在，而不能忘记过去。也就是说，构成群体的个人能够忘记在他们自身生命中发生的事件；却不能忘记在他们之前发生的过去的事件，因为每一个人类个体所忘记的都是其自身生命历史的早期阶段。当我们说一个民族“记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现在这代人已经主动地将过去传承下来，而且这个过去被有意义地接受下来。相反，这代人如果没有把他们拥有的过去传承给下一代，或者下一代拒绝接受传承下来的过去，并且同理不再传承下去，就是这个民族在“遗忘”。传统延续的中断可能会突然发生，也可能是一个逐渐侵蚀的过程。但原则仍在，一个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一开始就从未接受的东西。
因此，如果一开始的斯摩棱斯克人和记忆能手对我们来说，是两个非常恰当的隐喻，那么绝不能将两者视作类比物。我们把“一个民族的生命”当作一种生物学上的隐喻，那么“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隐喻，即一个群体被人格化为具有一种集体心智的生物体，其功能在各方面对应个人的心智；也就是说，除非选择以弗洛伊德的眼光去理解历史，否则就要以当前这种否定心理—拉马克主义（psycho-Lamarckism）的态度去面对那些后果。6
四
我们在集体意义上所谈论的“遗忘”，指的是群体没能将他们所知道的过去传承给后代——且不论是有意还是被迫，是出于反叛、冷漠还是懒惰，或者是由于某种破坏性历史灾难的缘故所导致的。所有告诫都强调“要记得”，不要“忘记”，犹太人正是这样被告知的。然而，如果礼仪和历史叙述没有正典化为“托拉”——广义上的字面意义就是“教导”——反过来说，如果“托拉”没有不断地更新自身、成为“传统”，那么所有告诫也都毫无用处。
第一篇文献：
摩西从西奈领了律法书，交给约书亚，约书亚交给长老，长老交给先知，而先知又将其交给大会堂的人。
这一段是《密释纳》（Mishnah）篇章中《阿伯特》（Avot）这一卷的开头，说明了法利赛人的“传统之链”贯穿塔木德时期直至中世纪末。这段话虽然简练，但在我看来，它抓住了集体记忆的本质，是接受与传承的双重运动，不断推动其自身走向未来。正是这个过程塑造了群体的记忆基质（mneme），就是其记忆的延续性，代表的是链条上的一环，而非一条丝线。犹太人不是记忆大师，他们只是更愿意成为接受者和杰出的传承者。
第二篇文献（巴比伦塔木德，《安息日》篇［Shabbat］，138a[3]）：
我们的先师走进雅比尼的葡萄园，他们说：以色列注定会忘记托拉，正如经上所记（《阿摩司书》8：11）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这段消极阴郁的话读来令人意外且震惊。然而这段话并不能说明，对其所引的那节经文势必要作出这样的诠释，理解的关键在于传统自身为这段话设定的时间与空间。“雅比尼的葡萄园”指的是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Yochanan ben Zakkai）在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掉之时建立的经学院，第二圣殿是所有犹太记忆之地的中枢。雅比尼是对抗遗忘的堡垒。正是在那里，传统得以挽回，被研究和重塑，从而确保其在未来岁月中得以延续。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以下事实更能生动体现雅比尼在延续传统上的巨大力量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反对“传统之链”的说法，他认为对传统的继承实际上是无意识的重复，但作为犹太人，弗洛伊德仍然理解并感受到那遥远的历史事件的意义。1938年8月，德奥合并（Anschluss）之后，弗洛伊德逃离了维也纳，他的耶路撒冷，出于本能他追溯起雅比尼，显然雅比尼象征着安慰。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五届心理分析研究国际会议上，他在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帮助下发言：
［犹太］民族在政治上遇到的灾难教会他们珍惜他们保留下来的唯一财产，就是他们的圣经，特别是它真正的价值。就在提图斯摧毁圣殿之后，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立即请求当局许可，能够在雅比尼开设第一所研究托拉的学校。从现在起，就是圣经和所有研读圣经的努力使人们能够团结在一起。7
正是如此，声称托拉将会被遗忘的可怕预言竟然来自那些原本为托拉在未来的传承进行奠基的人，这样似乎更显得奇怪。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会持续多久。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预言，不如说是他们当下的焦虑，认为托拉处于被遗忘的危险境地。那么，对于雅比尼的先贤而言，托拉意味着什么呢？毕竟这些教导也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正如接下来的讨论即将表明的那样，此处具体的焦虑对象不是“历史”会被遗忘，而是犹太律法哈拉卡可能要被遗忘。重点很明确，律法是第一位的。事实上，只有与哈拉卡价值体系有关的历史才会被记住。其余的都被忽略、被“遗忘”。
第三篇文献（巴比伦塔木德，《住棚》篇［Sukkah］，20a）：
……古时候，当以色列忘记托拉的时候，以斯拉从巴比伦回来再立托拉。［其中一些］又被遗忘，巴比伦人希列（Hillel）回来再立托拉。然而，［其中一些］又再被遗忘，拉比希亚（R.Hiyya）和他的子嗣回来又再立托拉。
因而传统也知道全部托拉，或者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曾经被遗忘过三次，然后再得以恢复。大体上的意思显而易见。人们“遗忘”的那些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重新恢复的。三个例子中的第一个是最著名且最重要的。在《尼希米记》第8章里，以斯拉将众民召集在耶路撒冷的水门（Water Gate）前，这可以被称作民族记忆的一次大练习。但是和任何其他集体回忆一样，被恢复的记忆也已经彻底改变了。在住棚节的七天里，以斯拉和他的同伴第一次公开面对所有民众，大声朗读整部托拉文本——此处托拉指的是《摩西五经》——好似这是一部未曾中断过的“书”（sefer），同时利未人帮助阐释律法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神圣经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民族的共同财产，而不仅仅是神职人员的。圣经就这样诞生，诠释也是这样诞生的。因此，古代以色列宗教就变成犹太教，而雅比尼也开始拥有可能性。
五
我们并没有被召集到水门前，而是在华幽梦，我不会使用那些枯燥的古代文本让各位感到厌倦。我用这些是为了说明集体记忆运行的范式，还有处理遗忘危机和集体回忆的范式，当然这肯定也是不完整的，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特定传统中，记忆和遗忘的问题总是在传统中占据首要位置。我们的文本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全部遗忘的内容都包括在内。必定会有一些类别的遗忘内容从未出现在文献中，因为的确有些内容，甚至是强有力的内容真正彻底地被遗忘了。仅举一个例子：随着一神论在古代以色列扎根，原本丰富且令人敬畏的近东异教的神话世界被压制，并且逐渐被遗忘，人们只记得，先知文献对这个世界讽刺性的描述都不过是偶像崇拜，膜拜那些无生命的木头和石头雕像罢了。
我认为我们的文本是典范，一方面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超越了犹太处境，另一方面因为对所有的社会群体来说，集体记忆和遗忘的现象学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在细节上可能差异较大。对一个民族来说，过去某些基本元素——历史的或是神话的，通常可能是两者的融合——会成为“托拉”，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的，是宗法的、共有的、具有权威性共识的教导；而只有当“托拉”成为“传统”时，它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哈拉卡（halakhah），它不是“法律”（nomos），既不是亚历山大学派（Alexandrian）意义上的，更不是保罗意义上的。这个希伯来名词“哈拉卡”源于动词halakh，意思是“行走”，因此“哈拉卡”——就是人所走的路，是道路，是“道”（Tao）——是礼仪与信仰的复合体，赋予一个民族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对生活于当下的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只有对于该民族“道路”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的典范性时刻才会被传承下来；剩下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就只能散落在“道旁”。
然而在某些时刻，人们也能够回忆，尽管不是作为群体发起回忆，你可以说是杰出的个人或精英阶层——比如，以斯拉和利未人。每一次“文艺复兴”，每一次“改革”都常常会追溯到一个遥远的过去，去重新恢复那些曾经被遗忘和被忽视的部分，对这部分过往还会突然产生出具有同情的共鸣、一种移情和认同感。必然地，每一次这样的回忆都会将重新找回的过去转变成新的东西；并且无情地诋毁处于中间段的历史，认为这部分应当被遗忘。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昙花一现，这个成就本身就变成一种传统，并且由此延续下去。
虽然现代历史编纂或许能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其既代表记忆基质又代表回忆，但其实它既不是集体记忆也不是任何先验意义上的回忆，而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它常常重构过去，从而使集体记忆变得难以辨认；它所寻回的过去的确是失落的过去，但却并非我们感到失去的那个。我已经在《纪念》中详细地写清楚了这点，就不需要在这里展开了。
现代历史学家超脱于群体，而群体记忆也并不会立刻发生。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开始研究工作时仍然植根于他自身民族的生活之中，身处共同的泛欧洲文化中，作为记忆的塑造者、加工者和修补者。他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和作家，他还有理由觉得自己是历史中的行动者。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会发现，通过他的方法所能获得的回忆远远超出群体所能想象。整个过去都成为他探究方式的对象，而对整个过去的探索又是难以抗拒的。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对科学客观性的要求似乎促使他远离自身群体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远离自身的主题。现在回想起来，这两种趋势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历史以前所未有的势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尼采诊断出其中恶意。一开始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最后却变成顽疾。尼采只是众多看到这一点的人当中的第一位。
我们最开始的问题是——要记住多少忘记多少——而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在学科本身得到答案，因为历史学科关心的不是记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历史编纂没有选择性，只是它的选择性原则是内在的——与该领域的当前状况，论证的连贯性，所呈现的结构相关。不过原则上，就学科内在观点而言，关乎过去的任何方面，包括最晦涩难解的细节都值得研究立说。这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如果我们所寻求的是有关过去的知识，那么谁能够作出先于经验的决定，断定某些事实不具备潜在价值？正在着手开展研究的历史学家，为了追问更大的议题，总是需要在某些枯燥晦涩的专著中发现那些微小但至关重要的联系。对历史学家来说，上帝确实存在于细节之中，但是记忆却反对将细节当作神明。这个僵局没有出路，因为问题并不在此而是在别处。
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没有哈拉卡。就像卡夫卡小说中的乡下人一样，我们也渴望法律，但是我们却无法得到。长期以来我们谈论历史主义的危机，其实不过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生活危机的反映。如果危机恶化，那么其根源不是因为历史的追问，而是哈拉卡的缺失。只有哈拉卡能够确信什么是恰当的，什么应当放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才能够使我们将历史转化为记忆。仅靠历史学家是无法做到这点的。的确，他可以写出一部尚未写成的遗忘的历史——如果我曾选择这样做的话，今天就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个小章节——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们应该忘掉什么，而那正是哈拉卡的特权。
不和谐的尾声
在最后这点上，我突然感到要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我在写这篇论文时会遇到如此不同寻常的困难，为什么一直会有这样一场持续的斗争。时间上的压力，从纽约到巴黎，都不足以解释这点。我已经多次反复思量本次会议的题目，然后突然间我感到茅塞顿开。那么我在这里公开讲一讲。
“遗忘的用途”这个题目很吸引人，多少有些悖论的意味，或许有一定的重要性，肯定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但是我太晚意识到我在内心深处一直反对这个题目。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轻轻低语：你能够想象在布拉格或者圣地亚哥召开这样的会议吗？……令我沮丧的是，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否不经意地或是间接地促成了这个主题的出现，而现在却引起我最强烈的反对。
在《纪念》即将结尾的时候，我挪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卢里亚那位记忆能手的虚构兄弟——作为现代历史编纂过度发展的寓言。自此我意识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寓言，有些读者把整本书解读为我对历史学科本身的否定，或是对前现代历史认知方式的怀旧之情。我当然完全没有这种意图，如果要表达这样的看法，我需要更加谨慎。《纪念》的写作目的是要在集体记忆和历史编纂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当然，同时也显示出后者的膨胀。我不是要撤回说过的话。但是在主题为“遗忘的用途”的会议上，为了清楚起见，我必须加上这个附言。
我仍然认为，历史编纂不能取代集体记忆，也不是创建另一种共有传统的开始。但是，历史使命的本质尊严依然存在。在我看来，现在它的道德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仅有集体记忆的衰退和历史意识的淡漠，而且更有对任何存留记忆的任意抹杀，对历史记录的刻意歪曲，屈服于强权对过去进行虚构。对抗遗忘，对抗碎纸机，对抗对记忆的抹杀，对抗百科全书的编修者，对抗沉默的同谋者，对抗昆德拉所描绘的意象：能让一个人从照片上消失，只剩下一顶帽子——只有历史学家，带着对事实、证物、证据最为朴素的热情，这是他职业的核心使命，只有他能够捍卫过去。
而且，我们的确无法在太多和太少的历史研究之间画出明确界限，因为我们并不拥有超越自我的“哈拉卡”。如果只有两种选择，那我会站在“太多”这边，比起有太多东西要记，我更惧怕遗忘。就让不断积累的有关过去的事实继续倍增。即使只有专家阅读，大量书籍和专著也要继续增加。让各个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放着未曾被人阅读的书，这样，一旦其中一些被毁，其他一些还会保留下来。那些有需要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人的确存在过，那些事件真的发生了，这个解释不是唯一的解读。这样，那些有朝一日可能造就出一个新“哈拉卡”的人可以筛选和取回他们需要的东西。
在我离开纽约前，我的朋友皮埃尔·比恩鲍姆（Pierre Birnbaum）发给我《世界报》上的一篇报道，报社针对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是否应该受审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中心问题是这样表述的：“在以下两个词中，遗忘或者正义，哪一个最能代表你对战时和被占领时期的态度？”8
有没有可能是记者们无意中发现了比他们能意识到的更重要的东西？难道“遗忘”的反义词不是“记住”，却是“正义”吗？
在慌张和孤独之中，我草草记下这些反思。或许与策划这次会议的设想相去甚远。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愿遗忘天使可以马上到来，帮助你们尽快忘记我说的话。
【注释】
[1]华幽梦修道院（Royaumont Abbey）前身为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资助修建的一座修道院。自20世纪后，该修道院成为法国及他国人文学科领域几代重要学者进行交流活动的场所。
[2]此处尼采作品的中译文引自［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3页、第4—5页。
[3]应为13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