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琼枝：一味负气斗狠为哪般
女侠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种新的人物类型。唐以前，女性通常只扮演恋爱故事或神仙故事的主角；赋予她们以豪爽远识、奇侠谋勇的剑侠身份，那是唐代传奇作家的创造。她们美丽、飘逸，无论风度，还是功夫，都臻于超世拔俗的境界。
唐代女侠形象的塑造，是否有充分的生活依据呢？看来没有。中国的女性，一向以闺房为主要的活动空间；即使是在胡风盛行的唐代，也绝没有纵横南北、浪迹江湖的美丽的青年女子。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让女子扮演剑侠，这纯属浪漫的想象。本来，一篇小说，有了女子穿插其间，便觉生色；倘若这女子风采过人，小说自更具魅力。女侠只适合于出现在想象的世界中，如果有谁试图在生活中扮演女侠，那便不免滑稽，有点像堂吉诃德了。
然而，《儒林外史》中的毗陵女士沈琼枝却正是一个努力将侠的品格落实在实际生活中的喜剧人物。
毗陵是常州的别称。沈琼枝的原型，即清代袁枚《随园诗话》所说的“扬州女子”。据《随园诗话》卷四记载，袁枚任江宁县令时，有个叫张宛玉的扬州女子，初嫁淮安一姓程的盐商，跟丈夫闹纠纷，私自逃了出来。袁枚提解她时，她在大堂上献上一首诗：
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
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
诗写得不错。袁枚怀疑是请人所作，于是宛玉要求面试。袁枚指庭前枯树为题，宛玉当场完成了一首五绝：
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
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16]
能够即景赋诗，可见张宛玉不是一位冒充的诗人。
张宛玉其人其事，在当日的南京一带曾使舆论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她私自出逃，其性格与普通的弱女子大是不同；但袁枚等人尤为欣赏的还是她的诗才。吴敬梓则以其大胆抗争的性格为基础，塑造了一个以女侠自居，打算征服社会却为社会所征服的既可敬又可笑的喜剧性与悲剧性交融的人物。
侠女处事，不必遵循常规。沈琼枝即是如此。但大一统的天下，人们向来按常规生活，不循常规就免不了碰壁。任侠吃不开，一个年轻女子任侠更吃不开。沈琼枝所经历的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
盐商宋为富用娶妾的规格对待沈琼枝，打发家人来吩咐：一乘轿子，将她“抬到府里去”。她去了。按常规，这就是同意做妾的表示。但沈琼枝却意在与宋为富“斗狠”，赢了没有呢？没有。宋为富料她飞不到哪里去，压根不理会她；她的父亲沈大年去告状，也被宋为富打通关节，“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琼枝被软禁在宋府，无可奈何，只好买通看守的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席卷了宋为富房里所有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这举动，有些像汉代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但卓文君夜间出走，是去投奔自己的情人司马相如；沈琼枝投奔谁？也有些像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妓，但红拂妓自有李靖可以依靠，沈琼枝依靠谁？回常州老家，怕人耻笑，只好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这位侠女先是自投宋府这张罗网，现在撞破了罗网，又无枝可栖，真是进退两难了。
沈琼枝到了南京，在城里大贴广告：“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她想象“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多少名人在那里，我又会作两句诗……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谁知大谬不然。杜少卿携着娘子的手游山，还惹得“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旁人眼里，杜少卿娘子不是宠妾，便是妓女。是呀，岂有身为夫人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浪游”之理？沈琼枝的所作所为又非携手游山所可比拟。一个单身少妇，在市井招揽顾客，还会是良家女子吗？连武书看了她的广告，也疑心她是暗娼。在武书看来，身为暗娼，“却又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岂止是可笑，沈琼枝是自己给自己惹麻烦。自从她挂了招牌，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地来物色，非止一日，她不胜烦恼地承认：“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她的“缘法”何在？
沈琼枝不是倚门之娼，也不是江湖之盗，可她不识时务，只能引起这类误解。她沉浸在对自我的侠女感觉中，用侠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差人押送她回江都，她不给钱，“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两个差人赶着扯她，被她施展拳术，打了一个仰八叉。敢作敢为、独来独往，这都是对豪侠的仿效。武书见过她一面后，观感是：“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武书的观察相当准确。
车中女子同红线都是唐人传奇中的女侠。前者见于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后者见于袁郊《甘泽谣·红线》。传奇作家的诗人气质所孕育出的女侠，妩媚而轻妍，比如车中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17]；她营救身陷监狱的举人时，如鸟飞下，好似荡漾的音乐。沈琼枝仿效车中女子和红线一流侠客，落实下来，却只是到处跟人负气斗狠，这简直是对自我的调侃！天目山樵评语说得精到：“琼枝行径正与凤四老爹相同，观其作为似乎动听，而实无谓。”
或许不应忽略的是《儒林外史》在情节安排上的一个错位。郭孝子论侠，那番话本是针对凤四老爹说的，可为什么要在写萧云仙时说出呢？吴敬梓的这一情节错位另有用意。他笔下的萧云仙，听从郭孝子的指教，转换人生轨道，不再行侠，而是投军“报效朝廷”去了。萧云仙以游侠的气概行“建功立业”之事，果然不同凡响，他一连打了几场胜仗，又建城池、立学校、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其功业这般卓著，理当受到朝廷的嘉奖并获得晋升。然而不。他不仅依旧身处下僚，还要在他的名下“追赔”建城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真叫人哭笑不得。
《儒林外史》就这样展示出了生活的真实状态：要么是张铁臂那样的假侠客，要么是有侠义风骨但实际上却无所作为的凤四老爹和到处碰壁的沈琼枝，要么是行侠和入仕都无法实现人生价值的萧云仙。古代文学作品中光彩夺目的侠客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机缘的。吴敬梓写假侠客张铁臂是和写娄府的那些假名士相呼应的，而将真侠凤四老爹安排在虞博士等真儒消磨尽了之后出场，则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不但许多真儒大贤无用武之地，连真侠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至于沈琼枝的“负气斗狠”和萧云仙的“报效朝廷”，跟凤四老爹行侠一样，其结局都是梦的破灭。吴敬梓如此处理，无疑含有这样的感慨：行侠不可，“报效朝廷”也不可，没别的选择，只好做隐士了。(https://www.daowen.com)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真儒和真侠都只有隐居一途，乃是现实“无道”使然。这就是吴敬梓，一个在野儒生，在对整个社会做了长期的观察后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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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37页。
[2]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541页。
[3]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4] 董浩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24页。
[5] 李白：《李太白全集》，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25页。
[6] 李冗：《独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7] 裴铏：《传奇》，见《宣室志·裴铏传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
[8] 冯翊：《桂苑丛谈》“崔张自称侠”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
[9]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45—3049页。
[10]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
[11] 陈文新译注：《日记四种》，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254页。
[12] 甘熙：《白下琐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13]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81页。
[14] 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艺苑志异》“甘凤池”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84—485页。
[15] 《浙江总督李卫奏覆张云如甘凤池案情暨两江总督人选等事折》，见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2页。
[16] 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17]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50—1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