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溱洧》的解读
论《女曰鸡鸣》之后，杜少卿又附带说到了《溱洧》篇，不过《诗说》中未见相关内容。也许，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吴敬梓（杜少卿）对《溱洧》的曲解的确与《诗说》的著述体例不能兼容，但他刻意在《儒林外史》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实有一番良苦用心。
《诗经·郑风·溱洧》描写郑国的青年男女在溱河洧河岸边游春的情景，是一首明快爽朗的情诗。原文是：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也将程俊英的译文转录在下面：
溱水流，洧水淌，三月冰融水流畅。男男女女来游春，手拿兰草驱不祥。妹说：“咱们去看看？”哥说：“我已去一趟。”“陪我再去又何妨！”洧水外，河岸旁，确实好玩又宽敞。男男女女喜洋洋，相互调笑心花放，送枝芍药表情长。
溱水流，洧水淌，三月冰融清又凉。男男女女来游春，人山人海闹嚷嚷。妹说：“咱们去看看？”哥说：“我已去一趟。”“陪我再去又何妨！”洧水外，河岸旁，确实好玩又宽敞。男男女女喜洋洋，相互调笑心花放，送枝芍药表情长。[7]
朱熹《诗集传》说这首诗是“淫奔者自叙之词”[8]。拂去“淫奔”二字的贬抑色彩，朱熹其实是说，这首诗描写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他的理解与我们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感受相吻合。
有意味的是，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却对《溱洧》毫无顾忌地做了曲解。他借杜少卿之口说：“据小弟看来，《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所谓“淫乱”，实际上即指自由恋爱或嫖妓。
吴敬梓的阐释与诗意相悖，这是不必讳言的。有必要追问一句的倒是：吴敬梓为何要把青年男女的恋爱曲解为“夫妇同游”？用意是什么？
要弄清吴敬梓曲解《溱洧》的动机，可以提到另一个相近的事实：对于戏曲中所描写的才子佳人恋爱，吴敬梓也曾予以曲解。他的一位朋友李本宣，年轻时写过一本传奇剧《玉剑缘》。“十部传奇九相思”，《玉剑缘》也不例外。其剧情梗概，从第一出的《沁园春》词便看得出来：淮南才子杜器（子村）和一李姓佳人因一笑之缘而终成连理。这种才子佳人故事，在古代戏曲中比比皆是。吴敬梓曾为《玉剑缘》作序，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看出，《玉剑缘》与他所批评的“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劖刻，畅所欲言”的其他“南北曲”作品并无不同。但同时，吴敬梓又郑重告诫“读其词者”，千万不要疑心它的作者李本宣是个以风流才子自居的人。他阐述了两条理由：一、“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9]。这与借酒浇愁是一回事。借酒浇愁者并非酒鬼，照此推论，李本宣借戏曲“消其块磊”也不能与风流才子混为一谈。二、“发于一时，感于一事，非可因玉钗挂冠、罗袖拂衣，遂疑宋玉之好色也。”[10]一时兴之所至，或年轻时突发奇想，不代表作者的一贯性情。如果看了这个剧本，就想象李本宣是个风流才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吴敬梓很自信地论证道：李本宣二十年来勤治诸经，有志于立言以垂不朽，他哪里会看重这部戏曲作品呢？
吴敬梓对文学作品中的男女恋爱的不恭维，与他对才子风流的反感分不开。清代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对小说戏曲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这些作品在描写男女情事时，男的必然轻佻狷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风流；女的一定冶荡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绝世。他以为，这些作品对读者危害甚大，那些有小慧而无学识的男子，以及通文墨却不明礼法的女子，往往将小说戏曲中的才子佳人视为古代的真实人物，愚蠢地加以仿效；另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更自命风流，无所忌惮地以才子佳人故事来引诱不更事的读者。看起来，吴敬梓的想法与章学诚相通。《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紧接在杜少卿解说《溱洧》之后，季苇萧醉中问他：“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据我说，镇日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也觉得扫兴。据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何不娶一个标致如君，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杜少卿当即答道：“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其姣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杜少卿的意思也就是吴敬梓的意思，因为吴敬梓就是杜少卿的原型。
风流浪漫的季苇萧时常流露出作为才子的优越感。第二十八回，扬州娶妾，他扬扬自得地告诉鲍廷玺：“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第三十回，季苇萧又有一通关于才子佳人的“宏论”：“才子佳人，正宜及时行乐。”第三十四回是季苇萧第三次发表“高论”了。
季苇萧的言行，常令人想起《聊斋志异》中的“狂生”。在蒲松龄的笔下，“狂生”通常被允许无拘无束地追逐佳人，置礼法于度外，比如《青凤》中的耿去病、《辛十四娘》中的广平冯生。作者和读者都乐于欣赏他们无拘无束的恋爱生活。有人曾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对封建礼教的叛逆，那是误会了。这其实是才子优越感的表现。旧日的文人有两种：一为儒生，一为才子。儒生必须循规蹈矩，做社会的表率；才子却可以倜傥不羁，扮演“佳话”中的浪漫角色，比如西汉的司马相如、明代的唐寅等。
照一般的逻辑，才子型人物的行径，有败坏社会风气之嫌，何以当局竟能容忍，甚至加以鼓励呢？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就此做过解释。他指出：吴中地区的名士，如唐寅、祝允明，才情轻艳、放诞不羁，经常越出礼教的藩篱。这一类恃才傲物、跅弛不羁之人，应该说足以取祸，但真实的情形却是，他们在生活中备受宠爱，不只达官贵人争相与他们结交，就连诸王也以与他们交往为幸，唯恐他们离去。这说明了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赵翼的结论是：“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1]原来如此！才子风流与礼法只在理论上有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倒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礼法维持秩序，才子风流点缀升平，各有各的用处。由此，读者可以理解，何以蒲松龄一方面赋予了“狂生”们以自由恋爱的特权，另一方面又在部分作品如《金生色》《金姑夫》《土偶》中极力强调礼教的尊严。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金生色”等是为普通人说法，他们是不能像“狂生”那般无拘无束的。蒲松龄认可“才子”的优越感。(https://www.daowen.com)
吴敬梓如何呢？他显然不提倡才子们带着优越感生活。季苇萧劝杜少卿娶一个又标致又有才情的如君，杜少卿当即表示反对。季苇萧的社会责任感极其淡薄，他沉溺于才子风流，以名士自许，以享受人生为目的；吴敬梓却执着于挽回世俗颓风，对才子风流可能导致的负面后果非常忧虑，因而努力加以正确引导。金和《儒林外史·跋》说：“读者大半以其体近小说，玩为谈柄，未必尽得先生警世之苦心。”“（先生）又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俾闺人亦可流览，可知先生一片婆心，正非施耐庵所称‘文章得失，小不足悔’者比也。”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所显示的是一个传统儒生的庄重方严和忧世热肠。否定才子的优越感，吴敬梓比起众多自我陶醉的文人来，怕是高出许多了。
回到本章的题目，我们的结论是：吴敬梓把自己的《诗经》研究心得纳入《儒林外史》，不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评价人物的方式，还有助于在叙事中传达作者的文化理想和道义理念。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作为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杰出小说家，他确实身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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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7页。
[2] 沈大成：《学福斋集》，见《续修四库全书》14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3]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0—141页。
[4]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1页。
[5] 吴敬梓：《诗说》，见《吴敬梓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11页。
[7]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157页。
[8]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6页。
[9] 吴敬梓：《玉剑缘传奇序》，见《吴敬梓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10] 吴敬梓：《玉剑缘传奇序》，见《吴敬梓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11] 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