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解读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

第八章 《诗经》解读的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

在学术研究领域，吴敬梓的专长是《诗经》，著有《诗说》一书。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1]对于《诗说》，吴敬梓看得很重。程晋芳这里提到的“族祖绵庄”，即程廷祚，是《儒林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

在清代研究《诗经》，无法回避朱熹的《诗集传》。这仅因为《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更因为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诗经》题以朱熹的注释为答题标准。吴敬梓对学者朱熹是尊重的，但反对“泥定”朱注，主张兼采汉、宋，泯灭门户之见。一些朋友或后学对他的《诗说》大为赞赏，金和《儒林外史·跋》认为其中许多见解均为“前贤所未发”；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说吴敬梓“少治毛诗，于郑氏、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菁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2]。通读《诗说》，可见这些话并非朋友间的过誉。(https://www.daowen.com)

吴敬梓是一位《诗经》研究专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把自己的《诗经》研究心得纳入《儒林外史》，不足以见出其高明；但是，当《儒林外史》中的《诗经》解读不仅是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也是一种评价人物的方式，还有助于传达作者的儒生情怀和道义理想时，其叙事功能和文化意义就不同寻常了。这里就其中两个例子所蕴含的深意、所发挥的功能加以说明，以期对吴敬梓的文化立场和小说家才情有进一步的体认。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女曰鸡鸣》的解读，一个是关于《溱洧》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