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笔、直笔写“书中第一人”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的回目是：“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所谓“真儒”“名贤”，指的是虞博士。他出生在麟绂镇。在古代，麟被认为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因此，天目山樵的评语认为：虞博士出生于麟绂镇，就表明他在《儒林外史》中实际上处于圣人的位置上，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杜少卿对虞博士的评语大体确定了《儒林外史》塑造这个人物的基调：
这人大是不同，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他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
伯夷、柳下惠、陶靖节（陶渊明）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隐士，不食周粟、采薇而死的伯夷更被孔子推崇为“古之贤人”[1]。中唐韩愈热情洋溢地写过一篇《伯夷颂》，认为朗朗日月，不足以喻其明；巍巍泰山，不足以喻其高；天长地阔，也容不下他特立独行的豪杰之气。他信道笃，自知明，千百年间，一人而已。[2]吴敬梓以虞博士比伯夷，正是把他作为《儒林外史》第一人来写的。
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寻常的君子易，写超凡的君子难。这是小说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对虞博士这样一个“真儒”“名贤”，怎样用笔，才算恰当呢？
《三国志演义》也曾推出一个超凡的人物，即诸葛亮。罗贯中大量采用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手法。刘备三顾茅庐时，小说家有意放弃了全知全能的资格，宁愿跟着刘备做个初到隆中的陌生人。所有的信息都从刘备那儿来，刘备见到的、听到的，《三国志演义》才写；刘备见不到的、听不到的。《三国志演义》就不写。一切以刘备的所见所闻所知所了解为限，这便是第三称限知叙事，又叫单人物角度，又叫有限范围内的全知作者。其特点，正如美国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所说：作者被限定在某种范围之内，叙述者即作者不再同所有的人物处于相同的距离，他只同其中一个人物比较接近；我们只能从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信息，作者不能告诉读者这个人物所不知道的东西。[3]
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助于将对象保持在神秘的状态。模糊有其自身的价值，潜伏在背景上的隐约可见的影子会产生阴险和恐怖的气氛，透过面纱去看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则更加具有诱惑力。所谓魅力往往具有迷惑人们视觉的特点。好莱坞电影界惯以避免他们的明星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做法来维护他们的魅力，是有充分道理的。同样，描写的有限性和推测性也能使对象显得神秘莫测。因此，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常被用于处理非凡的人物或超常的境界。《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即是如此。这个《三国志演义》中的第一号人物，迟迟不出场；出场时，又为他安排了刘备三顾茅庐的仪式。在卧龙岗上，刘备是个初来乍到的陌生人，他对一切都不甚了然，这就免不了误会，免不了做推测性的判断。在一次又一次的误会和推测中，诸葛亮的神秘感越来越强。清初毛宗岗回前总评很有见地地分析说：这一回着力写诸葛亮，但诸葛亮并未正面出场。原来，善于写“妙人”的作家，往往不在实处写，而在虚处写。写他如同闲云野鹤，踪迹不定，才给人远离尘世之感；写他如同威凤祥麟，难以目睹，才给人以气象森严之感。[4]毛宗岗说得很对。从阅读感受来看，一个隐约可见的形象比一个清晰完整的形象，自是更加吸引人。
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这么明显的好处，何以吴敬梓在塑造虞博士这一人物时，居然没有采用？原因何在？(https://www.daowen.com)
是吴敬梓不懂这一技巧吗？当然不是。《儒林外史》开卷第一回就曾娴熟地运用这一技巧来驾驭情节：那天，王冕在七泖湖畔放牛，只见那边走过三个人来，“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他们姓甚名谁？王冕不知道，作者也就不做交代。吴敬梓的这一模糊化处理，成功地使这三个读书人成为全书中所有沉沦在功名富贵欲望中的读书人的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他们越抽象，越神秘，象征和隐喻的功能越强。
吴敬梓如此擅长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却不用来刻画虞博士，其中必有缘故。这里提出两点供读者参考。
一、吴敬梓不想把虞育德写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读《儒林外史》，我们深切地感到，在描写那些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人物时，吴敬梓格外乐于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比如他写杨执中、权勿用，就是如此。作家以此表现他们的不合常情，表现他们令人迷惑不解的言行；在观察者和人物之间，划出一道鸿沟，使杨执中、权勿用几乎不再是我们这个正常世界的一员。
虞育德是吴敬梓笔下的“真儒”。他与汉代的董仲舒不同，与宋代的朱熹等也不同，他更接近于原始的儒家，比如孔子。其性格浑雅、冲淡，绝不故立崖岸，绝不故作庄重；在日常生活中，他也平凡无奇，也有弱点。比如，他答应过同僚照应武书的请托；他考过举人，考过进士，还做了官；他也辛辛苦苦地挣钱养家；对那个没法管教的侄儿，他答应其非理要求；还开释过在考场作弊的监生……但他鄙视功名富贵的崇高人格，并未因此被遮掩。从他的平易近人的生活境界中，我们领略到“真儒”的纯粹与“古趣”。塑造这样一个寓伟大于平凡的形象，用得着故作神秘吗？在吴敬梓看来，故作神秘是假名士的勾当。
二、小说以“史”为名，手法也多有借鉴正史之处。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中的第一号人物，用笔必须郑重，并有意泯灭技巧的痕迹。清代词论家有重、拙、大的说法；古代中国人以缓步慢声为持重；的确，内在的“重”经常伴随着表相的“拙”——即回避机智，回避技巧。吴敬梓写虞博士，即遵循这一原则。卧闲草堂评语说：
此篇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是以文字无峭拔凌驾处。然细想此篇最难措笔。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虽有易牙，无从施其烹饪之巧……尝谓太史公一生好奇，如程婴立赵孤诸事，不知见自何书，极力点缀，句句欲活；及作《夏本纪》，亦不得不恭恭敬敬将《尚书》录入，非子长之才，长于写秦汉，短于写三代，正是其量体裁衣，相题立格，有不得不如此者耳。
天目山樵的评语也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写“第一人”，犯不着花里胡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