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接心理描写揭示“礼贤下士”的表演意味
说来读书人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一方面，他们是道的承担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参与治理天下的过程，可能即是其依附政治领袖的过程，士阶层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尊严，又实现其“济天下”的抱负，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早期知识阶层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士以帝王师自处，君王则以师礼待士。据西汉刘向编撰的《说苑》记载，郭隗曾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他的理由是：帝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师傅；王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朋友；霸者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仆从；危国之臣，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奴隶。如果君王以颐指气使的态度寻找臣子，那么到来的只是执劳役供使唤的人；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对待臣子，那么到来的就是人臣之才；以彼此平等的礼节相待，那么可以做您朋友的人才就来了；以谦卑虚心的态度相待，那么足以做您师傅的人才就来了。有了师傅之才做大臣，就上可以称王，下可以称霸。[5]郭隗的心理战术是高明的：在把士抬高为“师”的同时，也把君王抬高为“帝”。这样，妨碍政治领袖们礼贤下士的心理障碍就容易被克服一些了。
如果说，战国时代的“礼贤下士”常常只是君王的一种姿态，只是为了满足士阶层的自尊心，或赢得士人的“为知己者死”的忠诚，那么，秦汉以降的帝制政权下的“礼贤下士”，其政治“表演”意味就更为浓重。比如《三国志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即不免装腔作势的意味，清初毛宗岗在第三十七回的回前总评中说：
每到玄德访孔明处，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或谓孔明装腔，玄德作势，一对空头，不若张翼德十分老实。予笑曰：为此言者，以论今人则可，以论玄德、孔明则不可。孔明真正养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玄德真正慕贤，非比今人之本不爱客，只因好名，虚修礼貌也。[6]
毛宗岗的辩护自有其理由，《三国志演义》关于君臣关系的描写几乎完全依据郭隗的话而展开：写诸葛亮，以“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师傅”为基调；写周瑜、鲁肃，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朋友”；写荀彧、贾诩，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仆从”；写辛毗等人，则“其名义是臣子，其实质是奴隶”。这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假如刘备、诸葛亮被鉴定为装腔作势，岂不太煞风景？但毛宗岗并没有因为怕煞风景而掉头不看世态的真相，他坦率承认了“今人”的“空头”与“假意”。
吴敬梓和毛宗岗的见地同样高明。只是，“今人”的“空头”与“假意”，怎样才能使读者一目了然？看来吴敬梓在这方面也高明过人，他采用了直接心理描写的手法。
《儒林外史》开卷第一回便记叙了时知县拜访王冕的事。在下乡拜访王冕之前，时知县曾在心里反复盘算该不该去。他一会儿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一会儿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终于拿定了主意。
时知县的心理活动颇耐人寻味。王冕何许人也？以社会身份而论，仅是诸暨县的一介乡民，虽说“会画没骨花”，但毕竟只是乡民而已。时知县何许人也？乃是诸暨县的父母官。父母官如此之尊，乡民如此之卑，则父母官万不可下顾，否则就有失身份。的确，连翟买办也大大咧咧地对王冕发话：“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倘若时知县竟亲自去拜访王冕，岂不“惹得衙役们笑话”？这思路可谓逻辑严密。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王冕虽是乡民，却大受危素赏鉴。危素是谁？父母官之“老师”也。王冕虽卑，“老师”却尊。既然如此，则尊王冕即尊“老师”，拜王冕即拜“老师”，何乐而不为？“况且屈尊敬贤”，礼贤下士，这原是古圣所倡导的，历来史家无不交口称赞。拜一乡民而兼收“拜老师”之利与“敬贤”之名，合算至极，虽为“衙役们笑话”也顾不得了。
每次读到这段心理描写，都不免产生奇想，如今且将这奇想披露给读者。试问，假如吴敬梓只写时知县下乡拜王冕的外在行迹而不揭示其动机，读者的感受又将如何？
不做直接心理描写本是中国古代史家信守的原则。他们认为，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见可闻的；不应该直接交代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外人无法观察到的。这一原则的优势是明显的，比如，它增强了读者对事件的真实性的信任。但它也伴随着一个遗憾，即由于作者无权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某些行为的真正动机难以有准确无疑的了解。
可以看一个实例：《三国志演义》第三十三回，曹操打败袁绍后，为之设祭，“再拜而哭甚哀”，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这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曹操的这一举动，却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北宋刘敞《题魏太祖纪》提出，曹操之哭是真实的。因为，在董卓之乱时，袁绍和曹操曾真心实意地结为同盟，艰难周旋，祸福与共，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袁、曹都想称霸一方，于是相互进攻。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并不是由于二人怀有宿怨积仇。等到曹操打败袁绍，功成业就，想起当初共同对敌的日子，英心感动，自然流泪，“此乃所谓慷慨英雄之风也，岂介介然幸己成而乐人祸哉”[7]。但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却咬定曹操是假哭，是“奸雄手段”：杀了他的儿子，夺了他的儿媳妇，占了他的土地，却又到他的墓前大哭，这会是发自内心的吗？(https://www.daowen.com)
刘敞和毛宗岗的看法，读者尽可自由选择。但两人的分歧表明，由于《三国志》《三国志演义》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没有直接描写，读者对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很难准确把握。假如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背后的心理原因，读者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吴敬梓看来即意在避免读者误解。时知县下乡拜访王冕，仅以外在的行迹论，当然值得大书特书。刘备三顾茅庐，中国老百姓几乎妇孺皆知。时知县当然不是刘备那种挟带着天子气的豪杰，他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但一个七品芝麻官，如果能礼贤下士，其境界却与刘备三顾茅庐相当。怎样表现时知县才不致使读者误将他当成一个刘备似的人呢？光写行迹不行，只能从把握他的行为的动机入手。
不过，吴敬梓的目的似乎又不只是避免读者误解。他写了一个“只因好名，虚修礼貌”的时知县，便足以引起读者的思索，像周威公师事宁越、魏文侯师事子夏等在士阶层中千载流传的佳话，是否也仅仅是化了装的政治表演？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比如官场，是否也有许多类似的表演？
事实上，对官场着墨不多的《儒林外史》，也用解构的笔法展示出了官场中的表演。第四回写到汤知县办案的一件事。几个教亲给汤知县送了五十斤牛肉的礼，求他办事。汤知县不知道这礼能不能收，便请教举人张静斋，张静斋说：
老世叔，这话断断使不得的了，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
张静斋出主意叫汤知县严惩那个为首的老师父。第二天汤知县果然雷厉风行，将那老师父惩罚至死。表面看来，汤知县真是个不贪贿赂、执法如山的清官。但是，读者可能注意到了张静斋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依小侄愚见，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上司访知，见世叔一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
原来，所谓“严格执法”，有时也只是当权者谋取名利的手段而已。连严贡生这类下流之辈都会援引“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古训，读者对某些冠冕堂皇的言行是不能不掂量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