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小说史上的《儒林外史》

余论 小说史上的《儒林外史》

清代相当一部分章回小说，如吴敬梓《儒林外史》、夏敬渠《野叟曝言》、屠绅《蟫史》、李汝珍《镜花缘》，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所列举的代表作品，它们与明代章回小说在创作路向上的差异，类似于宋诗与唐诗的差异。

唐、宋诗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唐诗注重意象的自然呈现，而宋诗注重说明和演绎，唐诗注重感悟，宋诗注重思理。这一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呢？回顾唐诗的历程，不难发现：唐代诗人在开拓疆土的过程中，目光主要集中于新的题材的发现和使用。盛唐诗人的题材领域至为宽阔，凡汉魏诗人写过的题材，他们几乎没有遗漏地继承了下来，其间没有明确的题材重点；至中唐，以大历诗人为代表，集中于山水题材的开拓，将王、孟一脉发扬光大；晚唐诗人如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则又致力于女性题材的开垦，与宫体诗一脉相承。女性题材被大量使用，表明新题材的发现和使用已没有多少余地，诗人们必须另辟路径，才能有所建树。这一状况提示宋人，如果他们不想自立于诗人之林则已，倘若还有这样的抱负，那就不能凭借新题材与唐人争胜，因为所有的题材都被唐人用心地写过了并且写出了极为出色的作品；他们必须换一种写法，换一种与唐人迥异的写法，才能与唐人一较高低。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正是长期探索的产物。所谓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即以文为诗——用写古文的手法来写诗。宋诗的风貌之所以不同于唐人，原因在此。

清代章回小说作者的处境，与宋人颇为相似。历史、豪侠、神魔、人情，主要的题材都被明人写过并且写出了出色的作品，“四大奇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这四种小说类型的代表作品。清人如果试图展开新的局面，可供一试的路数之一是换一种写法，换一种与明人迥异的写法。明人以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见长，一部分清代作家则试图以思想见长（如《儒林外史》），以博学多识见长（如《野叟曝言》《镜花缘》），以才藻见长（如《蟫史》），概括地说，以才、学、识见长，而不以塑造人物、编织情节见长。

《儒林外史》以思想见长，其特征是对各种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并以独具个性的讽刺笔墨表现出来。李汉秋、周林生《讽刺小说流变谈》一文指出：“宋人‘说话’四家中已明确的三家：‘讲史’‘说经’‘小说’，构成宋元明小说主要的三类。‘讲史’发展为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实是历史小说的一支。‘说经’发展为神魔小说。‘小说’中取材于现实世情世态的部分，到明代则发展为长篇的世情小说如《金瓶梅》。……上述三类明代小说中，唯世情小说最最富有现实主义的质愫，随着明中叶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迅速发展，成为最有生命力的小说，迨至清代，历史演义、神魔小说都走下坡路，唯独反映现实人生的世情小说蓬勃发展，成为小说界的主流，题材和表现手法也越来越多种多样，以至于不得不再将世情小说分为若干类，才能概略地反映已经繁衍分杈了的世情小说的面貌。世情小说的再分类可以从不同的分类标准来进行，大部分仍按照传统的题材分类法，把其中描写婚恋家庭生活为主的称为人情小说，描写侠义为主的称为侠义小说，描写公案为主的称为公案小说等等。作品一多，就有可能冒出变异，个别小说采取了某种特别的写作态度和表现手法取得了突出成就，即是说，使其从众多世情小说中脱颖而出的主要不是题材有什么特异，而主要是对现实的态度和表现手法有了特异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以其独特的态度和方法作为立类的名称。《儒林外史》的情形盖即如此。在乾隆朝繁多的世情小说中，它以讽刺的态度和方法而独标一帜，这一特异之处被鲁迅所发现，于是他把它从众多的世情小说中特拈出来，标以‘讽刺小说’之名，以引起对它的创作特点的注意和重视。……既然讽刺小说与世情小说、神魔小说不是从同一标准分的类，那么就容易理解它同后二者之间不是分疆而治互相排他的关系。广义的讽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寄寓性讽刺，主要从神魔小说中孕育出来；一种是现实性讽刺，主要从世情小说中孕育出来。狭义的讽刺只指后一种，当鲁迅说《儒林外史》‘几乎是惟一的’的讽刺小说时，他用的是严格狭义的概念。”^[1]本书大体同意李汉秋、周林生的论述，但需要做几点补充说明：一、英雄传奇不宜视为历史小说的一支，或者缩小范围：《水浒传》不宜视为历史小说，实际上，它与宋元说话“小说”一家中的“朴刀杆棒”具有更深的血缘关系，而与“讲史”一家较为疏远。二、《儒林外史》即使是在题材上也与人情小说存在相当大的差别。人情小说主要包括世情书、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儒林外史》不涉及艳情是一目了然的，而写“才子佳人”的目的是为了从解构中表达一种艺术态度，与他解构八股取士制度以表达一种学术态度、解构名士风流以表达一种人生态度一样，见地的深刻是他关注的焦点。

值得推崇的是，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虽以思想见长，却基本采用客观叙事，它的叙述者极少对故事发表评论。但同时，它也通过多种手段，引导读者按照他的要求去理解和接受他的故事。这是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吴敬梓的小说才能，远远高出夏敬渠（《野叟曝言》作者）、屠绅（《蟫史》作者）、李汝珍（《镜花缘》作者）。(https://www.daowen.com)

晚清谴责小说与《儒林外史》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2]谴责小说之“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作者的出发点而言，李伯元、吴趼人都曾是小报编辑，以小说迎合广大的小报读者群，乃是他们的宗旨之一；就作品的风格而言，以在报章上连载的方式写作，每一段落自成格局，自具面目，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意图显豁、辞锋外露是一个长处，“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反而会给小报读者造成理解和接受的障碍；就讽刺的技巧而言，由于追求淋漓尽致的宣泄，一代谴责小说作者宁可过甚其辞，也不愿让倾向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过甚其辞可以得到读者的喝彩，“无一贬辞”却只能造成读者敬而远之的冷落。鲁迅将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视为两种小说类型，准确地揭示了各自的文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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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学术委员会编：《19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6年，第79—80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