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家与道家

儒家与道家的区别，可以罗列出许多方面，而关键的区别在于：儒家是入世的，而道家是出世的。

（一）《红楼梦》如何面对《庄子》

《红楼梦》富于感性意味，注重的是个人的感受。从这一意义上看，它与《庄子·盗跖》所表达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共通性。《盗跖》绝不推尊忠信孝悌等伦理道德，而是强调人要轻利葆真，养其情性。盗跖的一段话尤其畅快地表达了面对短促而又艰难的人生，务要“说其志意、养其寿命”的人生态度：“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20]关注个人感受，而非社会责任，这代表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家的观念。同样，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一听周围人向他谈起“仕途经济”，就说是混账话，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叫作“禄蠹”。儒家所尊奉的立德、立功、立言被悬置一边；事业、责任、社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的感受，因为人的心灵需要获得抚慰。或许在一个充满诈巧虚伪、争腥趋利的时代，《庄子》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为人的心灵争取一方可以憩息的空间。而大观园也正是一个可以避开社会、安顿心灵的世外桃源。《红楼梦》承继的无疑是《庄子》的避世传统。

（二）《儒林外史》如何面对《庄子》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王冕的立身行事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而王冕最让人崇敬的品格就是他不慕功名富贵而做隐士。在楔子中树立这样一个隐士的楷模，就是要为《儒林外史》确立基调，即以隐为高。《儒林外史》把隐士推崇到如此高的位置，它承继的究竟是道家的传统还是儒家的传统？(https://www.daowen.com)

或许有人以为它承继的是道家的传统。因为当人们提到《庄子》时，经常会把它和后世的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隐逸诗人连在一起，说他们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要避世，要隐居。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儒家的人生哲学里面，本来就包含了隐居这种理念。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其实就是一个隐士，孔子赞扬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1]后来儒家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北宋的张载、程颐、程颢，南宋的朱熹，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等，都曾长期生活在山林之中，以隐居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因“既无功业以为显明之资，又乏低昂以为植立之地”的峭直狷介之士^[22]，也常常选择退隐，并因此而为士夫清议所推许。

以儒家的隐居传统作为背景，我们注意到：《儒林外史》对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理念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从时间指向上看，立德、立功更多的是指向当世，关注当下的责任，而立言更多的是指向后世，重在追求社会性的不朽。《儒林外史》中，虞博士等君子贤人首先关注的也是当下的人生，但由于处于一个“吾道不行”的时世，只得退隐，而退隐的目的仍主要在于立德化人。《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写了一场盛大的祭泰伯祠的仪式。之所以要祭泰伯祠，就是要用祭祀“让王”的方式，提倡一种当时社会所严重缺失的“让德”。显而易见，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不同，虞博士是一个行动的人，是一个充满责任感的行动的人。《儒林外史》以极为庄重的笔墨铺写虞博士主祭泰伯祠的场面，也正是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深切表达。面对这样一群隐士，有必要指出，《儒林外史》中的隐居不是来自道家的传统，而是来自儒家的传统，因为它提倡的隐居是贤人在邦无道的时代履行人生责任的另一种方式。

从儒家传统看《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可以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对污浊的社会风气不满而退隐是可以的，但应该向山水田园归隐，而不能退隐到大观园里去。这种不同的退隐指向，显露出《儒林外史》与《庄子》《红楼梦》不同的人生态度。退隐到无何有之乡，退隐到大观园，这是一种避开社会责任的隐居。退隐到山水田园中则仍可能是心系天下的归隐。退隐联系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儒林外史》的核心所在。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异同，经过一系列考察，可以确信：1．《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两部旨趣迥异的小说，前者立足于儒家、社会和责任，后者立足于道家、个人和感情，其差异之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2．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分别与传统文化中不同的层面（如儒、道）相对接，源流不同，宗旨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