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金蒂斯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

相对于科尔曼以及伯恩斯坦，美国社会学家鲍尔斯和金蒂斯更强调学校在社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的代表作是《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此书在教育社会学领域被引率极高，意味着其研究理路包括他们被称为“对应理论”的理论架构，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

鲍尔斯和金蒂斯对于学校在社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中扮演角色的实证性论证材料主要有两类：统计数据和教育社会史资料。在量化研究方面，他们开发了16对描述性格特性的形容词量表，并以纽约州某高中的高年级237名学生为调查样本，搜集了每个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IQ得分、SAT（Scholastic Achievement Test）的语文和数学得分等信息，然后通过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发现认知方面的成绩确实能够最好地预测平均学习成绩。浅白地说，就是聪明的孩子学习也好。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研究同时也发现，性格也与学习成绩相关。16对性格特性，在整体上，也几乎具有同等的效力来进行相关的预测。虽然说整体上的预测效力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发现——性格特性相对于学习成绩得分的贡献率的分布：所产生的关联形态明显支持对应。性格特性中，在得分上处于非常低的位置的，是那些在阶层式分工中与“遵从”不相符合的东西，比如创造性、独立性、主动性等。因子分析将16对性格特性归纳成3个“性格因子”，第一因子命名为“服从权威”，包括“一贯的”“认同学校”“严守时间的”“可靠的”“外在激励的”“坚韧”等，独立性、创造性在因子负荷上则是负分；第二因子命名为“性情”，包括“不进取的”“不喜怒无常的”“不直率的”“可预测的”“机敏的”“非创造性的”；第三因子命名为“内化的控制”，包括“看重秩序”“延宕满足”等。他们注意到，细致的分析表明，性格中的“服从权威”是整体预测效力中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服从权威”是“人格特质当中预测成绩的最佳变项”，而其内涵，也就是“一贯的”“认同学校”“严守时间的”“可靠的”“外在激励的”“坚韧”等性格特性，正是工厂雇主们对于工人（劳动力）的直接期待和要求。因此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学校中所学到的与工厂中所要求的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对应相关。

教育社会史的论证也是鲍尔斯和金蒂斯颇为得意之处。他们从以凯茨为代表的教育社会史学者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凯茨用到的一个史料是1841年麻省棉纺织厂某老板的日记，它记录了当时麻省罗威市当地权势阶层普遍的一种想法，认为受过教育的工人做工人更为出色。但“更为出色”并非指技术更加娴熟、大脑更加聪明，而是指具有生产所需的人格特性。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无论在大众初等教育的历史中还是19世纪经济制度中，都找不到合适的证据能够支持职业技能、认知技能可以用来说明教育成就和经济成就之间的关联。受过教育的工人在雇主眼中可能是举止较好的，但他们并不比未受学校教育的工人来得更有生产性。学校教育的非认知效果，才是说明解释学校制度之现状的主因。学校制度透过其社会关系与生产社会关系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对应，将年轻人整合进经济制度之中，完成社会再生产。(https://www.daowen.com)

由于主张学校教育通过学校内的社会关系（管理与服从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的方法，起着重新建立和固化产生不平等差别结构的分工社会的作用，他们的理论也因之被称为“对应理论”。这是一种从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提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产生出阶级文化的不同价值结构的根源乃在于劳动工作的权威结构中不同阶级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阶级的子弟通过学习掌握本阶级特有的文化，形成与自己将来在分工社会中的职业地位相称的价值观和人格特性。学校教育一方面通过学习成绩反映出阶级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通过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化过程，强调扎根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形成和维持过程中，个人的智商起的作用极小，主要问题在于不同阶级的子弟在社会化过程中实际上受到怎样不同的对待。学校教育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阶级的子弟，强化巩固了那些学生身上原本就有的某个阶级的特定的人格和价值观念。比如在课程方面，美国的学校教育往往一方面注重给工人阶级子弟灌输职业训练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给中产阶级子女传授一般科学文化知识，通过这种方法分别培养出工作认真、服从管理的一般劳动工人和富有创新、具有高觉自居意识的技术人员、白领阶层。

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由于这种对应关系的存在，仅仅靠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改革学校教育体制是改变不了社会不平等的状态的，要想教育改革得以成功，彻底消灭社会不平等，还得触及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