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道德与阶级
利益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议题，他们都注意到利益在经济-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对利益概念的理解所基于的分析方法截然不同。
斯密采用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运作达到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同时引入道德情操来为个体间秩序的形成奠定基础，从而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斯密的这一核心思想包含在其《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两部重要著作中。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展是人类具有天然的交易倾向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21]人们为了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要向交换者提供对方所需的东西，这样人们就会更多生产他人需要的东西。交易倾向导致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导致各个阶级物质福祉的增加。人们为了获利而拓宽市场，又进一步扩大了分工的范围。
如果说自利心及其驱动的交易形成了分工和市场秩序的基础，那么，同情心则构成了另一种协调甚至超越自利心的自发性力量。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同情心不仅形塑了正义、仁慈、克制、自尊等社会美德，同时也将关心私利的个人联结了起来：“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种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就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2]同情心的作用机制是，当一个人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人的痛苦或快乐时，会考量假如自己在那样处境中，也会感到同样的痛苦或快乐。为了避免这种想象或预期中的痛苦，或为可能的快乐寻求保障，这个人就会倾向于帮助他所观看或设想的人避免痛苦或保持快乐。这样，利己和利他通过同情心联系在一起。
斯密留给我们的启发在于，人类的动机既包括对私利的考量，也包括道德情感。重读《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有助于经济社会学加深对经济-社会人以及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的理解。[23]
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更有集体主义色彩，即系统水平分析多于行动水平分析，关注阶级利益与冲突甚于个体利益与互动。马克思被后世冠以很多头衔，但不论作为经济社会学家还是革命家，马克思最关注的问题是受经济力量推动的社会形态变迁：“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4](https://www.daowen.com)
对“庸俗经济学”将社会现象自然化、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是马克思开展研究的重要途径。这要求马克思将那些被自然化的现象还原为社会关系，将预定和谐的信条还原为充满冲突的真实世界。例如，马克思指出厂房、原料、机器的物质属性并不足以说明资本的属性：“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25]与此类似，利息也不是资本自然增殖属性的产物，而是货币资本家在资产阶级内部分配中有权索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马克思还着力批判“庸俗经济学”中个体利益能够与社会利益自动达成一致的信条。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利益、个体所属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之间通常是冲突的，并且会导致个人之间与阶级之间无休止的斗争。马克思对个体利益和阶级利益冲突的讨论并未形成一个集中的主题，并且常常为缔造阶级团结的政治主张所掩盖，但我们仍可以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时政著作和《资本论》对一些调查材料的评论中发现这类分析。马克思试图说明经济处境相似的人们并不会自动形成一个阶级，例如法国的农民就由于缺少组织、不参与集中劳动而难以形成一个能够采取共同行动的阶级。
《资本论》中对人口和工资问题的讨论也揭示出了个体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不一致问题。对于工人来说，生更多孩子可以增加家庭的劳动性收入，但当大多数工人家庭都选择生更多孩子时，整个无产阶级却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支无产阶级待业大军，从而再生产出低工资和自身的贫困。单个工厂主降低工人工资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获取更多剩余价值，但当众多工厂主都想方设法降低工资时，整个资产阶级以商品形式积累起来的庞大剩余价值便无法最终实现。在马克思的设想中，工人个体的利益可以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达到一致，资本家也可以组成自己的委员会并豢养代理人和意识形态家，如此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斗争便成为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或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26]马克思有关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被视为认知的（或知识的）经济社会学，即分析人们的知识形成过程和认知方式如何受到其经济社会处境的影响的。[27]马克思为经济社会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如何在其庞杂的著述和思想中整理出较为系统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仍是一项挑战。
上述分析强调了斯密和马克思对利益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研究进路的差异，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二者思想中的共性，即关注经济力量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时代所限，他们的理论可能包含经济一元论的风险，即将社会现象看作派生的、受经济现象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