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理念与其他

齐美尔（又作西美尔）和韦伯对利益和理念之间的关系的共同关注延续了古典经济社会学对利益议题的研究。

虽然马克思做出过人在其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但最早通过细致的分析说明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学者或许是齐美尔。和涂尔干一样，齐美尔对经济学那种自称具有普适性的“总体科学”抱有很大的怀疑。因此，齐美尔认为描述和分析人类互动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是构成较大社会的基础结构——才是对社会产生有效认识的开端。^[33]在齐美尔那里，关注形式而非经验材料本身也是社会学区别于历史学和传记作品的特征所在。

齐美尔在其《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中详细研究了竞争、冲突、“坐收渔翁之利”等社会经济互动的形式，以及群体如何借助所在社会的条件追求自身的利益。^[34]这些研究对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方法卓有启发。齐美尔的另一部著作《货币哲学》则堪称“经济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典范。齐美尔认为货币便于分割和计算，因此可以充当严格的一般等价物。而随着货币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人们互动的中介，人的心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原先感官和体验的领域日益遭到抽象计算的入侵，例如人们开始以计算货币的心智计算审美和情感。这导致一切质的区别都可以被货币化为量的区别。此外，货币也在改变人们的互动形式。货币能够促成血缘、地缘等关系之外的“自由联盟”，使人们结成专注于一定目的的团体。^[35]总之，货币促进了人类事务的理性化，“在货币的推动下，现代的计算和抽象精神已经胜过那些过时的、把感觉和想象放在首位的世界观”^[36]。齐美尔的著述风格可能会招致那些追求学科体系化，尤其是热衷仿慕自然科学的学者的厌恶，但这并非我们可以忽视齐美尔有关现代经济社会洞见的理由。

如果要选取一种综合当代经济社会学诸视角的理论平台，韦伯的思想或许是最重要的候选者。这不仅因为韦伯兼具经济学、经济史、法律和制度史的学术训练，且是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还因为韦伯早已面临并设法处理过今日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困境。韦伯的重要贡献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为经济社会学定位，并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和概念框架。韦伯认为广义的经济科学——社会经济学——应当处理经济现象、与经济相关的现象以及受经济制约的现象。经济理论只能处理一般经济现象，而更具体的经济的历史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则需要借助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来完成。

韦伯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的主题，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经济社会后果。^[37]马克思是在宏观层面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韦伯则试图找到一种“宏观现象的微观解释”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与其说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毋宁说强制连续劳动和积累财富的制度性条件早已存在，而一种新的心智状态（资本主义精神）使得人们能够以有计划的、坚韧不疲的状态从事强制连续劳动和财富的积累。韦伯还试图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展开论战：“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38]在晚年，韦伯又在《经济通史》中进一步研究了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的诸多制度性条件。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韦伯这位“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试图说明的是一种“弱经济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但人类有着包括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内的多种利益，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利益；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并不导致所有社会遵循同样的发展路径，不同社会的发展路径会因为文化-认知的不同而产生差异。(https://www.daowen.com)

韦伯对阶级问题的讨论也可以被视为其与经济决定论之间论战的延伸。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来划分阶级（如果不是能够集体行动的阶级，至少也是潜在的阶级），而韦伯认为决定一个人地位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处境，包括身份、政党等在内的社会因素同样会对一个人的地位产生影响。阶级的重要性是伴随着市场日益发展而增加的，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份和政治归属更能确定一个人的身份。^[39]

韦伯认为体系化的经济学对人类行动动机的设定太过单一，因而划分了行动的不同类型。这样就将情感、传统、文化信念等社会因素同经济利益一起纳入了对人类行动的基本动机的考察。^[40]理想类型是对一类经验现象“抽象画”式的重构，即既保留一类现象的经验事实，又对其最主要的理论特质予以抽象概括。通过这一方法程序，经济理论能够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而得以保全，同时纯粹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也能够得到调和。此外，通过理想类型和经验现实的比较，也更容易发现诸多社会因素对经济行动、经济组织与制度乃至经济体制的实际影响。

综上，韦伯为今日经济社会学带来的启发在于：第一，经济社会学应当建立在对纯粹经济理论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而非反对和拒绝理论经济学；第二，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社会学，应当以经济与社会关系为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第三，建构经济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应当采取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综合的方法不仅表现在历史研究中的多因素相互关联分析，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因果解释中的行动与结构的关联上。^[41]

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留下了相当庞杂的著述和思想，其中有很多是停留在研究纲领阶段的半成品，这导致整理和阐释韦伯的思想面临诸多困难。例如，研读不同时期的韦伯著作即可引发“文化韦伯”和“制度韦伯”之间的持久论战。此外，韦伯志在探寻一种联结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方法^[42]，这尤其需要经济社会学者的关注。虽然面临着一切伟大思想家都难以逃脱的苛责，韦伯提出的问题、纲领和方法论指引仍是积累当代经济社会学知识库存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