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系统与变迁

后古典经济社会学最显著的议题是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共同尝试的对处于分离状态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沟通，以及对经济社会学学科所做的体系化的努力。

这一努力最早体现在帕森斯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在该书中，帕森斯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四位思想家的社会行动理论进行了发掘和综合，以揭示一种既保持实证主义又强调“唯意志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及其过程，并试图通过“相互指向的行动”来解答个体间秩序起源的问题。虽然帕森斯没有运用这一行动理论对经济行动予以特别研究，但其一般化理论的建构似乎已预示着行动理论是一条综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可能的途径——在行动“目的-手段”链条中，社会学关注前者即目的问题，经济学关注后者即效率问题，而一种能够同时处理目的和手段的行动理论则可能将这两门学科的分析方法整合起来。(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的理论志趣开始转向社会系统理论和一般行动理论。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一书中，帕森斯提出了行动由“动机”和“价值取向”决定，以及由“互动”实现“制度化”的思想。在同年出版的《迈向一般行动理论》一书中，帕森斯与合作者希尔斯提出了一般社会系统理论，即认为社会系统的生存必须在最低限度上满足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和模式维持（L）四个功能；为满足这功能，社会相应分化为经济、政治、整合和文化价值四个子系统，并且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换活动。1956年，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在《经济与社会》中，将上述AGIL模式运用于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经济社会学。^[50]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命题：①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②经济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输入与输出的界限互换关系。第一个命题赋予了以研究相对分离的经济子系统为己任的经济理论的独立地位，第二个命题则提出了建构以研究经济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家的关系为使命的经济社会学的必要性。不过，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用AGIL模式来对经济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努力，最终被认为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批评者主要认为，AGIL模型不可能得到实证，其假设难以操作化，也缺少动态的分析。斯梅尔瑟在其后的研究中，^[51]力图对这些限制进行修正，这显示了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从系统水平下降到经济过程与变迁研究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其努力未能改变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衰落的命运。

不过，我们相信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尝试值得重新审视：“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因其方法策略的错误而失败，但这不应影响我们作出公正的评价。尽管有社会经济学的先驱性反动，但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与挑战，才终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分离观的支配，从而也颠覆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分割与‘敌对’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为我们留下一种从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的角度，理解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而探寻经济社会学转变发展路向的宝贵的思想遗产。”^[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