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社会建构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哈里森·怀特、马克·格兰诺维特、罗纳德·伯特和布莱思·乌兹。
怀特的市场研究始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交易，而发生交易的市场则几乎被当作一种“真空”。因此，他主张将市场作为社会结构来研究。例如，在其研究的生产市场中，[53]主要参与者是协同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上下游企业。各企业并非独自做出“最优”决策，而是在不断收集其他企业决策信息的基础上随时调整生产行为。因此，生产市场可以被视为“各个相互检视的生产者组成的集团”，或一类产品的“市场一览表”。分析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和权力关系也因此构成了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的核心内容。市场的社会结构分析的要义在于：“把生产市场内生地解释为社会结构：一是把特定市场的形成视为经济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把社会网络视为市场运作或市场自身再生产的基本要件。”[54]
格兰诺维特的贡献则是对社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在1974年出版的《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一书中，格兰诺维特发现，56%的受访者是通过某种社会关系找到工作的，并且，通过“工作关系”得到信息的人，更能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收入较丰的职位，而通过“家庭-社会关系”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这被认为证实了其提出的“弱关系优势”假设，也就是互动频率较低、较不亲密的关系即弱关系在传递非重复信息方面更具优势。弱关系优势假设对经济学有关“劳动力市场中每一个劳动者获得工作信息的机会是均等的”这一命题提出了挑战，由此开启了许多验证性或反证性的研究。
格兰诺维特的另一个贡献则是在1985年发表了纲领性文献《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该文重构了波兰尼的“嵌入”观，建立了一种“弱嵌入性”主张：“我断定经济行动的嵌入水平，在非市场社会中要比实在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更低，而随着现代化发生的变迁要比他们所相信的小；但是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总是并将仍然是更为实质性的。”[55]诚然，格兰诺维特从建构一般化的普适的“嵌入性”概念中获得一种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经济行动和制度的“合法性”，新经济社会学宣告诞生。当代经济社会学由此复兴。(https://www.daowen.com)
之后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经济的社会结构分析。与格兰诺维特强调关系性质不同，伯特关注的是关系位置，即一个人或组织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的重要性。在1993年出版的《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伯特指出，当两个相对封闭的网络只能通过中介产生联系而没有直接联系时，该中介就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处于结构洞上的中介者或行动者就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和策略选项，因而能够为自身博取较大利益。[56]结构洞理论说明网络中的位置关系和关系的强弱程度一样，能够对信息传递和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与格兰诺维特将嵌入性程度视为“中等”或稳定不同，乌兹致力于考察和分析嵌入性水平的变动。在1997年发表的《企业网络间的社会结构与竞争：嵌入性悖论》一文中，他通过对一个服装企业的调查研究，证明不同的嵌入性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他认为，企业采用适度的嵌入关系能得到最好的经济绩效，因为过度嵌入会造成信息冗余、管理自由度降低等问题，而嵌入不足又难以帮助企业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对嵌入性的内涵和范围的争论与研究开始增多。例如，祖京和迪马吉奥提出，不仅要考虑“结构嵌入”，还要考虑“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57]玛丽·C.布林顿和刈谷雄彦主张，高端市场的就业更依赖于“制度嵌入性”，而不是依赖“社会嵌入性”。[58]更早、更严厉的批评来自泽利泽。她认为，把一切都还原为社会关系或网络无疑会走向一种“社会结构绝对主义”（social structural absolutism）。[59]
面对诸多质疑与批评，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共同推动了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转向，即将经济的社会网络分析转变为社会建构分析。在为1992年出版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文集所撰写的导论中，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或基本原理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的特殊类型（Economic action is a form of social action）；经济行动是社会定位的（Economic action is socially situated）；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的（Economic institutions are social constructions）。命题1主张经济行动者具有多种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并且存在着与他人的相互关系。这一主张被认为继承了韦伯的观点。命题2强调经济行动的嵌入性，即认为经济行动是嵌入关系网络并受其限定的。该观点乃社会结构分析的核心。命题3主张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个人选择之结果。“社会建构”被界定为是通过“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网络”“路径依赖发展”等三个概念过程实现的。“现实的社会建构”意味着，制度不是外在的事实，而是一种社会互动的结果。“社会网络”旨在说明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对资源的动员建构起来的。“路径依赖发展”则主张制度建构过程是在诸多社会背景制约下进行的；制度一旦“锁定”，网络的重要性便减低了。尽管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某些方法论上的冲突[60]，但社会建构分析对于社会网络分析仍然是一次重要的修正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