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历史分析

文化-比较历史分析是对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延续，并在当代以批评“结构专制主义”的姿态出现。例如，文化分析的代表学者泽利泽认为，以格兰诺维特为首的“社会科学的结构分析”取向过度忽视文化和认知因素，显现出一种远离真实社会世界的“危险的帕森斯式遗风”，因此主张经济社会学要在结构分析和文化分析之间建立一条“中间道路”。^[66]道宾强调认知在经济行动中的作用。他认为从马克思开始，认知（尤其是人们有关利益的认知）就是经济社会学中不可忽视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澄清的因素。^[67]迪马乔则认为有必要将文化分析与经济（利益）分析结合起来，既分析文化如何告诉人们什么是利益（文化的建构性作用），以及为利益获得提供有限的、为社会所认可的途径（文化的规范性作用），也考察经济力量如何不断推动文化和社会的变迁。

泽利泽的“三部曲”研究最典型地体现了文化-比较历史分析的主要原则。在1979年出版的《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中，泽利泽探讨了1844年前后民众信念的转变对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影响。^[68]1844年之前，社会民众对人寿保险持抗拒态度。而在1844年之后，随着社会日趋复杂，理性化步伐加快，民众的宿命观逐渐减弱，开始认识到风险管理的必要，不再把购买寿险与投机赌博混为一谈。同时，新教神职人员也宣称，购买寿险是基督徒的神圣责任，由此推动了人寿保险市场的迅猛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中，泽利泽研究了1870—1930年间美国人对儿童社会价值看法的转变。^[69]至19世纪末，美国中下层阶级大多肯定儿童的经济价值，以及早作劳动的道德价值。进入20世纪，中产阶级改革者及其组织开始发难，大力谴责童工。联邦政府1938年亦立法，禁止14岁以下的孩子进入劳动市场。由此，儿童的价值由经济价值向情感价值转变。无价儿童的价格（如孩子的保费、赔偿金、收养孩子的价格）主要由其情感价值来设定。在1995年出版的《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研究了1870—1930年间美国人用钱方式的转变。^[70]她认为，有关金钱或货币的论述，一直以来都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即将货币视之为可以无限分割的、完全等价的交换媒介，这根本忽视了金钱在质的方面的差异。她的研究旨在说明，金钱的使用受到文化因素影响，从而具有多重社会价值特性。(https://www.daowen.com)

基兰·希利有关器官移植市场的研究拓展了文化-比较历史分析。在《器官移植的神圣市场和世俗仪式》一文中，希利讨论了原先难以被人们接受的器官有偿移植怎样经过一系列情感和文化的仪式，“变形”为延续死者生命意义、促进死者家属与其他家庭相互支持的“非经济”活动。^[71]这项研究的启发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经济现象的不可分性，即使死者的生命意义得以延续，死者的家属与其他家庭能够相互慰藉，器官移植的基本事实仍是死者器官和经济补偿的交换。二是仪式在经济活动中的桥梁或连通器作用：器官移植在收益计算层面上是合乎理性的，因为患者可以获得新的器官，死者家属也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但情感和文化的阻碍作用却使得这种活动实际上难以被人们所接受（毕竟很少有人乐意利用去世的亲人获取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为特殊交易构建情感和文化意义的仪式则能够消除阻碍，促成交易的达成。

此外，还有安纳利·萨克森宁对硅谷“竞争-合作”文化的研究。^[72]由于技术产品的高速更新和激烈竞争，硅谷的企业和个人很容易失去原有的优势而在竞争中落败。硅谷的竞争-合作文化使得人们可以泰然接受落败并重新参与研发、生产和竞争的工作。萨克森宁认为，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硅谷创新力量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