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公共社会学的研究者

谁是公共社会学的研究者？理论上，公共社会学向所有社会学研究者开放。凡是秉持公共关怀和道德承诺的社会学家均可以通过不同形式投入到公共社会学中，他既可以面向公众进行写作，在学术外获得关注，也可以直接与公众接触，发掘和培育公众，投身到他们的运动之中。

在甘斯看来，公共社会学家的研究更应该以主题驱动（topic-driven），而非理论驱动（theory-driven）。按狐狸和刺猬的比喻，公共社会学家更应该是敏锐的狐狸。^[59]但这并非要从事公共社会学就必须成为“狐狸”，按照布洛维的四种社会学类型分析，每个社会学家其实都有可能、也都可以涉足专业的、政策的、批判的和公共的四个面向。以布洛维以例，他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中在四个类型之间穿梭，在研究批判社会学时也大力提倡公共社会学。通过布洛维的研究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学家的生命周期中，随着其在社会学场域内外位置的变化，随着他自身社会经验的积累或角色的变化，他的研究旨趣和目标会发生转移。研究转向可能被动也可能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种不匹配性推进的。如果为每个社会学家描绘一幅人物画像，可能他既有专业气质也有批判气质，既有政策属性也有公共面向，只不过成分多少而已。且在某一时刻，一种气质会陡然上升。如布洛维在《保卫公共社会学》的演讲中所列举的，当科尔曼、保罗·罗达和威尔逊等政策提案失败时，他们在那时就从政策社会学转向了公共社会学。确实，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比如吉登斯、布尔迪厄、科尔曼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四种角色之间的游走在现实中并非可以那么游刃有余。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能在一个时间段占据相应的某一个位置。

首先是专业和公共的张力。公共社会学并非一腔热血投入即可成功。公共社会学需要专业社会学的深厚底蕴支撑，才能保持它的可持续性。对单个社会学家而言，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奠基，那么其在介入时可能乏力。而且面对快速变化的现实，理论可能失效。当然，公共社会学可以推动理论研究的进程，如布洛维所认为的，专业社会学的活力取决于以公共社会学为媒介的不断的公共事务的挑战。正是公民权利运动改变了社会学家对政治的理解，也正是女权主义运动给社会学如此多的领域指出了新的方向。^[60](https://www.daowen.com)

但专业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和公共社会学的投入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就会遇到社会学职业生涯和公共理想的张力。今天对社会学的职业生涯的规定是严苛的，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社会学的学习者需要完成多门课程，掌握深奥的文本或抽象的技术，然后为达到毕业要求，进行论文写作，论文发表。等到毕业，幸运者可以获得一个临时教员职位，但这仅是一个开始，他要为可以永久留下而奋斗，既要完成教学工作，又要完成既定的科研指标，以及其他事务。可以说，留给青年社会学研究者从事公共社会学的时间非常少。Sprague和Laube两位学者对50位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进行访谈发现，专业社会学文化和学术评估标准是两项最重要的影响公共社会学开展的制度性因素，^[61]同时，跟公众对话，特别是与成熟度不高的公众沟通，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当下，大多数社会运动的对立方形象模糊，目标不定。此外，社会学家同时保持的社会学学习性和理论专业度要同步发展。

其次是独立性和普及性的张力。当社会学家走向公众时，必然希望自己的声音能被更多的公众听到、接受，获得影响力，推进社会对公共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公共社会学家在追求普及性时，存在失去独立性的危险，因为可能会为了迎合和取悦公众而牺牲专业的和批判的承诺。特别是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公众可能只想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或者纯粹满足自己的情绪体验。当然，面对不够成熟的公众，公共社会学家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公众说话，一些知识分子先驱可能就曾如此，如从米尔斯对“大众社会”的轻视中可以发现这一点。^[62]

从事公共社会学是一件复杂且需要勇气的志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的。^[63]但不管如何，公共性是社会学自诞生之初起就具有的气质，因而，无论社会学家目前所处哪个领域，都可以保持其公共面向，比如专业社会学者可以将其研究成果以一种可接近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