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如何开展公共社会学？倡导者布洛维认为，不止有一种研究框架、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对于公共社会学来说，首先要意识到有一个公众的存在。[64]面对公共社会学多元丰富的研究议题，仅靠一种方法根本难以解码。一般而言，社会学传统的研究进路是以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为代表的实证模式。实证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尽可能避免因卷入其所研究的世界而对研究的环境产生影响。在这种实证的模式中，研究者相对于其研究的世界是价值无涉的外部观察者，收集到的数据以可靠、可重复和有代表性为衡量标准。但其实长久以来，学界对社会思想的参与问题一直有所争论，讨论基本围绕着两对主要的张力或矛盾展开。第一对矛盾是最基础的，即一类人拒绝所有的参与想法，他们认为关于社会问题，只有脱离了所有的斗争或政治活动才算是科学行为；相反，另一类人认为，不可能将分析和行动与知识或者至少是想法的生产及其传播截然分开。[65]公共社会学的倡导者布洛维则是后一种想法的支持者。相对于实证科学，布洛维提出了科学的反思模式。布洛维认为在反思性科学中，以研究者的参与为前提，通过将理论带入研究现场并进行多重对话来达成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在实证模式中，社会科学站在它所研究的世界背后观察它；但是在反思模式中，社会理论干预它试图去理解的世界，破坏它自己分析的稳定。他认为卡尔·波兰尼提倡的“栖居”理论是这种科学的反思模式（reflexive mode of science）的基础，这种反思模式将“参与”（engagement）而不是“超然”（detachment）看作是获取知识的途径。[66]反思性科学遵循干预、过程、结构化和重建原则。在布氏的理解中，社会现象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研究者去精确描摹，更多时候是在对压力的反应方式中显露出现。社会关系只是在受到挤压时才会显露出来，而研究者在开展田野工作时，他进入、在场甚至退出都已经是一种“干预”。[67]布洛维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了民族志研究当中，形成了拓展个案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它由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首创，布洛维将之发展。扩展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对于时空观察上的拓展；从对社会过程的分析拓展到对外部社会力量的分析；理论的拓展。每一拓展都包括了一种对话：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对话；田野中绵延不断的事件之间的对话；微观与宏观的对话；理论之间的对话。[68]由此达到应用反思性科学之目的，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69]在布洛维的研究生涯中，他利用拓展个案法在赞比亚、匈牙利、俄罗斯、美国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参与式研究，完成了著名的劳工三部曲——《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辉煌的过去》。
拓展个案法可以归入“社会学干预”的一种方法。在当代社会学中，讨论“社会学干预”或者说“社会学参与”的不止布洛维一人。图海纳及其学派就系统阐释过“行动社会学”及“社会学干预”方法。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图海纳构建了“行动社会学”，并发展出“社会学干预”方法，以弥合存在于结构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重新发现研究过程中的行动力量。图海纳为社会学干预设定了四个基本原则：①与社会运动本身建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②超越意识形态话语；③将运动置于一个情景中，通过与运动双方对话，突显所争夺的社会和文化目标（social and cultural stakes）；④研究者的两种功能：激励者和秘书，他们将对行动者的观察和理解转化为社会行动理论范畴，以增强行动者的能力。[70]这一套社会学干预的方法其实是对质性研究的本质、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学科本质等重要议题的反思。[71]本土社会学者沈原在对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针对中国转型社会的实际状况，提出了社会学的“弱干预”和“强干预”。[72](https://www.daowen.com)
虽然选择何种方法进行研究应以正在研究的问题为导向，但布洛维提醒到，这种工具性观点忽视了选择方法其实就是在选择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研究世界：是站在一边还是干预，是试图不偏不倚还是进入对话。[73]对于有机公共社会学而言，显然干预的研究方式更具有亲和性，但研究者在以参与的方式进入所研究的世界时，要注意可能存在的支配、沉默、对象化和规范化的威胁。
最后，在具体实践有机公共社会学方面，美国学者格伦提出了一套公共社会学的评估标准，包括：社会学家无法评估终极价值，但可根据实现终极价值方面的有效性来设计和评估手段，以及评估衍生价值；避免取悦他人；反对毫无根据的主张；交流社会学的潜在贡献及其知识的局限性；为世界更美好而努力；参与有效的交流；捍卫社会学的可信性和地位。[74]公共社会学也涉及面向学院外的公众写作，因此一些学者也对如何进行公共社会学的写作发表了观点。如甘斯认为公共社会学主要以书面的形式写作以帮助普通公众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因此建议可以与新闻等人文学科合作，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他们的研究报告，如杂志文章、纪录片等[75]；Damon Mayrl和Laurel Westbrook两位学者提出公共社会学成功的基础是问责（accountability），即向公众负责，其需要通过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同所面向的公众进行真诚的接触而实现，且由对话（dialogue）、相关性（relevance）和可及性（accessibility）这三部分构成[76]。总体而言，关于具体如何有效、更好地实践公共社会学仍在探索中，要实现有用的公共社会学，需要社会学家们重新唤起强大的社会学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