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学的交叉与协作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公共社会学真正得以实践，协作必不可少。所谓交叉和协作，既来自不同价值观/研究视角的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内部协作，也是社会学与其“交叉学科”合作，就同一个公共议题展开协同研究。同时，在学术圈外，公共社会学也需与大众媒体和与其对话的公众进行合作。

公共社会学呼吁社会学走出学院围墙，重回公众，重担道德承诺。社会学要面向社会的多样化公众，参与到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中。针对公共社会学的这一倡议，一些社会学家评判以“自大的公共社会学”^[77]。因为在当下社会，何为道德、何为正义已非那么清晰可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面对文化差异性问题。这种差异问题随着人口流动超越地域性转向全球，并且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关联到社会的其他层面，如文化差异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在公共空间的论争中，社群主义、自由主义等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基础，从各自的角度考量政治方案的公正性、政策的好坏等。其次，有机公共社会学试图提供一种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现代社会问题起因复杂难辨，目前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只是站在某一角度给出一种解释，而一种研究成果的解释力毕竟有限。

正如上所述，在对公共社会学的质疑声中，主题之一就是公共社会学要重返公众，如何构筑起知识的可靠性，以实现其承诺，途径之一就是进行跨学科的联合。正如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就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一文发表的评论指出，布洛维所呼吁的公共社会学关键在于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进行跨学科研究。^[78]其实布洛维在《保卫公共社会学》的演讲中也已经提到，社会学与其相邻的学科发展出交换和合作关系，其所称的四种社会学在各自的知识界面上，存在跨学科的借鉴或者输入。公共知识的进展则通常来自多学科的合作，比如“共享行为研究”将各个学科的学术社群联合起来。每个学术社群确定一个研究议题——公共住房、环境污染、疾病、最低生活工资、教育等，然后再通过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来框构和最终形成研究路径。^[79](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下半叶，面对19世纪以降社会科学越来越分化、专业化的图景，沃勒斯坦等人在纲领性著作《开放社会科学》中发起了“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口号。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沃勒斯坦及其合作者提醒到，学科分化一开始只是欧美世界的历史产物。随后几百年时间中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是将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与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在更广的空间内不断强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及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经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接受而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其后果不仅遮蔽了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和思维，还导致社会科学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封闭的逻辑一旦生成，它就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继续扮演着“复制”的角色：它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装上相同的系统，从而摧毁掉了本应存在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多样性。^[80]不过，面向这种统一社会科学迈进的号召，布洛维认为，新的统一的社会科学太容易消解掉自反性，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的批判和公共的品质。在一个充满宰制的世界中，统一很容易就变成有权势者的统一。进一步，布氏认为社会科学不是一个学科的大熔炉，因为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和相反的利益——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维护这些学科的知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如果说经济学的立场是市场及其扩展，政治科学的立场是国家和维护政治稳定，那么社会学的立场就是保卫社会性（the social）。^[81]从各门学科存在自身立场及其代表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公共议题上展开的学科间的协作中，社会学在保留其立场的基础上发挥作用。

除了跨学科的协同外，为了解决“谁来听”的问题，公共社会学需与大众媒体发展合作关系，包括地方性报纸、电台、网络论坛等。对公共社会学而言，保持或者培育公众是其关键的任务。能在各种媒介上通过发表来自社会学的观点，引发公众对此问题的有理性的讨论（公共社会学家亦可参与讨论）是发展公众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样，媒体的报道还能普及和宣传公共社会学，获得公众对公共社会学的认知和认可。公共社会学的倡导者们认为，社会学需要同新闻业发展合作关系。^[82]此外，公共社会学也要与不同类型的公众展开对话和合作。美国社会学协会公共社会制度化工作组2005年对160多名美国社会学协会成员网络调查的结果表明，许多公共社会学项目都是研究团队的一部分，涉及来自多个学科的学术研究人员和社区领导者，他们对所研究的社区有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