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45]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以下简称《中国女工》）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新兴的打工妹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潘毅的这一民族志研究是在深圳的一家港资工厂中开展的，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她深入生产一线，以与打工妹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方式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实现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时候，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跨国资本的结合到底对个体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个新时代中，个体正在形成什么样的主体身份认同？这一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是指出国家、跨国资本和父权制这三重压迫形塑了打工妹这一新兴主体。

就国家而言，户籍制度将中国社会区分为二元对立的城市和乡村，在国家政策几十年的主导之下，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人为的差异。改革开放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越来越容易，也因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而潘毅研究的则是整个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打工妹。虽然人口流动的障碍减少，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户籍制度建构的障碍并没有因此松动，农民工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都缺少畅通的渠道为城市所接纳，因此他们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这一研究也指出，打工妹非常渴望融入现代化城市，她们试图通过消费来建构新型身份中的这一维度。(https://www.daowen.com)

就跨境资本而言，它的大量涌入使得不少沿海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大增，深圳尤其如此。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廉价的农村年轻女性受到劳动密集型工厂的青睐，因为她们更容易被现代工厂所驯服。在被调查的工厂里，她们的身体被要求与传输带保持一致，像机器一样机械劳动；宿舍制度使得她们的时空完全被资本所控制，她们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她们的空间使用也都是在工厂制度的操控下变得可以预期；而资本为了确保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女工的言行举止都受到规训，而这些规训又是通过各种惩罚来强制执行的。所有这些严格规训的最终目的是要在这些年轻女工们有限的工作年限中贪婪地榨取最大的利润。

就父权制而言，潘毅指出，女工们并不是不知道工厂生活的艰苦和压抑，但是为了躲避农村没有前景的压抑的生活，她们还是竞相走出农村，她们的这种欲望正好迎合了资本对于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但是，女工们结婚后还是会最终回到农村，打工生活可能会为她们增加一些经济资本，为自己以后的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但短短几年的打工妹生活不会帮助她们彻底摆脱父权制的控制。不过，此后的一些研究较为一致地反映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出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女性在结婚之后会选择和丈夫一起或单独外出继续打工，打工已经不仅仅是她们婚前短暂时期的行为了。甚至有不少人在生育之后也会选择外出打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的控制。

《中国女工》的研究没有止于揭示国家、跨境资本和父权制对于女性生活的控制，它还非常关注女工们面对压迫时进行的抗争。潘毅的田野调查所发现的反抗形式主要是一些日常生活策略和身体的病痛。但不难看到的是，一方面，由于身处弱势，打工妹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也无法承受抗争的高昂成本而不能进行公开的对抗；另一方面，生产线上偶尔表现出来的不配合、自身身体承受和表现出来的痛楚作为抗争形式对于权力机制的影响非常有限。

总体而言，《中国女工》对打工妹这样一个底层女性群体的身份形成和她们的抗争进行了研究，这一直面社会问题的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资料和有力的理论阐释，对之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