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新兴宗教

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欧洲的企业家、高级技工多为新教徒，他从路德的天职观去考察新教教派之间的异同，认为加尔文宗为清教徒禁欲主义的理性生活方式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而这种禁欲主义伦理又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精神支柱。通过对世界各大宗教的比较学研究，韦伯进一步肯定这一资本主义理性化乃是西方独有的宗教文化产物。伯杰把韦伯的理性化上溯到旧约，旧约对上帝彻底的超验化以及宏大的历史神学构成了伦理理性化的前提，犹太教的祭司集团清除了仪式中的巫术成分，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律法，先知们则提供了超验的合法性论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进入消费社会，19世纪的贫困问题通过社会福利得以控制，功能主义理论体现了此时的乐观精神。奥戴从功能理论来说明世俗化产生的功能替代导致宗教的衰落，宗教帮助人们适应现实的偶然性、软弱性、缺乏性。世俗化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对人和对事态度的“非神圣化”，二是“思想的理性化”。有五种人类行为提供了持续的世俗化动力：由工作而积累起来的技术体系减少了偶然性、软弱性、缺乏性对人类经验的影响程度；战争刺激社会组织化提高，推动技术创新；经济活动也是理性化的重要来源，货币、契约、商业规则等都扩大和深化了人们的思维；立法和行政的协调保证了社会的理性化、秩序化；古希腊的科学思想萌芽与基督教思想体系结合，催生了现代的知识和科学体系，为理性化提供了强劲的保障。^[18]

帕森斯和贝拉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工业社会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一部分，但这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宗教在现代社会变成了私人化的问题，西方社会仍将受基督教伦理和世界观的影响。帕森斯指出，美国的世俗化起点与欧洲不同，美国早期移民教派繁杂，信仰互相制衡，导致国家采取宗教多元化政策，推动精英分子接受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论观点。教派多元主义制度化必须有三个条件：宗教教派成为合法教派的规定；合法教派彼此竞争的规则；划分宗教团体与世俗机构范围的界线。这些条件都由美国宪法确立，美国的社会结构也为世俗化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贝拉进一步从历史演化过程观察世俗化的进程。原始宗教阶段，宗教与社会没有区分，宗教对整合社会文化、稳固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古代宗教阶段，分化出宗教角色和组织，宗教和王权结合紧密，宗教的象征系统没有脱离世俗社会。历史宗教阶段，神圣和世俗世界二元论建立，尊崇一神，独立的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出现。早期现代宗教阶段，宗教改革改变了对世俗的看法，强调救赎是此世的个人责任和伦理行为。对神的忠诚与献身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宗教的个人领域。现代宗教阶段，宗教组织的控制日益衰落，宗教的世俗性日益增强。宗教的新形式正在出现，个人在信仰选择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更具主动性。(https://www.daowen.com)

以上的世俗化讨论基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宗教处于一个不可逆的衰落过程。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学家斯达克和本博瑞兹从交换论和心理功能主义角度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宗教经济模式（religious economies model）或称“宗教市场理论”。该解释模式将个体宗教行为看成是基于理性选择的消费行为，宗教机构或团体是提供宗教产品的企业，宗教兴衰取决于市场内部供求关系和自由竞争的程度，与现代化进程剥离开来。按照这一理论，欧洲处于高度管制和缺乏宗教竞争的体制，其宗教参与度和活力自然降低，而开放的美国社会，宗教则处于方兴未艾的状况。该模式以个体层面的虔信来否定世俗化理论，在解释特定宗教团体或宗教市场的兴衰方面具有一定说服力。该理论的理性人和契约市场假设都是美国式经验，是文化特殊主义，将宗教衰落归因于宗教管制，委婉地宣扬美国式宗教自由，透露出美国优越感。

新世俗化理论代表道博莱尔把世俗化看作是宗教在社会、制度和个体三个维度上的演变过程，世俗化在这三个层面上不存在必然的一致趋势。卡萨诺瓦认为世俗化是由几个相互独立的运动构成，包括世俗生活与宗教规范的脱离、信仰人数的减少与仪式参与程度的减弱，以及宗教退出私人生活的领域。世俗化的这些方面有重叠之处，但原则上是相互分离的，它们变化的方向和强度并非总是一致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宗教活跃与宏观层面的宗教影响力衰落可以同时存在，宗教团体主导的集体活动参与度降低并不必然影响个人虔信度，现当代信仰状态是“信而不群”（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传统世俗化理论关注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新世俗化理论将世界祛魅后的个体境遇纳入考察范围。世俗化表现为个体自主性的增强瓦解了传统宗教的制度权威，这种增强的自主性也产生出对建构信仰的新社会化方式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新世俗化理论延续拓展了世俗化理论。该理论基于基督宗教教会（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曾经垄断欧洲宗教场域的特定历史和个体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放弃了传统世俗化理论的普遍主义。

马丁指出，只有在具有垄断宗教以及明确的世俗-宗教二元区分的社会（即欧洲）才有世俗化。艾森斯塔德的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理论认为现代性依据各自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实现，欧洲只是现代性的起源地。爱尔维优-雷杰借用该理论提出了“多元宗教现代性”，如托克维尔所述美国的自由精神是和宗教精神紧密联系，而法国的启蒙则是通过反对宗教完成。在法国这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其学校制度和政治仪式都继承了宗教共同体的模式。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则来自新教路德宗的福音伦理学。该理论成为研究非西方国家宗教变迁的重要工具，它将世俗化理论的观察视角做了翻转，不再是理性化或个体主义对宗教的影响，而是宗教在历史上对现代性的建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