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痛/疾病与躯体化

1973年，凯博文发表了四篇论文：《迈向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中国公共卫生的背景与发展：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医疗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医学的象征现实——医学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四篇论文开启了凯博文学术思考的方向，成为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他在文中强调，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

1969年，凯博文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派到台湾地区，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美国公共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台湾经历了巨大的文化震荡，私下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1980年，他将自己在台湾的所见与波士顿的医学状况做了比较研究，最后形成他的第一部专著《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一项跨越人类学、医学与精神医学的研究》（以下简称《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这部书对台湾的西医、中医、巫医都做了全面的研究，首次系统阐发了凯博文的一些基本理论关切。他说，“我们既然将宗教、语言、亲属制度等当作文化体系来谈论，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将医学当作文化体系，一个具有象征含义的体系，深深铆在社会制度的特定安排和人际互动模式之中”。

为了展开对医学的文化研究，凯博文区分了“病痛”（disease）与“疾病”（illness）两个概念：“医学人类学的一个关键原则是对病（sickness）的两个方面的区分：病痛与疾病。病痛，指的是生物学和（或）心理机能的紊乱，而疾病指的是病痛的社会心理体验与意义。”对病痛、疾病的概念区分，不仅贯穿于凯博文以后的研究中，而且成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https://www.daowen.com)

在《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一书中，凯博文大量使用了躯体化（somatization）概念，这是一个更深刻的理论突破。他指出，“躯体化，表明文化治疗体系中病与治之间活生生的语义学关联”。在该书的第四章，凯博文以对一个个案的讨论引入了对躯体化的系统阐释。书中提到一位22岁的台湾男子，他有失眠、胃溃疡、虚弱、紧张、脖颈僵硬等症状，经常手淫，西医说他是神经衰弱，中医说他肾亏，而童乩则认为一个未婚女鬼缠上了他。作为精神科医生，凯博文认为，这就是这位青年的“病痛”，而其“疾病”则是他多年来与这种病痛相处的方式。这不仅包含他和各种医生对其身心之病的理解，而且还影响它的发展。最开始，这个青年应该是有一些抑郁症，胃溃疡是它的外在表现，但后来集中体现在胃溃疡、神经衰弱等疾病上，这些身体性症状也越来越严重，这便是其心理紊乱的躯体化。凯博文还特别关注到了这一案例中的手淫，这尤其涉及被文化观念建构的性心理问题。过度手淫应该与羞耻心、对性行为的不当理解以及中医不断强调的“肾亏”问题都有关系。凯博文将此称为“性焦虑”（sexual neurosis）。这并非国际医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而是中国性文化之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躯体化病症。

由这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出发，凯博文对躯体化做了更广泛的讨论。躯体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在中国语境下遭到污名化的精神疾病被理解为躯体疾病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躯体疾病的各种理解方式。它涉及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对自己躯体之正常与不正常，以及各种复杂细微之身体经验的理解，而且“躯体化”不仅是对普遍病痛的文化描述，还会对病痛的发展具有潜在影响。比如对心理问题的躯体性描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往往被体验为“心痛”“胸闷”等。他临床面对的不少中国病人都以“心”的紊乱来描述其烦躁、抑郁，而西方患者很少会有这样的躯体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