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群体影响
1.社会促进
体育比赛里常常会有主场和客场的区别，很多球队会在主场取得非常好的战绩。所以为了公平起见，要让每支球队经历的主场和客场数相等，保证大家都有同等数量的“主场优势”。但是，也有一些球队，到了主场反而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倒是客场放得更开。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结果呢？
人并不是一台运行精准的机器，而是一个主观的、有情感的个体，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情绪情感的作用，会有不同的表现。若有他人在场比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表现更好，这种反应被称为“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也就是主场表现好。
早在1898年，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就发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的时候，要比各自单独骑行的成绩好。于是他做了一个实验室研究，要求儿童以最快的速度在渔用卷轴上绕线，结果同样发现，儿童一起绕线的速度要比单独一个人绕快得多。后来的研究者们不仅在人的身上发现这种社会促进的反应，在动物身上居然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当有同类在场时，蚂蚁在蚁群中所挖出的沙子要比单独挖时多三倍，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交配中的老鼠会出现更多的性活动。[24]
2.社会抑制
然而，另有一些研究发现，他人在场会阻碍人们的表现。例如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的效率，走迷宫或演算较为复杂的乘法问题时的效率也都下降了。[25]这被称为“社会抑制”（social inhibition），就像前面说到的在主场反而发挥不好。
那么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时候能够提升个体的成绩，有时候却又会让个体的成绩降低，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分标准或理论解释呢？直到1965年，这个矛盾才被社会心理学家扎荣茨解开。扎荣茨提出，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会被唤醒，增强驱力或动机。而这种唤醒状态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个体的工作表现，则要取决于工作任务的性质。如果工作任务是简单的、熟悉的或先天的，唤醒会促进工作任务的完成，因为这些任务是个体的“优势反应”（dominant response）。相反，如果任务是复杂的、不熟练的，那么他人在场而引起的高唤起则会降低工作绩效。[26]
这背后可能包含了三种原因：
第一，只要他人在场，个体的动机就是增强，从而提升唤醒水平。
第二，由于我们在乎他人的评价，希望表现得更好，得到他人的认知与赞许，就会产生评价忧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在简单的任务中，评价忧虑会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加努力。而在复杂的任务中，评价忧虑反而会阻碍我们的表现。
第三，他人在场会形成一种干扰。因为简单的任务并不需要我们全神贯注，因此就可以分配注意力对抗这种干扰，并通过更加专注与更加努力来弥补干扰，从而提高工作绩效。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他人在场的干扰会增加我们的认知负荷，造成认知超载，从而阻碍工作任务的完成。[27]
3.社会懈怠
除了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还有另外一种他人在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被称为“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是指当单个个体在群体活动中的行为无法被评估、测量时，人们往往会比单独工作更少出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滥竽充数”。
100多年前，法国工程师林格曼就发现，志愿者在集体拉绳中所付出的努力要比其单独一个人拉绳时小得多，这与“人多力量大”的常识恰恰相反。[28]同样，研究者们在大声叫喊和大力鼓掌等情境下都发现，几个人在一起要比单独一个人出力少。[29]当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要与其他人一起接受评价时，个人的投入要比单独接受评价时少，也就是我们常说在群体条件下所出现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https://www.daowen.com)
为何会产生社会懈怠呢？通常认为群体任务中个体的努力程度决定于两个因素[30]：①个体认为其个人的努力对团队绩效的重要性；②个体有多重视团体绩效。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工作会与其他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松懈下来，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他做得如何，他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什么责任。所以，群体规模越大，社会懈怠就越容易出现。也因此，要想减少社会懈怠，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每个人的努力程度（或个体的工作绩效）被突显出来（或被评估）。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贡献将会被他人评价时，社会懈怠就有可能减少。所以，当我们与陌生人一起工作时，更容易社会懈怠，而和好朋友一起工作时，由于比较在意好朋友对自己的评价，因而社会懈怠会大幅度减少，甚至消失。
因此，如果你想让一个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激发出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努力的时候，你就不能采取模糊的、集体式的奖励，而应该让个人在这个集体当中被突显出来。因为只有这种突显，才能使这个人更愿意付出努力，而不是躲在他人的背后。
4.去个体化
骚乱或暴乱一直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大威胁，也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多对于骚乱或暴乱的研究发现，很多被捕的骚乱或暴乱参与者事后在法庭上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31]，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出那些“失控”的行为。
其实，这些具有强烈破坏性的行为，多半是由群体所引发的。群体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刺激着个体做出单独一个人时不可能出现的行为。这就叫作“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指的是个人处在群体当中，导致自我约束功能的削弱或者责任感的丧失，产生一些个体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行为。
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古斯塔夫·勒庞，在他《乌合之众》那本书中，勒庞认为，在集体中，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体的心理。我们在这个时候失去了自己的理智，变成了被群体心理操控的机器，和人群一起做出疯狂的举动。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去个体化的现象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越大，个体突显出来的可能性越低，被评价和监管的概率也随之降低，因此，人们就会更加无所顾忌，做出平时单独一个人时不太可能出现的行为。无论是对暴徒的研究，还是目睹自杀危机的普通人，参与者的规模越大，群体成员越有可能失去自我意识，做出失控的行为。[32]
二是责任的模糊性。围观跳楼的群众，之所以敢于起哄，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杀者真的跳下来，也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现场有那么多人，很难追究具体某个人的责任，或者是“人人都有份”。同样，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骚乱和暴乱往往容易爆发。在这些时候，由于大家都这样做了，群体成员会把个体的行为看作是群体行为，个人的责任就变得模糊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责任是非常明确的，而群体状态下，责任是模糊的或者说分散的，因此人们就会更加大胆，去做一些一个人不会做的事。
三是身份的隐匿性。群体会有一种遮蔽的作用，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中，我们很难辨别每个人的身份。在一个统一着装甚至戴上面具的群体中，我们就更难以分辨出谁是谁了。同样，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群体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就会降低，交往频率也会降低，因此个体的身份也就越容易被隐藏起来，减少承担责任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意识到自己不太容易被识辨出具体的身份，就更有可能毫无顾忌地违反规则，甚至是道德和法律。
1969年，津巴多设计了一个电击实验。他召集了一些女大学生，让她们对隔壁一个女大学生进行“电击”，并告诉她们，这样做不需要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完全是为了科学实验的需要。通过单向玻璃，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看到被自己“电击”的另一位女大学生。在实验中，匿名组的参与者都穿上了白大褂，戴上面罩，每个人只露出两只眼睛。主持人请她们实施“电击”时，只叫她们的编号。整个实验在昏暗的光线下进行，彼此间谁也认不出谁。而非匿名组的参与者们穿着平常的衣服，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张名牌。在实验时，主持人礼貌地叫着她们每个人的名字。房间里的照明很好，每个人能互相看得很清楚。结果发现，匿名组比非匿名组按电钮的次数多一倍，并且每一次按下电钮的持续时间也较长。昏暗的光线、有掩饰作用的服装、模糊的代号，都增加了匿名化的效果，使得这些参与者们做出了更严重的伤害行为。[33]
四是唤起与分心活动。在去个体化出现之前，群体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程度的唤起，或发出一些分散个体注意力的刺激，从而减弱个体的自我意识。例如大家在演唱会上一起大声唱歌时，原本内向、害羞的人也会感到情绪高涨，浑身充满力量，这个状态就叫作唤起。同时，个体对自己的关注也逐渐减弱，忘记了胆怯与紧张，也就是分心。特别是看到他人与自己做出一样的行为时，个体会认为他人与自己的想法一致，因此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34]在唤起与分心的状态下，个人与群体一样开始放声歌唱。这些活动既能够使个人充满热情，又能减弱人们的自我意识，大大增加引发群体行为的可能性。
因此，诸多因素会减弱群体中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从而使个体更容易依赖情境所提供的线索进行反应。而这种线索不仅仅是消极的（如电击他人等），也有可能是积极的（如放声唱歌、跳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