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助人行为
当然，在我们的世界上，绝不是只有偏见和攻击，更多的还是对他人的关心与帮助，而且其中很多时候根本无利可图，或者说，给予他人帮助的人根本不期待任何回报，但他们却还要冒巨大的风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为犹太人提供庇护的人；就像那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当中，试图从世贸大厦解救他人的消防员和警察；就像在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当中第一时间赶往震区的救援人员……
其实，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就是给他人带来益处的行为。其中，由利他主义（altruism）激发的亲社会行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即使没有回报，甚至需要付出代价，也会帮助他人的行为。有些人帮助他人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需要，得到某种回报，是利己的；而有些人则是纯粹地帮助别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做出利他的行为呢？
1.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以社会经济学为基础，认为人们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物质性的交换，还会有社会性的交换，包括情感、信息等。无论是哪种交换，人们都希望可以让自己付出的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皮利文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人们献血行为的研究，确实发现了在献血这个利他行为发生前，人们总是要比较献血的代价（疼痛、身体损伤、花费时间等）与不献血的代价（社会舆论、内疚感等），以及献血的收益（帮助别人的快乐、免费的食品等）与不献血的收益（不担心健康、时间富余等）。[45]
当然对于助人者来说，收益不仅包括外界的奖赏（例如他人的赞扬、社会地位的提升等），还有内部的回报（例如自我的满足感、提高自我价值、积极的情绪情感等）。研究发现，捐款行为会激活人们大脑中与报酬相关的脑区[46]，花费金钱来帮助他人能够提高自身的幸福感。[47]更重要的是，利他行为还有可能减少我们的消极情绪，恢复心理的平衡。在一项研究中，如果一个人在实验的前半段过程中说了谎，那么其愿意付出平均63分钟的时间去无偿地完成问卷评分任务；而一个没有说谎的参与者，愿意付出的时间只有平均2分钟。[48]许多类似的研究似乎一直都在表明，当他人知道我们犯下错误时，我们就更想要用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49]
2.社会规范理论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去计算得与失，而是出于某些看似非常“理所当然”的原因而给予他人帮助。古尔德纳认为，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也应该给予帮助，这就是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50]朋友间相互协助，邻里间相互帮忙，这样就使得社会得以运转，并从长远来看保持一种平衡。因此，古尔德纳认为，互惠规范应该是一种“普遍”的原则，是需要每个人遵守的。有研究发现，人们更愿意把钱捐给曾经给过他们帮助的慈善团体。[51]在另一项游戏实验中，人们在与自己有持久关系的人一起时，表现出更少的自私行为，而与陌生人偶然配对时，自私行为会增多；但即使是在匿名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对他人的回应给予一定的回报。[52]
除了互惠规范，对于一些无力回报的弱者，可能还会有另一种规范引导人们的利他行为，这就是社会责任规范（social responsibility norm）。这个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考虑他们是否能够回报我们的帮助。[53]这一点在重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更加明显[54]，社会提倡助人为乐，特别是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更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导致这些人遭遇困境是客观原因，例如自然灾害、不可抗力等。如果困境是由于其本人的懒惰、违反道德和法律、心术不正等，那就是“自找”的，人们并不会给予帮助。看看我们对“乞丐”的各种不同态度，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社会责任规范的前提条件。
3.共情理论(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是社会交换还是社会规范，两种理论似乎都表明，人们利他行为的背后总有某种“利己”的原因。那么，究竟有没有纯粹的“利他”呢？也就是说，有没有人帮助他人完全是为他人着想，而与自己毫无关系。巴特森经过一系列的研究[55]，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相信人们有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人，即使为此助人者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是，这种纯粹利他行为的出现，需要一个前提，助人者需要对被帮助者产生共情（empathy），也就是说，我们要将自己置于被帮助者的位置，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能够理解和体验他人内心的情感和感受。我们看见孩子受伤后痛哭，也会情不自禁地伤心难过，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孩子的痛苦，从而产生相同或相似的体验。
巴特森的另一个研究发现，在较高的共情水平下，即实验参与者被激发出与当事人相同的情绪情感，即使当事人并不在意，参与者看不到需要帮助的人，愿意帮助他的人与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是一样多的。[56]也就是说，无论是否会产生减少内疚等情绪的需要（利己的目的），即无论当事人是否在场，只要产生共情，利他行为就会广泛地产生。然而，在较低的共情情境下，当事人在场，引起内疚情绪情境下的帮助行为（利己的目的）要比当事人不在场时多得多。可见，在比较高的共情作用下，人们会产生纯粹的利他行为；但当共情反应不明显时，利己的帮助行为就会更多地出现了。
巴特森的一系列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57]似乎指向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真的存在一种纯粹的、只为了他人的利他行为。同时，也带来了希望——通过提高人们的共情能力，能够有效地促进利他行为的产生。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皇后街区，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一名叫作吉诺维斯的酒吧经理，在下班回家的途中惨遭歹徒的杀害。而最可怕的是，在吉诺维斯被歹徒用刀刺杀的半个多小时里，她大声呼喊、恳求帮助的声音在凌晨宁静的街道上无比清晰，先后吵醒了38个“安分守己”的公民（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都目睹了这起谋杀案。这些居民会透过窗户向外张望，他们所发出的惊叫声，以及那些卧室里闪耀的灯光，两次把歹徒吓跑。但是歹徒发现并没有人出来帮助吉诺维斯，也没有警察到来，于是又回来重新对她进行加害。虽然最后终于有人报了警，歹徒匆忙逃离，但吉诺维斯很快还是离开了人世。
38个人目睹了这场暴行，却无动于衷，甚至连拨个电话报警都不肯做。所以当事情在报纸上曝光以后，有无数人打电话或者写信去报社，要求公布这38个所谓的“安分守己”的公民的姓名，让全社会都来谴责这些道德沦丧的人。
在今天，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很多人也会像“愤怒的读者”一样，对这些“冷漠”的旁观者发出谴责与声讨。然而，两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拉丹和达利就冷静地反思了整个事件，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除了道德之外，会不会恰恰是因为看到这件凶杀事件的人太多，大家都以为别人会去报警，所以反而就没有人去做了呢？
于是，受到这起吉诺维斯惨遭杀害案的影响，拉丹和达利开始潜心研究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慢慢地发展出一套成形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称之为“责任分散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情景中，旁观者越多，帮助他人的责任就被越多的人分担了，那么在众多的旁观者当中，单一的个体实施帮助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责任分散理论成为亲社会行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但比理论更加重要的是，拉丹和达利教会我们，看问题不能仅看表现的现象，解释问题更不能简单地从常识或某些偏见出发。只有带着辩证的思维，从多个角度去反思问题的本质，才可能让我们避免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局限于狭窄的社会思维空间，受到消极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