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与本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全球与本土

社会工作既是全球的,也是本土的。社会工作的全球性促进国际社会工作界积极对话,同时对国家间的差异表现出更大的接受度,有效地应对全球化趋势。[60]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社会工作本土化不只是简单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本土适用,而是通过提炼本土实践经验,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全球性知识并进行传播扩散,丰富全球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和理论体系。基于社会工作的全球性和本土性的特质,社会工作是全球社会工作者们共同改进社会工作实践、教育和研究的文明成果。

(一)社会工作的全球化

1994年,时任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瑞典社会工作者埃利斯·恩瓦尔率先提出社会工作的全球定义,主张社会工作必须根据全球化重新定义社会工作实务的决定因素、价值观和知识基础。[61]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分别于2000年和2010年提出和更新了一版社会工作的全球定义。2014年7月于墨尔本召开的世界社会工作联合大会重新定义了社会工作的全球定义: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62]

《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由三个全球专业组织制定——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国际社会福利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2010年启动,旨在加强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形象,为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团结、促进、表达、阐明、商定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领域的优先事项,能够为政策制定做出更大贡献。2012年发布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全球议程》提出四个目标:促进社会和经济平等、促进人民的尊严和价值、促进社区与环境可持继性、促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世界社会工作日分别于2012—2014年、2015—2016年、2017—2018年、2019—2020年完成了上述四个目标。世界社会工作日的成功是全球社会工作者团结合作的体现。

2020年10月1日,三个全球专业组织举办了三方会议并讨论通过了《2020—2030年社会工作与社会发展全球议程》的总体框架与2020—2022年的第一个主题。2020—2030年的总体框架是“共建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转型”,认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与进行新型社会建构的愿景,并将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团结作为优先选择的议题。2020—2022年的第一个主题为该框架奠定了基础:“仁爱(Ubuntu),我因我们而存在”。这一主题认识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和未来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的命运也是连在一起的。(https://www.daowen.com)

(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自从西方的社会工作通过教会组织、教会大学进入中国的那一刻,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就已经开始了动态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或外来的社会工作和本土社会工作处于不断互动交融之中。王思斌依据对本土社会、本土文化看重的程度不同,将本土化分为“中体西用”和外国经验的“移植变换”两种。[63]顾东辉用社会工作的本土导向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过程,本土导向超越了本土化的内涵,具有外来事物本土化和本土经验规范化两方面含义,并且本土与外境的亲和程度决定着社会工作本土导向的广度、速度和深度。[64]钱宁指出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以经验为基础的本土化和以知识创造为基础的本土化。[65]何雪松、杨超提出,政治关联性、文化敏感性与实践反思性构成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要素。[66]陆士桢、王志伟认为,文化整合与制度融入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双重机理。[67]

王思斌提出,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社会建设实践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以及实然与应然的关系角度看,我国社会工作正在和继续走的道路为嵌入性发展—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68]张昱分析了上海市政法委系统2004年开始的本土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增量嵌入”生成方式。[69]陆士桢、漆光鸿认为,想要在中国特色文化、政体、制度的语境下,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融入”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70]

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在本土与非本土的实务方法和文化价值接轨的过程中,建构一套有效的整合性的本土化社会建构话语性框架[71],形成有文化自信的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发展应该是与我国社会转型的速度、社会发展进程基本一致的,有一定的时序模式。[72]这一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与国家的建设目标和宏大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体制、社会治理等多方面[73],因此需要基于中国国情、文化传统与社会工作实践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模式,例如人文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74]、“政府为体、社工为用”的中国逻辑[75]、“教育为先”的专业化和实践为用的职业化的现实特点[7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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