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造园的兴起及动机
在唐代，园林业已构成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文人都有自己的宅园或别墅（当时称为“别业”），如长安城外南郊杜曲有杜佑的瓜洲别业（后为杜佑之孙杜牧所继承，改称樊川别业）、牛僧孺的郊居、岑参的杜陵别业、高冠草堂、石鳖谷，韦曲有郑虔的郑谷庄、韩愈的韩氏庄，终南山有王维的终南别业（辋川别业）、岑参的双峰草堂、储光羲的终南幽居、钱起的终南别业；洛阳有李德裕的伊阙山平泉庄、令狐楚的平泉东庄、王龟的龙门西谷松斋；嵩山有岑参的少室草堂、卢鸿一的嵩山草堂；陆浑山有宋之问的陆浑山庄、岑参的陆浑别业、祖咏的陆浑水亭；庐山有白居易的遗爱草堂；中条山有司空图的王官谷山庄、王龟的郎君谷草堂；阳羡山有刘长卿的阳羡别业；王屋山有胡象的王屋别业、岑参的王屋青萝居；灞水有刘长卿的灞上别业、王昌龄的灞上闲居；沣水有韦应物的沣上幽居；汝水有祖咏的汝坟别业；淇水有高适的淇上别业；汉水有孟浩然的涧南园；浙江苕溪有皎然的苕溪草堂；江苏震泽有陆龟蒙的震泽别业；等等。
唐代文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建造园林，首要的动机是休闲。对于担任一定官职的文人来说，园林首先是工作之外休养身心或舒缓其身心紧张的休闲场所。唐代实行的官员休沐制度，也在客观上为文人建造或观赏园林提供了时间上的便利。如诗人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
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阙下忠贞志，人间孝友心。既将冠盖雅，仍与薜萝深。寒变中园柳，春归上苑禽。池涵青草色，山带白云阴。潘岳闲居赋，钟期流水琴。一经当自足，何用遗黄金。 (102)
除了一般的休闲，唐代文人建造园林的动机也包括退休或养老的考虑。这可以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中条山王官谷的园林为例。这座园林，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私人田产的山间庄园。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辛说：“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即华山莲花、毛女、松桧三座山峰，此处代指华山——引注］，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灌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103) 另据司空图《山居记》记载，王官谷周围有五峰，谷中有溪有瀑，草木丰茂，是难得的“涤烦清赏之境”。其园为先人所居，后为佛寺，毁于“会昌法难”，他于光启三年（887年）在佛寺的原址上修建了三诏堂（取东汉隐士“三诏不起”的典故，有不愿同流合污的意思）和九龠室（九龠即九籥，本义指道家藏经书的器具，此处借指藏书室），堂室之内图绘唐朝开国以来志行高洁的文人形象以“耸激”，又修建了各有“所警”的证因亭、拟纶亭、修史亭、濯缨亭、览昭（照）亭、莹心亭等六个亭子。其中，证因亭建在园的西北隅，中刻大悲观音像；拟纶亭建在证因亭的右侧；修史亭建在拟纶亭的左侧；濯缨亭建在园的西南隅；览昭（照）亭建在园的“上方”即地势最高的地方；莹心亭建在靠近瀑布的地方。 (104) 大约在该园建成后不久，司空图就因躲避黄巢之乱而流寓他乡，十多年后才回去。这时园墙已损坏，濯缨亭为乱军所焚，不复存在，他重新修葺，更名为休休亭，并作《休休亭记》表达不复出仕、彻底归隐的想法，说：“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在焉。……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聩，三宜休也。而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时之用，又宜休也。” (105) 司空图所说之“休”，固然有退隐的意思，但也包括退休、养老的考虑在内。
唐代文人热衷于建造园林的更深层动机是隐逸。隐逸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它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有“大隐”“中隐”“小隐”之分。对于现实、感性和有浓厚生活热情的唐代文人来说，他们最向往的是介于庙堂与江湖、入世与出世之间的“中隐”或“吏隐”。最能表达和体现这种生活和精神要求的，就是既建筑于尘世之中又与尘世生活相对隔离开来的园林。特别是中晚唐，以李德裕、裴度、白居易、杜牧、司空图等为代表的许多文人都醉心于园林的构建，以此作为远离政治旋涡的避风港。
隐逸是唐代文人造园的基本动机和文人园林的思想主题，这可以从许多描写园林的唐人诗歌和文章中看出来。如李峤的《和同府李祭酒休沐田居》：
列位簪缨序，隐居林野躅。徇物爽全直，栖真昧均俗。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地藉朱邸基，家在青山足。暂弭西园盖，言事东皋粟。筑室俯涧滨，开扉面岩曲。庭幽引夕雾，檐迥通晨旭。迎秋谷黍黄，含露园葵绿。胜情狎兰杜，雅韵锵金玉。伊我怀丘园，愿心从所欲。 (106)
另，吴融《赠方干处士歌》也说：“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衣裳白云，坐卧流水。霜落风高忽相忆，惠然见过留一夕。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辞，携筇径去随所适。随所适，无处觅。云半片，鹤一只。”在这首诗中，吴融对著名诗人、隐士方干简单而充实的生活作了不遗余力的赞美，而其赞美的主题就是逍遥自适的生活情态。
这一类高唱隐逸之乐的诗歌或文章，在唐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王勃的《秋日宴季处士宅序》说：
若夫争名于朝廷者，则冠盖相趋；遁迹于邱园者，则林泉见托。虽语默非一，物我不同，而逍遥皆得性之场，动息匪自然之地。故有季处士者，远辞濠上，来游境中，披白云以开筵，俯青溪而命酌。昔时西北，则我地之琳琅；今日东南，乃他乡之竹箭。又此夜乘槎之客，犹对仙家；坐菊之宾，尚临清赏。既而依稀旧识，欢吴郑之班荆；乐莫新交，申孔程之倾盖；向时朱夏，俄涉素秋。金风生而景物清，白露下而光阴晚。庭前柳叶，才听蝉鸣；野外芦花，行看鸥上；数人之内，几度琴樽？百年之中，少时风月。兰亭有昔时之会，竹林无今日之欢。丈夫不纵志于生平，何屈节于名利？人之情矣，岂曰不然？ (107) (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篇文章中，王勃对文人建造园林的动机交代得很清楚，那就是遁迹丘园，以缓解世俗或仕途的压力，消除名利带来的烦恼和苦闷，借此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满自足。
又如元结在《述居》一文中说：
天宝庚寅，元子得商余之山。山东有谷，曰余中谷。东有山曰少余山。谷中有田，可耕艺者三数夫（一夫百亩），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数十亩。泉东南合肥溪，溪源在少余山下。溪流出谷，与潈水合汇于滍。将成所居。故人李才闻而来会……乃相与占山泉，辟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为亭庑，始作堂宇，因而习静，适自休闲。夫人生于世，如行长道，所行有极，而道无穷，奔走不停，夫然何适？予当乘时和，望年丰，耕艺山田，兼备药石，与兄弟承欢于膝下，与朋友和乐于琴酒，寥然顺命，不为物累，亦自得之。 (108)
元结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此时正是唐帝国盛极而衰的开始。这篇文章写于他32岁时。在这篇文章中，他先是描述其父辈生活过的商余山（今属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美景，继而感叹人生的短暂，最后表达“耕艺山田”即隐居山野以度余生的想法。
最后，与休闲和隐逸密切相关，同时又与文人身份、修养相匹配的是雅集。对于唐代文人来说，园林是包括修道、习禅、纳凉、疗疾、观鸟、赏花、读书、会友、饮酒、品茗、弈棋、抚琴、吟诗、作赋、泛舟、垂钓等活动在内的生活、休憩场所。他们的园居生活，包括他们从园林中感受到的快乐，不只有孤身独处时的生活和快乐，也有与人共处的生活和快乐。与人共处，在文人而言，最快乐的就是以诗酒唱和、交流情感为主题的雅集（有时也称为“宴集”）。这种雅集源于魏晋时期，著名的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雅集和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在历史上都有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在唐代，由于诗歌的发展，加上文人爱酒的风气，在园林中举行雅集更成了一种普遍的风尚，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张九龄、宋之问、李峤、陈子昂、张说、卢藏用、沈佺期、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德裕、裴度、令狐楚等著名文人，都曾频繁地参与这种活动。这种风尚，也可以说间接地推动了唐代文人园林的发展。
唐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园林，实际上既是个人逃离纷争、隐居避祸的空间，也是文人之间诗酒唱和、以文会友的“私人会所”。如中唐宰相裴度的园林。裴度的园林有两处，一是建在洛阳城内的集贤园（或集贤里宅），一是建在洛阳城外的午桥庄（或午桥别业）。集贤园是一个水景园。园中有池，名为平津池；池中有岛，名为百花洲；又有水榭、风亭、楼阁、桥梁、假山、竹树等，环境幽深清雅。这个宅园在宋代也称为“湖园”，宋代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湖园》中说：“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 (109) 据李格非的说法，湖园是唐代洛阳在空间规划和景物设计上最好的园林之一。午桥庄建在洛阳定鼎门外二里的甘泉渠午桥附近， (110) 以花木繁盛、气候凉爽见长。它引甘泉渠水分灌园中，人工栽种花木万株，包括裴度亲手种植的上百株文杏。园内最著名的建筑是一座用于歇凉避暑的亭阁，名叫绿野堂，还有裴度亲自修筑的、用于赏花的碎锦坊和可以牧羊的小儿坂，以及在他生前尚未完工的松云岭和软碧池等景观。白居易曾有《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一诗，对该园的整体环境进行了描述：
旧径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裁松不趁行。年花玩风景，春事看农桑。花妒谢家妓，兰偷苟令香。游丝飘酒席，瀑布溅琴床。巢许终身隐，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 (111)
据《旧唐书》说，裴度建造这两处园林，是由于“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112) 。又，《新唐书》也记载：“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搢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