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园的环境意象——“壶中境界”
在唐代的造园史上，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偏重人工，追求广大、崇高、壮丽之美；一是偏重自然，追求清新自然、曲折幽深之美。相对而言，文人，尤其是唐代后期的文人更倾向于后者。
唐代园林的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或价值取向，分别来源于不同的传统。务宏大壮美者，主要继承的是秦汉以来的以神仙信仰和皇权政治为基础的皇家园囿设计传统；务清新自然、曲折幽深之美者，则主要继承的是西汉以来以道家思想和隐逸风尚为基础的私家园林（尤其是文人园林）设计传统。在环境构成——包括园林布局、景观构成和意境表现上，前者突出的是“神仙海岛”的结构模式，后者突出的是“壶中境界”的造园意象。
我们可以在唐代文人有关园林的一些诗文中看到，他们经常提到“子云居”“习家池”“仲长园”“诸葛庐”“季伦园”“逸少亭”“元亮宅”“桃源”“庾信小园”之类的名称。这些名称有的是指唐以前的私人住宅或园林，有的则是指唐以前文人所描写的理想生活环境，如：
路通元亮宅，门对子云居。（牟融《题朱庆餘闲居四首》之三） (114)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刘禹锡《陋室铭》） (115)
此时高宴所，讵减习家池。（陈子昂《晦日宴高氏林亭》） (116)
季伦园里，逸少亭前。（高球《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 (117)
风烟彭泽里，山水仲长园。（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尊字》） (118)
寂寂孤莺啼杏园，寥寥一犬吠桃源。（刘长卿《过郑山人所居》） (119) (https://www.daowen.com)
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张南史《竹》） (120)
“子云居”指的是西汉哲学家、文学家扬雄的住宅，以简陋而富有诗书为特点；“习家池”是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在襄阳南郊修筑的别墅，以风景洵美取胜；“仲长园”是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乐志论》中所描写的田园生活理想；“诸葛庐”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出仕之前隐居隆中的草堂；“季伦园”是西晋富豪、文学家石崇修筑于洛阳郊外的别墅（金谷园）；“逸少亭”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位于绍兴兰渚山下的园林——兰亭；“元亮宅”是陶渊明隐居浔阳柴桑的田园村舍；“桃源”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庾信小园”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小园赋》中所描写的私家园林。这些名称所指代的园林无论是实有还是虚构，在唐代文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处所。其中，除了“习家池”和“季伦园”规模较大且建筑相对奢华，其他都具有自然、简朴（甚至简陋）的特点。不过，唐代文人看重“习家池”的，不是它的规模和建筑，而是它背山（白马山）临水（汉水）、可以登临远眺的自然环境，以及可以观鱼赏荷的悠闲和临风把盏的放达（习家池也叫高阳池馆，因西晋时“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之子、人称“高阳酒徒”的镇南将军山简在此宴饮醉酒而得名）。同样，唐代文人之所以推崇“季伦园”，也不在于它的建筑和设施有多么奢华，而在于它曾经是许多文人雅集和诗酒唱和的场所。金谷园的主人石崇虽然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和富豪，但也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文学家，著有《思归叹》《思归吟》《琵琶引序》《金谷诗序》《王明君辞》等文学名篇，且经常与潘岳、刘琨、左思、陆机、陆云、挚虞、欧阳建等著名文人一起在园中谈论诗文、吟诗作赋，号称“金谷二十四友”。而且，相对来说，“习家池”和“季伦园”这两处园林，一般很少用来比喻唐代的文人园林。“习家池”多见于隐居襄阳的文人如孟浩然、皮日休等人的笔下，主要描写它的风光和掌故，“季伦园”多见于唐代前期有关贵族或宠臣家园林集会的描写，如《全唐诗》中收录的一些描写初唐高正臣洛阳园林（即高氏林亭）宴会的诗。
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出现更多的是“子云居”“仲长园”“诸葛庐”“逸少亭”“元亮宅”“桃源”“庾信小园”这样一些名称。这些名称实际上代表了唐代文人一种普遍的、远离城市和世俗、回归自然和本性的人居理想。
这种理想，常被称为“壶中境界”（简称“壶中”），也叫作“壶天境界”“壶中仙境”“壶中天地”“壶中日月”“壶中乾坤”等，本来指的是道教中的仙境，出自有关道教人物壶公的传说。壶公传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后汉书》中的东汉方士费长房。该书记载：“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葫芦——引注］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可明日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有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 (121) 二说他是春秋时的孔子弟子施存。《云笈七签·二十四治·云台山治》中说：“施存，鲁人。夫子弟子，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曰‘壶公’。” (122) 这两种说法中的“壶公”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人，但它们所构想的仙境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即都是一个表面空间很小而内涵空间无限且独立自足、自由自在、充满神奇变化的虚拟世界。这样的世界，虽出于道教中人的虚构，但其所具有的超世间的空间特点，正好投合了文人出离世俗、遁迹山林、寻求精神自由的想法。因此，“壶中境界”便逐渐转变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环境的精神诉求，如庾信《小园赋》中说：“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 (123)
壶公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流行开来，并被用来形容文人隐士的居住环境。到唐代，有关壶公的传说和信仰也很普遍，如杜甫《寄司马山人十二韵》中说：“家家迎蓟子，处处识壶公。” (124) “壶中”一词也多用来指称文人的住宅、园林或隐居之所。如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之五：“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125) 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 (126) 元稹《幽栖》：“野人自爱幽栖所，近对长松远是山。……壶中天地乾坤外，梦里身名旦暮间。” (127) 陆龟蒙《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壶中行坐可携天，何况林间息万缘。” (128)
就文人园林或文人的人居环境理想来说，“壶中境界”包括形式与表现两个方面：从形式构成上说，它注重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俭为饰、以拙为巧、以无为有，即强调以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和手段表现出最丰富的生活意趣以及宇宙空间（此谓“壶中”）；从内容表现上说，它注重以园为寄、以园为乐，即强调“意”——包括以文人的生活态度（超功利）、生活情调（闲适）、生活追求（自由）为基础的画意和诗意等等的表现。这个“意”，是与文人所追求的“道”相关的。它的表现，一方面是突出园林与世俗社会的分隔而强调园林与外部自然（宇宙之道）的联系，所以有画意；另一方面是突出园林与个人物质生活的分隔而强调园林与个人精神生活（心灵之道）的联系，所以有诗意（此谓“境界”）。
“壶中境界”，包括唐代文人向往的“子云居”“仲长园”“诸葛庐”“逸少亭”“元亮宅”“桃源”“庾信小园”等，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它所代表的思想，即不再幻想肉体上的长生不老，而是追求自然淳朴的现世生活，却反映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即它彻底打破了“神仙海岛”模式对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构思的束缚，让环境艺术设计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想象的空间。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唐代文人园林（别业园和山池院），也因此在承前启后的历史进程中为中国传统园林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和气象。具体来说，就是在园林环境营造上，不再局限于千篇一律的“神仙海岛”模式，而可以因地制宜地自由创造；在园林景观构成上，不局限于人工的建筑和设施，而可以采用借景、对景、分景、隔景、倒景、点景等多种人工痕迹很少的手法；在建筑环境的处理上，可以不择场地、不限题材、不计较尺度大小、不在乎材料精粗和工艺繁简（在唐代，文人园林也称为“幽居”“隐居”“山亭”“茅斋”“小园”等，即是明证），做到以小尺度、低成本达到最大的感受和体验效果。
唐代文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自然之美的热爱，认识到了园林与自然环境的亲密关系。同时，唐代文人诗歌和绘画的大发展，也为唐代文人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灵感。唐代文人园林强调移山缩地、以小为贵、以俭（耗费小）为饰、不避简陋、以地偏为胜，同时强调小中见大、以少胜多，所有这些，都成为此后中国园林环境审美的基本原则，并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