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庙的布局和建筑特色
佛教寺庙是修行、活动的场所，与道教宫观一样，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环境。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当时即出现了白马寺、阿育寺、大安寺、昌乐寺等一批最早的佛教寺庙。到了两晋南北朝和隋代，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普及，佛教寺庙的数量也日益增多。这个时期，除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两帝排斥佛教、灭法毁佛之外，其他诸帝大多崇信佛法，或至少不排斥佛法（如隋文帝、隋炀帝）。由于皇帝的提倡，出家修行和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寺庙也因之越修越多。据史书记载，西晋时期，仅长安、洛阳两地就有寺庙1800所，东晋时又兴建了1700所，合计3500所。南北朝时期，佛教信仰更为炽热，其中，北朝以北魏为最（工程浩大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皆开凿于北魏），南朝以梁代为最。据记载，北魏寺庙达3万多所，僧人达200多万。梁代仅金陵一地，寺庙就有700多所。到了隋代，开国皇帝隋文帝对佛教虽未大加提倡，但也并不排斥。据记载，隋文帝时，仅长安、洛阳两地就有寺庙3792所。
唐代的佛教寺庙建筑是在此前数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迁过程。唐代初年，佛教寺庙的发展规模总体上看不如隋代。这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并不排斥佛教，但是提倡以经术治国，相对来讲更重视儒家思想在其统治体系中的地位（这时建了不少宣尼庙，同时，在宗教方面，由于特别尊崇老子，也建了不少老君庙）。而且，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626年），唐高祖还曾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清理寺庙、道观，敕令京师留寺三所，其余天下诸州留寺一所，少数“精勤练行，守戒律”的僧尼留置大寺庙由国家养起来，大部分为躲避徭役或混迹寺庙捞取私利、行为不端、“妄为剃度，托号出家”的“猥贱之侣”则令其还俗。但自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朝以后，迨至唐玄宗朝（玄宗虽崇道，但对于佛教也任其发展），佛教一下子又大盛起来。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四朝，佛教尤为兴盛，寺庙建筑极多。尤其是武则天，她对于唐代佛教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她甚至利用沙门怀义等十人伪造的《大云经》，诏令两京及各州兴造大云寺，度僧千人，“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51) 。在她的倡导下，佛寺越修越多，装饰也越来越精巧富丽。至唐睿宗朝，虽规定“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道集”，倡导佛道平等，但“天下滥度僧尼、道士、女冠并依旧”。 (52) 这么“滥度”下去，佛寺自然也就更多。此后的唐代宗、唐穆宗等也都笃信佛教，如唐代宗李豫，曾于长安资圣寺、西明寺主讲《仁王佛经》，亲自现身说法。到了唐代晚期，佛教寺庙、僧众几乎泛滥成灾，甚至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上都对统治者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件大事件，即“会昌法难”。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志学神仙”的唐武宗李炎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怂恿下，以佛教“非中国之教”、教义有违儒家伦理纲常（不忠君、不事亲、不尊师等）、修建寺庙劳民伤财、“云构藻饰，潜拟宫居”、僧尼不劳而获或侵吞田产而至国风败坏等为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倾，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53) 这次毁佛事件，拆毁了大多数寺庙。唐代绘画史家张彦远记载：“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两三所。” (54)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长安留下来的寺庙只有左街的慈恩寺、荐福寺和右街的西明寺、庄严寺（四寺留僧30人），其他各州最多也只留得一所。但唐武宗只活了33岁，毁佛事件之后的第二年二月他就死了。他的排佛政策被他的继承者（同时也是他的皇叔）唐宣宗李忱推翻。唐武宗死后不久，唐宣宗就在长安左右两街复建了16所寺庙，并且诛杀了刘玄靖等12名道士，罪名是“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 (55) 。佛教的势力又得以滋长起来。据《唐会要》“僧籍”条记载：“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万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万五百七十六。” (56) 这应是唐末寺庙总数的粗略统计，可能并不包括那些散布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禅院、佛堂、普通院等。从有关历史资料和唐人诗文集中的记述可以看出，唐代的都城、地方城镇和名山胜地都有大量佛教寺庙存在。据今人考证，仅长安和洛阳城内（包括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就有佛寺251座。 (57) 若加上长安和洛阳城郊，以及各州县（唐玄宗时期有州328个、县1573个），包括佛教名山胜地，则总量当在万数以上（当时的扬州等繁华都市也有众多寺庙，如扬州，据中唐时来华的日本僧人圆仁的记录，有寺40余座，其中包括东渡日本传教的鉴真大师住持的龙兴寺 (58) ）。
唐代的寺庙，包括城市寺庙和郊野寺庙两大类型，在名称上有寺、招提、禅院、精舍、山房、兰若、普通、佛堂、斋堂、庙等分别 (59) 。大体上说，叫寺的相对比较大，僧侣人数比较多，且以位于城市者居多，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赐额；叫招提之类的相对比较小，僧侣人数也比较少，且以位于郊野者居多。
在城市之内或城市郊外建立寺庙，这是来自印度佛教的传统，也是由佛教的教义决定的。佛教，尤其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是主张“普度众生”的，而既然要普度众生，当然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建立道场。在唐代，尤其是唐代前期，很多著名高僧如善导、玄奘、窥基等都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市郊。这与道教的情况很不一样。虽然唐代也有很多道观建在城市，但道教中的很多著名人物长期或最终隐居山林，如成玄英、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人。他们虽然也曾应诏到城市教授长生、炼养之术，但这似乎只是一种临时性的生活状态，而他们更向往的，其实是归隐山林。唐诗中有很多题为“送某某真人/尊师归山”的诗，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与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为众生解除苦厄的义务，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注重的是个人的炼养。而佛教的任务首先是“救苦救难”，把“度人”作为自我觉悟的一种功德。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在本质上是“入世”的，而道教则是“出世”的。所以，大致上可以说，佛教比较倾向于选择城市作为弘法的场所，而道教则比较倾向于选择山林作为养性的地方。唐代佛教大部分宗派都出自城市，只有禅宗是出自山林（其真正创始人道信和弘忍，都住在远离城市的东山，而且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唐代的城市寺庙以长安和洛阳两地为最多。其中，长安著名的寺庙有大兴善寺（兴善寺，占一坊之地）、大慈恩寺（慈恩寺）、大庄严寺（圣寿寺）、大总持寺、唐兴寺、龙华寺、章敬寺、赵景公寺（景公寺）、光宅寺、荐福寺、大云寺、华严寺、香积寺等，洛阳著名的寺庙有敬爱寺、圣善寺、菏泽寺、天宫寺、安国寺、崇化寺（本安乐公主宅）、龙兴寺、大云寺、圣慈寺、光宅寺等。此外，当时的大城市如扬州、益州（成都）、广州等地，也有许多著名的寺庙，如“南都”益州的大圣慈寺，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以后，一直到五代时期，都是影响全国的佛教文化中心。
就寺庙建筑本身来说，唐代的寺庙，尤其是御赐匾额的皇家寺庙，一般规模很大。如据段成式《寺塔记》的记载，玄奘法师曾经居住过的长安慈恩寺，“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 (60) 。这样的规模，可以容纳很多僧人，也可以容纳很多看客。观众一多，气氛也就十分热闹。因为规模大，所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其中包括大面积的园林绿化空间。又如唐玄宗避难四川时在益州敕建并亲书匾额的大圣慈寺，规模也相当大，面积达到上千亩，寺内有96个庭院，8500多间殿、阁、楼、厅、堂、房、廊等建筑物。庭院内广植各种花木，尤以芍药闻名；墙壁上画满了当时许多著名画家的佛教绘画作品，至五代、北宋初期，这里都是国内佛教壁画保存得最多和最完整的寺庙。(https://www.daowen.com)
除建筑规模比较大之外，布局规整也是唐代寺庙的一个显著特点。到了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归礼部管辖，并有了明确的等级制度划分，如《长安志》中记载，长安城中最大的寺庙大兴善寺，占地一里坊，佛殿“制度与太庙同” (61) 。相比于前代，唐代的佛教寺庙建筑制度日趋完善，已出现后来禅宗寺院模式——“伽蓝七堂制”的雏形，即山门、佛殿（大雄宝殿）、法堂（讲堂）、方丈、僧堂（禅堂、云堂或禅院）、浴室、东司（厕所）等七种建筑。当然，不同时期、不同规模寺庙中的七堂，内容不尽相同，在实际的建筑中其实不只七堂，从唐人的文献描述中可以看出，还有普贤堂、曼殊堂、观音堂、罗汉堂、影堂、藏经楼、行香院、钟楼、鼓楼、佛塔和放生池等建筑物或构筑物。这种寺院模式的布局特点是在寺中包含许多院落，院落中包含殿堂和庭园，而寺及寺内各个院落又由围墙和回廊围合，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单位。这时的寺庙建筑已经形成与中原地区宫殿、住宅相似的空间格局，即整个寺庙建筑沿纵向主轴线顺序展开，依次分布山门、莲池、平台、佛阁、配殿、大殿等，构成全寺的主体部分，其中，大殿即后世说的大雄宝殿逐渐成为全寺的中心。中间主体殿堂两侧则是对称分布的一系列由回廊或院墙围合的院落，如药师院、大悲院、六师院、罗汉院、般若院、法华院、华严院、净土院、圣容院、方丈院、翻经院、行香院、山庭院等。寺院中的讲堂或配殿开始建成两层以上的楼阁，两层以上楼阁之间一般会建虹桥以连接。
佛塔是唐代寺庙中一种相当普遍且特色鲜明的单体建筑物（唐人称为浮图）。唐代的塔有很多类型，主要有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仅长安就有许多著名的佛塔。如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即今陕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年）由玄奘法师主持修建，以保存他从天竺带回的经卷和佛像。塔高最初为5层，后加盖至9层，武则天时期变为10层，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变更，最后固定为今天所看到的7层，塔身通高64.517米、底层边长25.5米。还有香积寺的善导塔，原为13层，现残存10层；荐福寺的小雁塔，原为15层，现存13层。这三座塔，前两个为楼阁式塔，后一个为密檐式塔。据文献记载，长安怀远坊东南隅的大云经寺有两座塔，东西对称分布，塔内有佛像和壁画；延康坊静法寺西院有一座木塔，为梨木结构，塔高150丈； (62) 洛阳光宅寺有塔和武后敕建的、可以“登之四极眼界”的七宝台。 (63) 塔在古印度原为僧人的坟墓，后也用来贮藏佛骨舍利，或用来供奉佛像和佛经。到唐代时，有些塔是用来供奉佛骨舍利、佛像或佛经的，但也有很多塔由于其高大的体量而成为构成寺庙景观乃至城市景观的一个重要元素（如长安城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在当时就是构成全城景观的标志性建筑物），同时由于其宽敞的内部空间而成为登高览胜的观景平台。
唐代寺庙，尤其是城市皇家寺庙的建筑，具有雄浑壮丽的特点。其建筑色彩简洁明快，一般采用红色与白色搭配，部分寺庙间以黄色，与王公官宦之家的红色、青色、蓝色和民宅的黑色、灰色、白色形成明显的反差。其内部的单体建筑大多简洁明了而不失大气。这可以从现存的一些唐代寺庙建筑看出来。如山西省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是国内现存已知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物。南禅寺始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大殿台基低矮，建筑规模不大，三间见方，单檐歇山屋顶，几乎没有装饰，完全表现的是材料和结构的本真造型和色彩，但其简洁的造型仍给人以气势雄浑的感觉。
总的来说，唐代佛教建筑的外观具有雄壮、质朴的特点，其瓦饰多以灰黑色筒瓦为主，彩色琉璃瓦还比较少用，建筑物上也没有明显的色彩装饰。但内部装饰比较繁复，如《续高僧传》中记载，襄阳沙门惠普“修明因道场，凡三十所，皆尽轮奂之工，仍雕金碧之饰” (64) 。又，京城长安“总持寺有僧普应者……行见塔庙，必加治护，饰以朱粉，摇动物敬。京守诸殿有未画者，皆图绘之，铭其相氏，即胜光、褒义等寺是也” (6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