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庙的环境氛围
美国学者马立博认为，“在中华帝国的中期，佛教寺院令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改变环境的一股力量”，因为那些建筑在郊外、山丘和高地上的佛教寺院占有大量房产和地产，还拥有总量达到数百万的为之耕作的佃农；而且它们的土地不属于均田制的管辖范围，“是一个个规模很大而且实力雄厚的经济单位，承载了把山区土地‘开垦’为农田、牧场、果园和木材林的功能”。 (66) 这些寺院在把过去的原始森林变成农田、牧场、果园、茶园和林场的同时，也对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造成了看不见的灭顶之灾” (67) 。这个看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事实上，在唐代，造成对环境破坏的与其说是佛教和佛教寺庙，还不如说是日渐膨胀的欲望和日益奢靡的风气。对此，唐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批评。如狄仁杰在上武则天的奏疏——《谏造大像疏》中说：
臣闻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谬，溺丧无归，欲令像教兼行，睹相生善。非为塔庙必欲崇奢，岂令僧尼皆须檀施？得筏尚舍，而况其余。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肤，不辞棰楚。游僧一说，矫陈祸福，翦发解衣，仍惭其少。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纳妻，谓无彼我，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
阓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硙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 (68)
唐高宗以后风气日趋奢靡，两京及周边寺庙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确实导致了城市周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但这种破坏相比于规模更大的宫殿和数量更多的贵族豪宅来说，毕竟要小得多。而马立博也承认，佛教由于它“秉持的观念，尤其是不杀生的戒条，却使得唐代有文化的城市居民耳目一新，与儒家和道家典籍中的相关内容一样，为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新感情作出了贡献。唐代的政府为了保护长安城免遭周围山陵水土流失之祸，保持城内的街道和水渠的整洁干净，同时为了提高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颁布了法令，对那些随意将秽物丢入街道或下水道的行为予以严惩。许多诗歌和绘画作品也表现出对美丽山川和清澈溪流的欣赏之情” (69) 。
撇开环境的破坏与保护问题不谈，单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说，唐代寺庙环境的设计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价值：
一是注重寺庙内部自然环境的营造。这一方面与佛教修行需要内心安定的要求有关，如《涅槃经》记载的祇园精舍，其选址就以离城“不远不近，多饶泉池，有好树林，花果蔚茂，清净闲豫”为标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悠久的造园传统和自魏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寺园结合的建筑惯例有关。
寺庙作为修行的场所，首先要求摒弃世俗的繁华与热闹，在形式和感觉上与世俗的环境隔离开来，以便进入佛教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如张说《灉湖山寺》诗所说：“空山寂历道心生，虚谷迢遥野鸟声。禅室从来尘外赏，香台岂是世中情。云间东岭千重出，树里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将萝薜易簪缨。” (70)
因此，唐代寺庙的内部环境总体上带有明显的园林化倾向。如长安大慈恩寺（原址为隋代无漏寺，贞观二十二年即648年高宗在春宫时为文德皇后立为寺）内有十几个院落，一座300尺高的佛塔，1897间房屋，南临黄渠，有林泉形胜之美，殿前有大娑罗树，“水木森邃，为京都之最” (71) 。又如由宦官鱼朝恩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舍私人宅第为章敬皇后设立的章敬寺，有48个院落，4130余间房屋。该寺位于长安城东门——通化门，“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及是造寺，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及百司行廨，并将相没官宅，给其用焉，土木之役，仅逾万亿” (72) 。再如洛阳的圣善寺（初名中兴寺）和安国寺（原为宗楚客、节愍太子宅）等，也是采用园林化的布局。这些寺庙中，一般布置有廊、桥、亭、楼、轩、水池、假山、塔、经幢、摩崖造像等景物，还有面积很大的绿地，栽种松树、柏树、银杏、红枫、龙爪槐、香樟、榕树、柳树、竹子、菩提树、天竺葵、文珠兰、黄姜花、鸡蛋花、玉兰、梅花、樱花、芭蕉、桂花、茶花、栀子、荷花、地涌金莲等树木和花卉。有的寺庙，因为花卉繁多而成为当时的旅游胜地。如圣善寺中遍植牡丹，并以白牡丹居多；安国寺“诸院牡丹特盛” (73) 。牡丹花是当时洛阳的市花，有富贵的寓意，而在佛教中也被称为“佛花”。寺院内这种灵活的园林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中轴对称、庄重严谨、略显沉闷的空间氛围，也增强了空间的流动感，展现出一种生机盎然的气象。
园林化的布局不仅体现在那些大的寺庙中，一些规模较小的斋堂、禅院等也是如此。对此，唐人诗歌中有很多描写，如：
筑室在人境，遂得真隐情。春尽草木变，雨来池馆清。琴书全雅道，视听已无生。闭户脱三界，白云自虚盈。（王昌龄《静法师东斋》） (74)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75)
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丛竹。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唯闻山鸟啼，爱此林下宿。（韦应物《行宽禅师院》） (76)
这一类斋堂或禅院的内部环境氛围更幽静，构景的自然元素也更多，而且更具有文人园林那种简朴、小巧、自然且意趣横生的特点，因而得到文人的喜爱与赞扬。
二是注重寺庙外部自然环境的营造。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许多著名寺庙所处的位置都是山水俱佳的地方。如长安南郊的净土宗祖庭香积寺，位于长安城南30里的神禾原西畔子午谷中，南临镐河，北接樊川，镐河与潏河萦绕其西，院内清幽。王维《过香积寺》中描述说：“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又如长安南郊樊川八大寺之一的禅宗牛头宗祖庭牛头寺（建于贞元六年即790年），位于樊川北畔，寺内有古柏及四时花卉，寺外环境优美。司空图《牛头寺》诗云：“终南最佳处，禅诵出青霄。群木澄幽寂，疏烟泛泬寥。” (77) 再如湖北当阳的度门寺，据元稹《度门寺》的描写，也是处在群山环抱、溪水萦绕的自然环境之中：“北祖三禅地［神秀禅师造——原注］，西山万树松。门临溪一带，桥映竹千重。翦凿基阶正，包藏景气浓。诸岩分院宇，双岭抱垣墉。舍利开层塔，香炉占小峰。” (78)
外部自然环境的营造，主要是通过选址来实现的，如上述的香积寺、牛头寺、度门寺，都是因为建在郊外的山水之间。初唐时期的著名僧人寒山曾在题为《诗三百三首》的系列诗歌中表达了他对寺庙外围自然环境的一些看法，如：
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住兹凡几年，屡见春冬易。寄语钟鼎家，虚名定无益。
……
家住绿岩下，庭芜更不芟。新藤垂缭绕，古石竖巉岩。山果猕猴摘，池鱼白鹭衔。仙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
……
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读黄老。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道。
……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
……
卜择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雾冷，岳色草门连。折叶覆松室，开池引涧泉。已甘休万事，采蕨度残年。
……
以我栖迟处，幽深难可论。无风萝自动，不雾竹长昏。涧水缘谁咽，山云忽自屯。午时庵内坐，始觉日头暾。
……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岩栖息离烦缘。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方知摩尼一颗珠，解用无方处处圆。
……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谿涧石楼台。桦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绕山回。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 (79)
寒山的这些看法在唐代一些小的禅院、僧房的选址和外部环境营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此，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大量描绘，如：
山水开精舍，琴歌列梵筵。人疑白楼赏，地似竹林禅。对户池光乱，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陈子昂《夏日游晖上人房》） (80)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81)
三是注重寺庙内外环境的沟通。这种沟通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来达到，如借景。在寺庙中建塔、台、楼、阁、水池等是一种很常见的借景方法。如上文提到的慈恩寺内十层高的楼阁式塔——大雁塔，唐代诗人章八元《题慈恩寺塔》描述说：“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一作‘烟’——引注］树雨濛濛。”又，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说：“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一作‘泰’——引注］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这两首诗的描述不免有些夸张之处，但登临大雁塔，可以将周围景色收入眼中却是事实。这从审美感受上说，就不仅扩大了寺庙的空间，而且把寺庙的内外环境连在了一起。又如洛阳章善坊的圣善寺，《唐会要》卷四八记载，该寺建于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初名中兴寺，寺内有报慈阁，是唐中宗为武后所立，为木结构，雄伟高峻，内置纯银巨佛。登临高阁，可饱览华山、黄河、龙门一带的山水风光。褚朝阳《登圣善寺阁》诗有云：“华岳三峰小，黄河一带长。”成崿《登圣善寺阁望龙门》也说：“高阁聊登望，遥分禹凿门。刹连多宝塔，树满给孤园。”从美学上说，建阁与建塔的目的一样，都是扩大登临者的视觉范围和经验，将寺庙内外空间环境打成一片。除了塔，水池的设置也是一种重要的借景方法。唐代的寺庙中常有很大的水池，如长安西市西北隅的海池，为僧人法成所穿，分永安渠注之，以为放生之所。在寺庙中建造人工水池，这既与佛教关于净土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的传说有关，也与唐代园林注重水景营造的特点有关。在当时，寺庙中的水池有多种功能，一是消防，二是放生，三是丰富寺庙景观。如长安慈恩寺中就有一个大水池——南池。司空曙《早春游慈恩寺南池》说：“山寺临池水，春愁望远生。蹋桥逢鹤起，寻竹值泉横。新柳丝犹短，轻
叶未成。还如虎溪上，日暮伴僧行。” (82) 水池中可种植莲花，水上可架设桥梁，水池周围可遍植柳树、竹林等——它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欣赏空间。同时，水面可倒映水面之上的景物和天空，从而更进一步营造出幽深、空阔的环境意象。
(1) 参见〔宋〕王溥撰，牛济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上），第724页。
(2) 如武德五年（622年）诏令太子李世民关闭洛阳城中所有由隋朝皇室修筑的佛寺道场，除60位大德高僧之外，其余僧众皆勒令还俗。
(3) 唐代牛肃《纪闻》卷上说：“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象，亦残毁之。”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一），第367页。
(4) 岑仲勉：《隋唐史》，第154页。
(5)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0页。
(6)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51页。
(7) 丁福保撰，星月点校：《阿弥陀经笺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51页。
(8)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9)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3页。
(10)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5页。
(11)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6—28页。
(12) 《全唐诗》（七），第2269页。
(13)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74—276页。
(14)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3页。
(15)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第232、233—234、234—235页。
(16)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7—28页。
(17)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6页。
(18)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38页。
(19)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第236、241、245页。
(20)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第245页。
(21)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1页。
(22)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8页。
(23)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3页。
(24)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第270页。
(25) 王良范、张建建等注译：《华严经今译》，第274页。(https://www.daowen.com)
(26) 丁福保撰，星月点校：《阿弥陀经笺注》，第52—53页。
(27)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1—23页。
(28)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38页。
(29)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一），第361页。
(30) 〔唐〕惠能：《坛经》，见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99—100页。
(31)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
(32)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279页。
(33)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页。
(34) 〔唐〕惠能：《坛经》，见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105页。
(35)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251页。
(36) 〔唐〕惠能：《坛经》，见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104—106页。
(37) 〔唐〕王维著，曹中孚标点：《王维全集》，第18页。
(38) 《柳宗元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0页。
(39) 〔唐〕白居易：《游云居寺赠穆三十六地主》，见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一），第256页。
(40) 鸠摩罗什等：《佛教十三经》，第122页。
(41) 〔宋〕赜藏主编集，萧萐父、吕有祥、蔡兆华点校：《古尊宿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4页。
(42) 转引自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88页。
(43) 《全唐诗》（十一），第4149页。
(44) 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181页。
(45)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第703—704页。
(46) 《全唐诗》（十一），第4149页。
(47) 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7页。
(48)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下），第1135页。
(49)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第554页。
(50)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第701页。
(51)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69—70页。
(52)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92页。
(53)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372页。
(54) 〔唐〕张彦远著，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71页。
(55) 〔五代〕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一），第378页。
(56) 〔宋〕王溥撰，牛济清校证：《唐会要校证》（上），第735页。
(57) 据杨鸿年《隋唐两京里坊谱》书末“索引”统计。另据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一文考证，仅长安城及近郊（包括终南山）就有佛寺200多所，文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 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8)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59) 佛教寺庙在当时有不同的称呼，汤用彤引《僧史略》说有六种：“一名窟，谓如伊阙石窟；二名院，禅宗人所住多用此名；三名林，如经中之逝多林；四名庙，如《善见论》之瞿昙庙；五兰若，谓无院相者；六普通［也称为普通院——引注］。……按武宗于会昌四年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唐制大伽蓝须赐额始名为寺，此山房等均小者也。”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60)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二），第1733页。
(61) 〔宋〕宋敏求、〔元〕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第260页。
(62) 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里坊谱》，第127页。
(63)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二），第1727页。
(64)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85页。
(65)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中），第948页。
(66) ［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177—178页。
(67) ［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180页。
(68)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二），第1727页。
(69) ［美］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180页。
(70) 《全唐诗》（三），第954页。
(71) 〔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第125页。
(72) 《类编长安志》引《代宗实录》语，见〔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第128页。
(73)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4页。
(74) 《全唐诗》（四），第1439页。
(75) 《全唐诗》（四），第1461页。
(76) 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189页。
(77) 〔唐〕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第60页。
(78)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上），第151—152页。
(79) 《全唐诗》（二十三），第9063—9102页。
(80) 〔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第55页。
(81) 《全唐诗》（五），第1649页。
(82) 〔唐〕司空曙著，文航生校注：《司空曙诗集校注》，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