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园诗的兴盛
作为一种诗歌体裁，田园诗的出现在客观上与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汉代班固《白虎通》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 (10) 中国的农耕文化发源极早，维系的时间也很长。这对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包括价值观念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农业和农村不仅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成为中国人精神依归的原乡。其具有民族特色的血缘宗法制度、家族伦理、家族观念、自然崇拜等，都与这种以农为本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存在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价值评判，也为田园诗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中国古代，由于城市的产生都与政治相关，城市在客观上成为权力斗争、利益纠葛甚至军事较量的中心，它虽然是各种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场所和个人建功立业的舞台，但从生活的角度来看，不一定是理想的栖居之地。同时，在君权至上的社会背景下，城乡之间的差距始终无法弥合，这种差距在客观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加剧了城乡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和个人发展机遇上的巨大反差；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与地方或城市与乡村的疏离，从中央到地方或从城市到地方在行政管理上渐趋松弛，权力和利益斗争的烈度也逐次减弱，因此处在社会底层或城市远郊的乡村，反而能够让个人生活的自由度得到某种程度的保障，或者说，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个人的身心反而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舒展。因此，中国古代文人或知识分子对于城市和乡村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评判，认为城市是不利于个人生活的，而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乡村却可以让人远离是非和利益的争斗，远离随时可能出现的祸端，从而显得更有安全感，或更可以保全个人的性命，使个人的身心得到彻底的安顿。加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家乡观念和“叶落归根”的人生情结，乡村更成为许多背井离乡的游子或宦海沉浮的文人士子们客居思归的梦想。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唱的那样：“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 (11)
在唐代文人的心目中，田园与城市不仅不同，而且经常处在对立的位置上。如卢照邻《三月曲水得樽字》中说：“长怀去城市，高咏狎兰荪。” (12) 王勃《游山庙序》中说：“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 (13) 在他们看来，城市不仅不是理想的生活环境，甚至是束缚人的、令人讨厌的生活环境。
再者，由于乡村处在城垣围合的城市之外，其地理位置上的自然优势，也激发了古代知识分子对田园的向往和想象。相对于城市的人工环境而言，乡村的环境是自然的。在中国美学中，自然与人为（人工）是彼此对立的两种价值。这种对立，与中国以农立国的大背景和农村与自然环境的天然联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冯友兰说：“农时时跟自然打交道，所以他们赞美自然，热爱自然。这种赞美和热爱都被道家的人发挥到极致。什么属于天，什么属于人，这两者之间，自然的、人为的这两者之间，他们作出了鲜明的区别。照他们说，属于天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属于人者是人类痛苦的根子。” (14)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魏晋以后大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以自然作为最高的生活价值准则。这个自然，虽然不等于自然界，但与自然界有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说，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的毫无疑问是乡村而非城市。因此，乡村由于更接近自然，并且间接地拥有广阔的空间，而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仕途失意的知识分子安顿身心、抒发情意的首选。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就唐代的田园诗来说，它的兴盛还与唐代社会一些具体的心理和文化背景有关。
首先是归隐之风的走热和佛道思想的流行。这一点与此前文人知识分子向往田园生活的动机没有什么两样，但到唐代似乎表现得更为显著。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表现出突出的矛盾性格。仕进与退隐、入世与出世，是一个永远难以克服的内心矛盾。这种矛盾的性格，在唐代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如闻一多在《孟浩然》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 (15) 江湖与魏阙，实际上也就是乡村与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江湖与魏阙或乡村与城市既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也是一面追求仕进、一面希望退隐的知识分子消解其内心矛盾和焦虑的两个场所。
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包括山林、江湖、田园等，历来被视为远离城市或朝市的、最理想的栖居之地。如西晋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二有云：“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 (16) 左思在这里所描述的有山林井泉的“东山庐”，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田园环境。而且，自东晋陶渊明始，田园诗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隐逸色彩，它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主题就是隐逸。在这个意义上说，田园诗其实也是隐逸诗，所以钟嵘《诗品》中说：“宋征士陶潜……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之宗耳。” (17) (https://www.daowen.com)
隐逸，是历代田园诗的基本主题，也是唐代田园诗的基本主题。如王维《桃源行》中说：“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18) “物外”，指的就是世俗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纷纭扰攘、物欲横流的城市环境——之外。而“田园”，则成了逃避此种生活环境的一种因应文人隐逸情怀的、与世无争的栖息之所。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田园一方面是身体归隐的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内心由此得到解放、矛盾由此得到消歇、焦虑由此得到舒缓的所在。
在唐代，隐逸之风非常盛行。这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从主观上说，这种隐逸之风是与唐代佛道两教的兴盛有关的（从源头上说，也与儒家“无道则隐”的老传统有关）。如王维《终南别业》一诗所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19) 王维一生命运多舛，曾于终南山附近构筑别业休养生息。他的归隐，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但也与他中年以后笃信佛道（尤其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的田园诗，大部分表达的都是隐逸的思想，反复歌咏的则是田园生活的悠闲与惬意。其思想动机，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一心在法要，愿以无生奖” (20) ；“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21) 。“无生”，即佛教所称“不生不灭”，也就是精神永恒的意思。在他看来，只有脱离世俗的生活，才能拥有真正的生活；只有弃绝生活的欲望，才能达到精神的永恒。
其次，唐代田园诗的兴盛，也与唐代的一些制度、风尚和开元、天宝以后日益残酷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包括唐代的科举制度、休沐制度、退休制度、赐田制度、贬谪制度和变乱不断的生活情势、险象环生的政治生态等。
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大量出身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或家道中落的士族阶层的人能够跻身于士大夫的行列，这些人对于乡村的环境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而由于没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他们又容易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中落败，这样的人生际遇，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进退失据的生活窘态和难以割舍的田园情怀；而初唐以后实行的休沐制度（休假制度）、退休制度、赐田制度等，作为对官员的一种礼遇，则在客观上保证了唐代知识分子能够接触乡村并拥有自己独立的田园生活空间。按照唐制，做过五品以上散官的知识分子都有朝廷授予的、可继承和免课税的永业田（也称世业田），有的还有赐田和祖产。因为有田产或土地的保障，唐代文人别业众多，带有私人田产的大大小小的庄园也遍布全国。同时，唐代庄园的建设，也由于有文人的参与而带有明显的艺术化倾向，其生活环境质量相对于一般的村庄要高。庄园的生活区，一般有夯土筑的矮墙环绕，园中有住宅、回廊、亭子、花卉、树木等；庄园生活区之外则是水田、果园、菜园、茶园、山泽和大片的森林，其居住环境不但比一般的村庄好，也比城市中的相对较为狭小的园林要好。唐代的田园诗，其实相当一部分写的并不是普通的乡村，而是退休官员或隐居文人们的私人庄园。
此外，唐代也有对官员的惩处，其中较为轻微的惩处方式是贬谪或流放。从唐代文人留下来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宰相以下官员大多有被贬谪或被流放的经历，很多创作都出现在这种飘忽不定的贬谪或流放过程之中。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战争和官场党争的原因，官员或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不稳定，贬谪或流放成为一种政治常态。这既在心理上造成了唐代知识分子对朝廷的失望和对官场人生的幻灭感，也加深了他们不再与统治者合作、只求明哲保身的隐逸情怀。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田园就成为他们安顿身心、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理想场所。所以，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隐居乡野不但是一种人生理想，实质上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人生策略。而所谓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种无家可归的心理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