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交相赞”——环境美的生成

柳宗元对环境的美学思考是从“天人交相赞”这个命题开始的。他不仅在很多地方提到“天人相交”的概念，如“知天人之已交，识阴阳之不测” (27) “知上下之际，见天人之交” (28) ，还直接说过“统合上下，交赞天人” (29) 的话。当然，这里的“天”“人”“交赞”等都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并不直接地具有美学的意义。但在柳宗元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当中，这些概念却因为涉及对具体事物及其美的形式的描绘，而被赋予了明确的美学内涵。如他在《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中说：

弘农公刺潭三年，因东泉为池，环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坘岛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萦之若玦焉。池之胜于是为最。……谯国戴氏曰简，为堂而居之。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舻縻舰，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之松柏杉槠，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阴，粲然而荣。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 (30)

这段描述可以看作柳宗元“天人交相赞”思想在环境美学中的一个最直接、最具体的表达。文章的大意是说：弘农人杨中丞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任刺史时，根据东泉山水相接、洲岛交错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将它改造为池（园林）。谯国（今安徽亳州）人戴简在池边的一个最好的半岛位置建堂而居。人工构筑的堂与自然生成的环境相得益彰，使得东泉的景观更加奇妙。远远望去，堂在池上仿佛舻舰相连，与波沉浮；走近一看，更是水天空阔，景象纷呈，扑朔迷离，让人目不暇接；岸上绿树成荫，水中莲菱满池，彼此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整个池上的美景都仿佛成为戴氏堂的背景和点缀了。但最关键的不是因为自然环境本身有多么美妙，而是因为有懂得美或具有审美眼光的人来这里居住。因为有这样的人来居住，山水的美景也就凸显出来了，堂屋也不用装饰就已经变得美轮美奂了。在柳宗元看来，人住在水池边上，可以经常与周遭的景物为友、与天上的流云做伴，身心均处在与外部环境的不断互动之中，所以不但环境会因此变得更美、更有价值，居住者的行为也会因此变得更有格调，写出来的文章更加清峻，对道的领悟更加深刻。柳宗元认为，这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交相赞”（相互激发、显现和生成）。“赞”，即赞美，在这里也可引申为激发、影响等。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说，“交相赞”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肯定、协调与共生共荣。这种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不是环境的旁观者，而是环境的参与者。环境的审美价值有赖于人来发现或实现。人作为环境的参与者，不仅要以一种自由、开放的心胸去欣赏环境的美，还要用实际的行为参与环境的美化和建构，并最终创造出一种自然趣味与人文关怀高度契合的景域。“地虽胜，得人而居焉”“为堂而居，堂成而胜益奇”，这些都表达了柳宗元对构建美的环境的深刻领悟。其中“得人而居”的说法，最清楚地表达了柳宗元注重人的主体性、强调“天人交相赞”的思想，同时，它的提出，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主张“得人而居”也可以说是对唐代滥建园林和“有园无主”现象的一种批判。这种现象在描写唐代园林的诗歌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如武元衡《闻王仲周所居牡丹花发因戏赠》中说：“花开花落无人见，借问何人是主人？” (31) 朱庆餘《登玄都阁》中说：“豪家旧宅无人住，空见朱门锁牡丹。” (32) 韦庄《寄园林主人》中说：“主人常不在，春物为谁开。” (33) 在武元衡、朱庆餘、韦庄等人看来，园林审美价值的实现并不在于对园林本身的经营，而在于要有人的居住和参与。“有园无主”的现象实际上使园林的营造变得毫无意义，其环境只是一种摆设，而不是真正的、理想的居住场所。这样的环境在本质上是荒凉、颓废的，因为它没有人的“生气”灌注其中，亦即没有人的“参赞”。

“参赞”是外部事物的价值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参赞天地”的思想，如《中庸》中说：“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 (34) “参”的本义是指人与天、地三者是彼此平衡和平等的“三才（材）”，同时也指人与天、地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参赞”，指的是人可以依据天地的法则去创造，参与到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中去，从而共同成就一个美好的世界。从柳宗元的一些诗文来看，他本人就一直秉承着“参赞”的思想来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他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一文中记述，他在永州龙兴寺的寓所本来是临时腾出来的，位置偏僻隐蔽，而且窗户向北，光线昏暗，视野狭隘，缺乏生气，不利于长期居住。但他发现“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 (35) ，寓所的外部环境非常优美。于是，他在西墙另开了一扇面对大江和山谷的窗户，克服了居住环境本身的局限。在这里，柳宗元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架结构特点，即整个框架不受墙壁的影响，门窗的开设不会危及房屋的安全。这种结构特点为房屋门窗的改造提供了很多可能。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在窗户外边增修了一个轩。据明代计成的说法，“轩式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高敞，以助胜则称” (36) 。“助胜”，就是有助于欣赏周边的风景。因此，柳宗元在西墙开窗，又在窗外建轩，都是为了能够把寺庙西边的江流、山谷、林麓等自然风光纳入居住者的视觉范围，即：“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 (37) 这种简单的环境改造，正充分地体现了柳宗元作为环境参与者所具有的俯仰天地、观瞻万物的审美情怀。(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人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即当人作用于环境（包括美化、建构和欣赏环境）时，环境也会反过来对人产生影响。美的环境不仅能使人感到舒适愉悦，而且能作为寄托人生理想的精神家园，使人的性情、思想、品行、文章等得到陶冶和升华。因此，人自身价值的实现与环境价值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柳宗元所说“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的意思。在柳宗元看来，人的道德修养和文章水平的提高，不能离开人与环境的“交相赞”，或者说不能离开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荣的生存环境。

柳宗元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对中国自古以来注重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的一种发挥。其重点是强调自然对人的感发作用。首先，中国向来就有“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之类的说法，即认为山水秀美与人才俊杰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柳宗元提出的“天人交相赞”的理论，也可说是对这类说法的一种更为学理化的诠释。其次，儒家思想家向来认为自然山水含有德性并具有“比德”的功能，如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柳宗元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也直接继承了儒家注重“比德”的山水审美精神。他说：“于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宜也。” (38) 这里的“山水之乐”即孔子所说的“仁智之乐”，“君子之心”即他所说的“辅时及物”的济世情怀。再其次，美的自然山水有“畅神”的作用，即有使人的精神解除束缚和获得审美愉悦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艺术创造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这是古代的一贯说法，也是柳宗元的基本看法。他说：“凡为文，以神志为主。” (39) “神志”，指的是一种超越物质欲望和世俗生活的精神状态。它的养成，是基于对各种日常欲望和干扰的涤除。而自然山水，恰恰就具有这种洗涤心灵的作用。柳宗元说戴氏以池为居，“文宜益峻”，就是认为自然山水的峻洁，可以通过改变人的精神气质而对人的文章产生同质的影响。最后，美的自然山水还有助人“悟道”的作用，即柳文中所说的“道宜益懋”。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自然山水本身是道的显现，人在全身心沉浸于自然山水的美的形象时，便可借此领悟自然之道。如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40) 当然，柳宗元的“道”主要是一种“辅时及物”的尧舜孔孟之道，即他所倡导的“文以明道”的“道”。但在认为自然山水可以通于道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又是与宗炳等诸多古代思想家一样的。总之，由柳宗元的论述，特别是关于戴氏堂的论述可知，“天人交相赞”在环境审美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就在于：一方面，人的行动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开显环境之美；另一方面，环境之美也可以以其具体感性的形式净化人的心灵，并进而提升其道德文章的境界。

第三，在《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一文中，柳宗元实际上还考察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参与和双向建设问题，揭示了人与环境“交融互成”的审美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审美活动不再是单方面的人鉴赏环境，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鉴赏。这种相互鉴赏即是和谐共生。因此，柳宗元的“交相赞”，也可理解为美学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样的“天人合一”，既不是单一的、静态的、消极的人合于天，更不是一个充满了冲突、争斗和苦难的对立状态，而是一种人为与自然处于平衡、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双向发展、交融互成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