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居夷而忘故土”——环境作为安身乐居之家

前文提到，柳宗元环境美学思想中最核心的理念是“天人交相赞”。这种理念的实质在于它不仅涉及人如何发现环境之美、感受环境之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主张通过人的整体参与去创造一个美的环境，亦即创造一个宜居乐居的家园。柳宗元在相关诗文中提出的“乐居夷而忘故土”“甘终为永州民”等命题，就充分地彰显了环境美学意义下人对家园的依恋感。

当然，柳宗元将贬谪之所建设成一个乐居的家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因为“永贞新政”失败，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闷闷不乐，惶惶不可终日。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诉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 (102) 宋人邵博曾对此表示困惑：“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 (103) 邵博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柳宗元对环境的态度变化折射出的是他本人的内在情感。从心理学上说，这就是移情或投射。德国美学家利普斯认为，审美快感的特征就是对象受到主体的“生命灌注”，因此，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我在我的活动里感到欣喜或幸福”。 (104) 在永州的大部分时候，柳宗元的内心都处在一种不能释怀的状态，其原因在于，亲人与挚友的离世给了他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恶劣的气候环境与生活条件又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戕害。更重要的是，他多次上书朝廷恳求复归而毫无结果，这与他热心于济世的政治激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内心深受煎熬，对永州山水很难产生审美的快感。他于元和九年（814年）写的《囚山赋》，正是对这种困境和心境的写照。明代徐有贞说：“地以人而胜，人以时而乐。是故山水虽佳，而居无能赏之，人过之而弗睨，睨之而弗爱，则地固不得以自胜。人能赏矣，而生无可乐之时，饥寒之切身，忧患之萦心，则登山临水，且悴然有凄怆之情，抑乌得以自乐哉？” (105) 因此，虽说柳宗元是一个涵养极深的文人，但在饥寒切身、忧患萦心的时候，他也是很难寄情山水、逍遥自乐的。此外，永州山水也并非尽善尽美。如柳宗元形容的龙兴寺寓所：“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 (106) 这种种不利因素强烈地激发了柳宗元深切的思乡之情。他在写给丈人的信中就沉重地表达了这种情绪，说：“末以愚蒙剥丧顿悴，无以守宗族复田亩为念，忧悯备极。” (107) 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对从弟的江陵故宅流露出深深的羡慕之情，说：“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 (108) 在宅院的周围种满桑树，并且还有三百僮仆可以呼唤，有五百亩田地可以耕种，能够通过植树种麻、养殖牲口自给自足，而不必求助于他人，这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环境，也是柳宗元梦寐以求的生活环境。然而，当还乡变得不切实际时，重建一个宜居乐居的家园便成了柳宗元贬谪生涯中的一个迫切愿望。

柳宗元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中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109) 茨草建屋、凿池养鱼、种黍酿酒，这是柳宗元对其生活环境的良性改造，也是柳宗元建构环境之美的重要途径。“甘终为永州民”不仅意味着柳宗元愿意成为一名永州人，更表明柳宗元已经把永州的山水变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在《钴鉧潭记》中说：“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110) 在这里，“夷”指相对于“故土”（即柳宗元的出生地长安）而言的谪居之地。“乐居夷”体现了柳宗元对当下生存环境的一种怡然自乐。

那么，什么是柳宗元所说的“乐”呢？北宋哲学家邵雍曾在《伊川击壤集序》中将“乐”分为“人世之乐”“名教之乐”与“观物之乐”三种。“人世之乐”指满足世俗物欲的快乐；“名教之乐”指遵循政治伦常的礼乐之乐；“观物之乐”指洞察宇宙万物本性所获得的快乐，也是超越了一切名缰利锁的最高级、最纯粹的快乐。 (111) 从某种意义上说，邵雍的“观物之乐”是一种带有形上意义的“天地之乐”，它以洞观宇宙真相为目的。与此不同的是，柳宗元的“乐”虽然根源于其内心对生命本身的清醒认识和对永州山水的审美欣赏，但他并不寻求洞观宇宙的真相。柳宗元在历经了宦海沉浮，体验到世态炎凉之后，心中需要的是一种回归田园、解放自我的怡然自乐。他说：“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隟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己不能用，有我信者，则以告之。” (112) 又说：“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 (113) 由此可知，柳宗元所说的“乐居夷而忘故土”中的“乐居”，实际上就是“居乐”或“闲居之乐”。他的“闲居之乐”表现为植树造园、行歌坐钓、读书咏理等等。中国古代文人不管是在仕途失意后还是在春风得意时，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一种意趣盎然的“闲居之乐”，这是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觉醒。比如邵雍的“安乐窝”、司马光的“独乐园”和朱长文的“乐圃”，无一不是以“乐”作为其居所的主题。但这三个人所讲的“乐”也不一样：邵雍的“乐”在于王政安平、五谷丰登。 (114) 司马光的“乐”则是基于个体的各尽本分与心安理得。他曾在《独乐园记》中把人的快乐分为“王公大人之乐”“圣贤之乐”与“迂叟 (115) 之乐”：“王公大人之乐”是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圣贤之乐”是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迂叟之乐”则是“各尽其分而安之”。 (116) 与邵雍和司马光不同，朱长文认为“乐”的来源是人的个体自由与王政的安定和谐相一致。他在《乐圃记》中说：“大丈夫用于世，则尧吾君，舜吾民，其膏泽流乎天下，及乎后裔，与稷、契并其名，与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则或渔、或筑、或农、或圃，劳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绮、季，追严、郑，蹑陶、白，穷通虽殊，其乐一也。” (117) 这里说的“其乐一也”的快乐精神，折射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用行舍藏”的生存方式的豁达与洒脱。柳宗元将“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与“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统一起来，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睿智豁达的处世精神。因此，柳宗元的“乐居夷而忘故土”并不是“乐不思蜀”式的对故乡的遗忘，而是在美学意义上消解了故乡与谪所的空间距离，消解了出世与入世的心理对立，进而重建了人与家园的本真关系。(https://www.daowen.com)

不过，柳宗元虽然提出了“乐居”的概念，他的居所却不以“乐”来命名。他说：“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118) 柳宗元将“愚”作为居住（家）的主题，这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造园艺术思想。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八景虽不是一个完整的园林架构内的组成部分，但柳宗元以“愚”作为园林主题将它们整合贯通起来，实在是巧妙的“点睛之笔”。“愚”的本义是笨拙、无知，与智巧相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愚”有着特定的内涵，它常常意味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柳宗元在参与“永贞改革”失利、遭贬永州之后，常自认为这是自己“以愚触罪”的结果。然而，柳宗元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初衷以适应当时的官场生态，他说：“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攻，威不能迁，宽不能容。……抱拙终身，以死谁惕。” (119) 由此可知，柳宗元的“愚”并不是真愚，而是对机巧狡诈的摒弃和厌恶，是不愿与蝇营狗苟的权贵同流合污的清高。

从某种意义上说，“乐居夷而忘故土”这一命题所反映的，是柳宗元“乐居愚而忘智巧”的本性之善。这种没有功利机心的本性之善，在柳宗元的环境美学思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永州时，柳宗元曾严厉抨击那些滥砍树木的行为，并发出“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120) 的感慨；在元和十年（815年）被召回长安的路上，柳宗元看到人们为了采松脂照明，经常砍伐松树的枝条，而喜爱松树的人则用竹子编成藩篱保护它的生长，这深深感动了柳宗元，于是他写下题为《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的诗篇；在担任柳州刺史时，柳宗元积极改造城市环境，将种树当成“惠化”的重要手段，最终留下了“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121) 的美谈。可以说，柳宗元的诸种植树造林、爱护环境的积极作为，正是其努力建设宜居乐居家园的一种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