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山中居”“无妨喧处寂”——环境选择
白居易倡导“心安即是家”，但这个“家”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而是一个可以生活和游憩于其中的真实空间，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活动空间之外的私人领地，一个有一定边界并由多种景物构成的人居环境。
在中国古代，文人对于“居”这件事非常看重，因为它牵涉到文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对于文人来说，“居”代表的既是一个实际的空间场所，也是一种如何安身立命的立场和态度。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与“居”有关的概念，如“山居”“水居”“田居”“林居”“岩居”“溪居”“湖居”“仙居”“禅居”“闲居”“安居”等。这些概念代表了古代文人对于个人居住环境的各种想象，也代表了古人对于理想人居环境的一般要求。
除上述概念之外，还有一个概念也是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卜居”。“卜居”最初是《楚辞》中的一个篇名，内容是屈原被放逐之后向太卜郑詹尹请教去向。它原本与居住无关，但自秦汉以后，就有了卜问居址或寻找适宜的居住环境的意义。如《史记·秦本纪》中说：“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 (96) 在《史记》中，“卜居”是指通过占卜的方法确定建设国都的地方。大约从东汉以后，随着私家园林的兴起，加上这个词与屈原因被放逐而流落江湖有关联，因此它也被赋予了退居、隐逸或远离纷争、回归自然等含义，从而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包括与这个词意思相近的“卜筑”），如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四引南朝萧子良《行宅》诗说：“访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 (97)
在唐代，“卜居”“卜筑”之类词汇也大量出现在各种诗文作品中，而且多半带有选择隐居之地的意思。如孟浩然《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卜筑因自然，檀溪不更穿。园庐二友接，水竹数家连。直与南山对，非关选地偏。草堂时偃曝，兰枻日周旋。” (98) 杜甫《寄题江外草堂》：“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99) 《卜居》：“浣花流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100) 白居易也写过多首与“卜居”“卜筑”有关的诗，如《卜居》《蓝田山卜居》《洛下卜居》等。
白居易诗中的“卜居”一词，同样有选择个人居所的意思。但文人们所说的“卜居”，多半与占卜和风水没有关系，而更多出于文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考虑（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是请风水师一同对地形和环境进行勘察的）。从白居易诗中的叙述可以看出，他曾多次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为自己寻找修建住所的地方，并且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地方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和想法。(https://www.daowen.com)
据《卜居》一诗来看，白居易对构建自己的住所一事颇为重视。他说：“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101) 这首诗写的是他在京城长安卜居的事。但早在此之前，他就曾在庐山修筑了一处别墅，即庐山草堂。这个草堂建在庐山北边香炉峰和遗爱寺之间，周围环境得天独厚，兼有自然和人文之胜。这个草堂只是一个临时的住所，虽然环境很好，但毕竟远离京城和自己的家乡。因此在返回长安和洛阳任职之后，白居易又四处寻找自己晚年可以安居的地方。如其《游蓝田山卜居》一诗说：“脱置腰下组，摆落心中尘；行歌望山去，意似归乡人。朝踏玉峰下，暮寻蓝水滨：拟求幽僻地，安置疏慵身。本性便山寺，应须旁悟真。” (102) 从这首诗可知，他曾与当时很多文人一样，希望在长安南边的蓝田山下找到一块理想的、构筑私人宅院的地方。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而选择在洛阳城内定居。在洛阳，他似乎也经过了多次踏勘，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在洛阳城东南的履道里（履道坊）购置房产和营建宅园。在《池上篇》的序文中，他对这个地方的大致方位进行了说明，他说：“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 (103) 在《洛下卜居》一诗中，他又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景观情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说：“遂就无尘坊，仍求有水宅。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 (104)
从白居易的这些诗歌和文章可以看出，他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有两个特点：第一，他非常注重环境中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已建成的庐山草堂和未建成的蓝田山别墅，均背靠大山，近依寺庙。背靠大山可以将周围的自然景观纳入进来，以建立建筑空间与自然背景之间的直接关联；近依寺庙，则与白居易“本性便山寺”的个人思想倾向有关，同时也可以使整个居住环境多一些由佛教寺庙带来的人文气息和清净氛围。白居易晚年定居的履道里宅位于洛阳城内，与庐山和蓝田山的大自然环境不一样，但履道里的西侧和北侧有与伊水相通的水渠经过，水渠流经的区域水源充足，植被丰茂，为构筑园林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履道里的西对岸是集贤里、北对岸是履信里，这两个里坊当时也有很多著名园林，如集贤里的裴度宅和履信里的元稹宅，可以想见，在洛阳城的西南即伊水渠流经的区域，不但有良好的自然条件，而且有非常浓厚的文化氛围。这是白居易选择在此建园的主要动机。第二，白居易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在城市中的僻静处选择自己的居所，以满足其“中隐”的需求。他曾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叫作《李、卢二中丞各创下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往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从这首诗的题目就可以见出，他对李、卢二中丞的山居是不赞成的。李、卢两位中丞的别墅分别坐落在洛阳城外的龙门山和浥涧之中，有山有水，风景很美，但“各在一山隅，迢迢几十里。……爱而不得见，亦与无相似。闻君每来去，矻矻事行李；脂辖复裹粮，心力颇劳止”，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往返一次费时费力，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次，有等于没有，反而变成了一种负担，失去了建造园林以供居住、生活和游憩的本意。白居易认为，他们的城外别墅不如自己的城内宅园（即履道里宅），对他们说：“未如吾舍下，石与泉甚迩；凿凿复溅溅，昼夜流不已。洛石千万拳，衬波铺锦绮。海珉一两片，激濑含宫徴……君若趁归程，请君先到此。愿以潺湲声，洗君尘土耳。” (105) 在白居易看来，园林是用来安顿身心的，而不是用来扰乱身心的。因此，它的选址应该首先满足便利的要求。
这种想法，与他所倡导的“中隐”、他对家或家园的理解、对身心安闲舒适的追求是一致的。他曾多次提到，人不必远离城市（不必选择山居），如：“门严九重静，窗幽一室闲；好是修心处，何必在深山？” (106) “鸡栖篱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独已云极，何必山中居？” (107) 虽然，在很多诗作中，他也提到“幽”“远”“偏”“僻”“静”这些概念，但他所说的“幽”“远”“偏”“僻”“静”等，并不是指远离城市或世俗，而是指内心的安宁与闲适。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闹中取静或喧中处寂的精神境界，与物理意义上的远近没有关系，如他所说的“心静无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 (108) “常闻陶潜语：心远地自偏” (109) “官曹称心静，居处随迹幽” (110) 等。
总的来说，白居易对人居环境的选择，是以有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便于居住和生活且有利于身心自由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