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通政治之功效
在儒家乐教的视域中，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不仅是因为“乐者，通伦理者也”，可以实现其教化社会的作用，而且也是要实现“乐”与政通的政治目的。“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 (9) 君王成就了伟业才作“乐”，社会治理安定了才作“礼”，功业大的君王所制定的“乐”更完备，政治清明的社会所作的“礼”更周全。君王制礼作“乐”以呼天地之命，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奖赏诸侯以实现融洽的社会关系。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10)
儒家以“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等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政和”“政乖”“民困”等不同的社会政治状况，由此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关的。同样地，就连中国古代“乐”中所使用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这些用以表示调高的名词，其音高的变化都表征着社会政治中人事物的等级。《乐记》记载：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矣……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11)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12)
由上可见，“乐”中所使用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与社会人事相对应而形成了“君臣说”，其中宫、商、角三者的尊卑之序是“君臣说”的核心，从“乐”的音高来说，宫音最低显雄壮，商音其次显悲壮，角音最高显高畅而清和。这五种声音不发生混乱，就没有弊败不和的“音”了，如果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乱，宫音乱象征国君骄横，商音乱则象征官吏堕落，角音乱则象征人民怨恨，徵音乱则象征事役繁重，羽音乱则象征财物匮乏，五音相互排斥，放纵不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灭亡也不远了。
“乐”就是这样一种可以通过社会所流行的音乐状态来窥探现实政治的“符号”，那么对于“郑卫之音”和“桑间濮上之音”的形容“慢矣”和“亡国之音”，其实也就是对郑国和卫国等国政治的一种现实批判，说明了“乐”与政治的关系，“乐”中正平和则国家兴盛。事实上，“乐”作为艺术的一种表达形式，其性质和内涵取决于时代因素，反映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https://www.daowen.com)
儒家乐教理论一直强调古今之辩，也就是古乐与新乐之争，在争论中古乐又是政治的象征物。儒家乐教视域下的“古乐”“宫廷雅乐”“雅颂之”都是古圣先王所制定并代代相传的包含了道德与政治意蕴的“德音”。而“新乐”通常指“世俗之乐”“靡靡之音”等这种背离了先王之乐的道德与政治内涵，而追求“乐”本体的耳目声色。“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 (13) 帝王治世有四种通达之道，其二便是“乐”。音乐可以和谐民心而感化天下，世世代代继承传统，故历代都要制乐。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14) 由此可见，不同的君王对待古乐所持有的态度是有差异的，魏文侯每次端冕听古乐（即雅乐，先王之正乐）总担心会瞌睡，听郑卫之音乐，则不知困倦，古乐何以朴素之如彼，使人不贪，至于卧也？新乐何以婉美，使人嗜爱其乐，不知其倦？《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论“乐”，齐宣王面带愧色地说自己好“乐”，但所好并非“先王之乐”，而是世俗的“乐”。
从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到了唐代，宫廷中对待古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度使古之正乐陷入衰落期。究其原因，其一，当国家强盛之时，君主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时，便不需要用雅乐彰显其德政，如汉武帝等；其二，当国家并非强盛，但音乐艺术水平已远超雅乐时，宫廷中对雅乐便产生排斥，而喜好新乐，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等。
儒家乐教视域下“乐”的政治功效，主要指“雅乐”的伦理和政治价值。也就是说，“‘乐’的功能是要经艺术而政治，经优美而崇高，而所谓‘崇高’就是实现政治价值、达成良好的政治社会” (15) 。《乐记》中认为“乐”所实现的政治价值是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融洽的社会氛围：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16)
从引文中可见，“乐”无论在宗庙之中、乡里之中、还是闺门之内演奏都表现出“融和”，这样一种“乐者，天地之和也”以及“和，故百物皆化”的状态，其政治功效表现为对政治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持，这也体现了先王制“乐”的政治价值。“审一以定和”“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也。”（《乐记》）故“乐”也作为政治社会秩序的反映，也是政治评价的一种载体。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司马迁等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乐教理论，认为“雅乐”可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17) 。“天子躬行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 (18) 魏晋南北朝时期，阮籍所著《乐论》中认为：“故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自上以下，降杀有等，至于庶人，咸皆闻之。歌谣者咏先王之德，
仰者习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武，度数者应先王之制，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合洽，则风俗齐一” (19) 。这也是继承了儒家的乐教观点，主要肯定了圣人之教的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