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通伦理之教化
在儒家的传统中，先王作“乐”是一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大事，也是圣王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的彰显。因此，本质上来说，制礼作乐的对象是圣人、先王；从技术上说，只有圣人与先王自己制作或命令乐官所作的诗乐舞才有正当性，这里所作的乐一般指“雅乐”。圣人、先王作乐可以追溯到荒远的神话时代，《吕氏春秋·古乐》篇则记载了多位圣王制乐的事迹：
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阴康氏作为舞以宣导之。
黄帝令伶伦制作乐律，命之曰《咸池》。
颛顼令飞龙作乐，命之曰《承雲》。
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
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禹立，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https://www.daowen.com)
汤乃命伊尹作《大護》。
武王乃命周公作《大武》。
南宋时期罗泌所著《路史》中，对《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载的先秦时期的多位圣王作乐传说中的乐进行了总结：
葛天氏《八终》、祝融氏《属续》、朱襄氏《来阴》、阴康氏《来和》、伏羲氏《立基》、神农氏《扶犁》、黄帝《云门》、少昊《九渊》、高阳《承》、高辛《六厉》、帝尧之《章》、帝舜之《招》、帝禹之《夏》、女娲之《充乐》等等。 (3)
因此可见，先秦儒家经典至后世的文献中，对于圣王制礼作“乐”反复强调，更加突出了“乐”的权威性。先王根据自己的意志作“乐”，可以保证儒家乐教内容的正当性，一定意义上发挥了圣王的道德模范作用，体现了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乐记》中记载：“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4) 。“音”的产生在人“心”，“乐”和人类社会关系的道理是相通的。
比音为乐，有金、石、丝、竹、干、戚、羽、旄，乐得则阴阳和，乐失则群物乱，是乐能经通伦理也。阴阳万物，各有伦类分理者也。 (5)
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也。德盛而教尊，五榖时熟，然后赏以乐。 (6)
因此，在《乐记》中可见“乐”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精神。古代圣王制“乐”是为赏给诸侯中有德行的人。同样的，在《乐记》中也描述了先王之乐与德的关系，“《大章》，章之也。”《大章》乐是用来表彰尧的德行。“《咸池》，备矣。”《咸池》乐是用以表示黄帝的德政普施于众人。“《韶》，继也。” 《韶》乐是用以表示舜能够继承尧的德政；“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孔子对《韶》乐的热爱与高度评价，是因为《韶》乐用艺术美的形式表达了舜的美好道德。“《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夏》乐是用以表示禹能够把尧舜的德政发扬光大。《孟子·公孙丑》中记载了孟子引用子贡的话：“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于春秋时期各国的礼和乐都不同，所以子贡说见到一国的“礼”就知道它的政事，听到它的“乐”就知道它的德行了。这反映了儒家重视礼乐，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自然具有“德”的意味。
《荀子·乐论》中记载：“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鄕方矣。”荀子一方面主张乐是使人快乐的，认可乐的娱乐功能；另一方面则认为要用金、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来表现德行。“乐”得到了推广，人们的风俗习惯也就端正了，荀子特别关注“乐”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尚书·尧典》中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命夔制“乐”不仅要“神”和“人”都能享受到“乐”的优美与和谐，而且从政治和道德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实现社会教化。《乐记》中也记载先王制礼作乐“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是为了教导人们懂得好坏的道理，使人们回到做人的正道上面。“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作其教焉。” (7)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歌乐者，仁之和也。”（《礼记·儒行》）“（声）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在儒家看来，“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使人心向善，用它可以感动人们的心灵，用它可以很容易转变社会的风俗习惯，所以先王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进行“乐”教。同时，“乐”较之礼、刑、政的刚性手段更具有“和”的特点，表现在“乐”的优美、中和、涵德等方面，是一种更为社会与百姓接受的教化形式。通过乐教机构推广“和乐”来完成对人们的教化，由此便可以改善社会道德状况了：“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