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雅乐与郊祀乐歌的复兴
（一） 宫廷雅乐的复兴
宋代宫廷雅乐的复兴，是建立在五代十国后周周世宗（954年—959年）的努力基础之上。“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 (27) 太祖郭威即位便改文武二舞名，改《十二和》乐名，改太常寺机构扩大其规模。被史家称为“五代第一明君”的周世宗柴荣即位后，便对礼乐进行了建设，修刑律，订历法，改善祭祀；准中书舍人窦俨奏，编制《大周通礼》和《大周正乐》，“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28) ；命枢密使王朴定雅乐造律准，世宗下诏：
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 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拳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 (29)
王朴所经历的定音律、试音律、依调制曲制定雅乐造律准的过程，也是周世宗朝进行雅乐建设的关键，同时也为宋代雅乐的复兴奠定基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故皇祐中有阮逸乐……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30)
宋代雅乐的复兴，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间，经历了“和岘乐”“李照乐”“阮逸乐”“杨杰、刘几乐”“范缜乐”“魏汉津乐”六次变革，但始终坚持“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 (31) 的宗旨。最初，太祖认为雅乐声高而不合中和，于是下诏给和岘，根据王朴的律准来比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作为新的尺度，来制定声律，此即“和岘乐”；宋仁宗时，认为乐器乐律不和谐，又用王朴的乐准考察纠正，于是产生了“李照乐”；随后谏官认为李照乐有误，即恢复了“和岘乐”，不久，又请阮逸和胡瑗重新铸定钟磬，这便是皇祐年间的“阮逸乐”；宋神宗时，杨杰、刘几请求遵从祖先遗训，在王朴声律的基础上下调二个声律，又使用仁宗朝所制编钟，来确认文武二舞的音乐，元丰年间的“杨杰、刘几乐”应运而生；宋哲宗时，范缜在宫廷演奏方面又在李照乐声律的基础上下调一个声律，因此，元祐年间又有了“范缜乐”；宋徽宗即位，积极创制新乐，宰相蔡京建议使用魏汉律，用徽宗皇帝的手指当作乐律的尺度，造帝鼐和景钟，赐名《大晟乐》，认定为雅乐，“魏汉津乐”于崇宁年间产生了。南渡后宋建都于临安，因国力衰竭，仍沿用北宋时期的旧乐。此后，南宋儒学家朱熹、蔡元定等人讲明了古今制乐的本源，用来探究乐之创作的真谛，并作《律吕新书》等。(https://www.daowen.com)
综观宋代雅乐复兴的六次变革，始终都是围绕律吕定准的问题而展开，累黍制律、古尺制律、以人声定律、以帝王身度定律等等，可见律吕对于雅乐的制作与使用的重要性。但在律吕定准的过程中，宋代变革始终坚持“先王之制”的复古思潮，忽略了乐律的艺术效果。
（二） 郊祀乐歌的复兴
随着宋代雅乐的重建与复兴，郊庙祭祀所用之雅乐乐歌也走向复兴之路。“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郊庙祭祀伴随着国家祭祀从上古时期走向清代，历经漫长的演变与改革，至隋唐时期郊祀制度才得以最终完善。宋代承袭传统的典礼仪式，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礼，郊祀属于五礼中之吉礼。“郊”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通常为“五郊”祀五帝；“庙”即古代皇帝的宗庙，用以祭祀列祖列宗。郊祀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证明皇权的合法性，而且向臣民展示一种社会伦理秩序，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在郊庙祭祀的环节中设有乐歌的演唱，较其他朝代而言宋代乐歌的数量也增加许多。“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 (32) 由此可见，隋、唐至宋，诗歌数量十分宏富。《宋会要辑稿》中收录宋代雅乐乐歌共488首。《宋史》卷129《乐志》中收录宋代雅乐乐歌共1544首。此外，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兴礼书》中均有乐歌的收录。
《郡斋读书志校证》中记载郊祀乐歌的功能主要是“取礼之威仪、乐之节奏，以文饰其治。”完整的祭祀仪式中包含制度层面的各个环节，还包括乐曲（不同的仪式使用的乐曲不同）和歌词，从而形成了礼、乐、文三者高度合一的特色。雅乐的复兴是宋政府高度关注的大事，从制度方面来看，宋朝建立以后，直至宋仁宗时，全面修订典礼制度，论定礼乐的规模，使得“五礼”仪式的用乐更加精细化；从乐的角度来看，“宋人重视仪式用乐的规模化与沿用性，形成以十二‘安’为核心的乐歌系统，以宣示礼乐传承” (33) 。从文的角度看，首先，宋代雅乐对宋代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就职于朝廷的要臣，还是一般学士，都为雅乐乐歌的创作作出不同的贡献，两宋时期多有翰林学士撰写郊庙乐章、担任郊祀时的礼仪使、参与封神大典等。此外，宋代帝王、文臣等都曾为雅乐乐歌填词，如《四库全书》中宋人别集中记录了有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窦俨、陶榖、韩琦、晏殊、王安石、周必大等。其次，宋代雅乐对宋代文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雅乐代表的古琴音乐深受朝野上下的喜好，宋代文人也争相为“琴”作诗，从《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撰）中搜索与“琴”有关的诗，有近4000首，作者有宋代文豪欧阳修、苏轼等，宋代理学代表人物邵雍、朱熹等，此外，还有宋代方外人士，如释居简、白玉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