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孝与悌并重
“孝悌”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之中。“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尚书》）“夫孝，德之举，教之所由生。”（《孝经》）“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说文解字》）“悌，善兄弟也。”子曰：“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孝是仁之本。孔子一生致力于实现“仁”，而其主要的途径便是“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的“孝悌”。“孝悌”是儒家的仁爱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之中并在家庭内部充分体现，是维系家族和睦与社会稳定的纽带和基石。
从范仲淹喜欢弹《履霜操》一曲来看，他并不是爱琴艺，范仲淹秉承儒家正统之音，推崇上古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他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以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 (39) 。可见，他反对“妙指美声，巧以相尚”，反对将古琴当作“艺”来对待，也就是以古琴音乐的乐本体为重的“艺人琴”。弹琴不仅是为了修身养性，也是“君子有三乐”之“乐者，德之华” (40) 的体现。因此，范仲淹对《履霜操》一曲之爱，实为赞美伯奇的孝悌仁爱之美德。现结合《履霜操》的曲名、题材、琴词和时代背景来分析伯奇的“孝悌”美德。
从《履霜操》的曲名来看，“履霜”出自《周易本义·坤卦》的初六爻辞“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其象如‘履霜’，则知‘坚冰’将‘至’也” (41) 。这可以被解释为脚踩在霜上，便知那冰冻的日子即将到来，意喻事情发展的后果很严重。结合伯奇本人与所作琴曲《履霜操》之词“履朝霜兮采晨寒”来看，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脚踩到了霜上，又踩到了坚冰之上，已到了极其寒冷的状况，此处表示寒冷已至而不是将至。《乐府诗集》载琴曲《履霜操》的解题“伯奇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 (42) 。仁慈至孝的伯奇无罪，但在后母的谮害之下其父被蒙蔽，于是将他赶出了家门，伯奇在野外无食无物，只得采荷叶做衣，楟花为食，清晨踩在冰霜之上，身心寒冷至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履霜操》，通过琴乐来抒发内心的悲哀与苦闷。从《履霜操》的题材来看，先秦时期琴曲的四大题材是：畅、操、弄、引，主要反映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六朝时期谢希逸著《琴论》曰：
和而乐作，命之曰畅，言达则兼济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情性和畅，宽泰之名也。 (43)
结合其词“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来看，尽管伯奇痛恨继母的谮害，父亲不明真相听信继母谗言，“考不明其心兮听诛言”驱逐自己，伯奇忍受着这份冤屈，“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但在如此逆境他仍能做到不失其操守，依旧敬爱其父母，善事其弟，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因此，“操”这一琴曲题材，在这里主要是褒奖伯奇的为子、为兄之道。
“孝”与“悌”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从《说文解字》中释义“孝，善事父母者；悌，善兄弟也”而言，究竟怎样的行为规范才算“善事”？孔子曾赞扬其弟子闵子骞：“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胡氏曰：“父母兄弟称其孝友，人皆信之无异辞者，盖其孝友之实，有以积于中而著于外，故夫子叹而美之” (4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子骞少时为后母虐待”的故事，因后母对待子骞不公，其父误解子骞而笞之，其父复查明缘由后愧忿之极，欲出后母，但子骞不计前嫌跪求其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由此可见，孔子赞扬子骞主要是因为无论父母对待自己的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一如既往地善事父母，善待兄弟，以一颗豁达之心宽容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孟子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在其思想体系中“孝悌”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孝”的最高境界是“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孟子以大舜多次被继母和父亲迫害，仍旧对父母不失其孝，对兄弟不失其善的“孝悌”事例说明了“孝悌”的绝对性，即使父母兄弟不爱护自己，仍要善事他们。
同样地，在《履霜操》词中伯奇之父不明真相听信继室谗言，导致伯奇被继母谮害，最终被其父逐出家门。在蔡邕《琴操》中记载：“宣王出游，吉甫从之，宣王闻歌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杀后妻” (45) 。周宣王听出了伯奇所奏琴曲《履霜操》表达的那一份“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想”的冤屈和悲凉之情，便说：“此孝子之辞也”，之后伯奇之父“乃求伯奇而感悟，”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便请求伯奇原谅，带他回家。伯奇并没因为自己的冤屈而向父亲申冤，也没有加害于兄弟伯邦，在这里伯奇既做到了“善事父母”，即以一种永不褪色的崇敬与爱戴来表达对父母的“孝”，又做到了“善兄弟也”，即以一种手足之情和亲睦友爱来表达对兄弟的“悌”，即使自己蒙受极大的冤屈，此情此心此志，也依然如故，从而实现“孝”与“悌”并重。从韩愈所作《履霜操》的琴词来看，其体裁是整齐的四言体，其辞看似代伯奇鸣冤，但意在称赞伯奇的孝悌仁慈。范文正公喜弹《履霜》一操，尽管平日只弹这一曲，但朱长文认为范仲淹已“得其趣深矣”，他将《履霜操》琴曲中所得之乐趣与个人修身及政教相结合，注入人伦的温情，这一曲的背后体现了其为子、为父、为臣的高尚道德情操。如此，不仅是对伯奇孝悌仁爱之美德的赞扬，也是表现其所仰慕与向往的高尚道德境界，同时，也反映出范仲淹的“孝悌”观及其践行。(https://www.daowen.com)
“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 (46) 北宋开国之初，太祖皇帝便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曾多次颁布诏令劝孝，希望用儒家的“孝悌”传统美德来规劝众民善事父母、善待兄弟姊妹，和睦无争，从而回归儒家经典，重立儒家道德规范，促进家庭稳定以及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宋朝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劝孝工作，不仅注重身体力行的孝道思想实践，更注重从国家施政纲领的高度对“孝悌”的落实采取具体措施，如注重孝道训教，强化孝治思想；奉行尊老国策，培养孝亲顺民；旌表孝德孝行，树立孝范楷模等。从施政的角度而言，其重要内容是对《孝经》的宣讲、刊印、推广普及；此外，还将“孝悌”的品行考核纳入国家人才的选拔之中。这种社会氛围对儒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廷对孝行的嘉奖，使得他们更注重君子名节，从而更加重视“孝悌”品行，宋代儒者留下了大量“重孝行孝”的传世家训、家礼、家范等文献资料，他们秉持“孝悌”观念，言传身教，一方面承接朝廷的“孝治天下”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为“孝治天下”理念的社会教化而发挥自己的力量。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重孝行孝”的传统美德，深谙“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的道理。从其为子的角度而言，在尊老、尚老、敬老、养老等善事父母的“孝养与孝敬”上努力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并将“孝道当竭力”作为其《家训百字铭》的开篇之句。范仲淹家道贫寒，两岁丧父，随母改嫁，曾于山东长白山醴泉寺勤苦读书5年，《齑赋》记载“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由此可见，他当时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当他进士及第获得官爵和俸禄时，第一件事便是迎其母孝养，因为年幼丧父，“欲以养亲，亲不在”，他深感遗憾，为此，范仲淹更懂得“孝养有时”之理，也特别强调“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同时，他并未忘记继父一家，并请求朝廷把“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47) 来报答朱家的养育之恩。
从其为父的角度而言，范仲淹治家严谨，特别重视家庭教育，亲定《六十一字族规》和《义庄规矩》，并且专门写《诫诸子书》教育自家子女。范仲淹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儒家重德的理念，“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人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人视君如仇雠。是故御天下者，德可凭而力不可恃也” (48) 。所以他坚持德为教之本的观念，并以身作则培育子女正心修身、积善行德，乐善好施的优秀品格。在德育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孝为先”的观念，范仲淹认为“孝悌”教育可以促进家庭稳定与和睦，也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族关系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道德，是维护宗法制度的工具。”“孝”不仅包含赡养、敬养、无违、谏诤和忧思的义务，还有显扬的义务，“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礼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所以，“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范氏义塾记》）范仲淹主张兄友弟恭的“悌”之道，强调“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家训百字铭》）他曾训诫子弟：“家族之中，不论亲疏，当念同宗共祖，一脉相传，务要和睦相处，不许相残、相妒、相争、相夺，凡遇吉凶诸事，皆当相助、相扶，庶几和气，致祥永远。”（《六十一字族规》）
从其为臣的角度而言，其为臣之政治节操表现为忠君爱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儒家认为善事父母友爱兄弟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必然会效忠于帝王和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孟子·离娄上》）在家族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融洽，家庭便能和睦安宁，国家便能稳定太平。这样家庭内部的亲情便扩展至社会和国家之中，在“家”和“国”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因而有了“移孝作忠”的政治目的。同样地，范仲淹的“孝悌”观念也并未局限于范氏家族，而是扩展到社会政治道德，把“孝”升华为“忠”，强调忠君爱国才是大孝这种为国家服务的孝道思想。可以说，他“重孝行孝”的观念在当时成了一种楷模。从公元1029年冬至宋仁宗欲率百官为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祝寿之事可见，只要是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范仲淹必定不顾杀身之祸秉公直言，他谏言宋仁宗此举不合国礼，属其家礼，劝谏其放弃此举，并上书于太后请求其还政于皇帝。公元1033年，章献太后驾崩，宋仁宗亲政。在已故章献太后评价问题上，范仲淹认为“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正如吕大临所言：“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 (49) 。他说太后多年辛劳，对仁宗有养育之恩，建议朝廷不得议论其过失，而应成全其美德，宋仁宗听取了他的劝谏，“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命“其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言” (50) 。范仲淹主张“儒者报国，先言为先”，于是多次上书朝廷校正时弊，然屡言屡贬。但范仲淹总能胸怀坦荡，自适自安，留下了“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一生心系百姓，任杭州知府时，通过举办划龙舟比赛，用拉动内需的办法解决杭州百姓的饥荒问题；出任泰州时，通过重修捍海堰，使泰州百姓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得到保障。从其与人交往来看，范仲淹为友则秉承惟德是依，因心而友的准则。范仲淹钦佩人称和靖先生的西湖隐逸诗人林逋，他喜欢与和靖先生把酒抚琴，纵谈古今。“闲约诸公扣隐扃，江天风雨忽飘零。……湖山早晚逢晴霁，重待寻仙入翠屏。” (51) 从他所赠和靖先生之诗可见，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把对一位遁迹山林、洁身自好隐士的敬仰之情表达在这至诚的诗句里。共同的志趣——琴，也使得他们能够心心相印而成为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