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音哀以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000多年来，朝代更迭，岁月沧桑，各领风骚几十至几百年，独特的宗法观念形成了正统和非正统的思想。尽管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至两宋之前的朝代或亡于农民起义，或亡于宫廷政变等“内忧”，而宋代却亡于异族入侵的“外患”。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全民族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动力是基于“夷夏之辨”和“大一统”的民族意识。“靖康之变”后，面对山河破碎、佞臣当道、国势危急之局面，人们将民族感情寄托于对“旧山河”的眷恋之中。很多文人用诗词曲赋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故土之思和民族之爱，南宋这一动荡、巨变的历史时期，催生了大量以“亡国”为主要题材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凝结着广大群众的血和泪，喊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亡国之音哀以思”最早出自《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85) 。一般情况下，“亡国之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孔颖达在《礼记正义》“疏”中论到“亡国，谓将亡之国也。亡国之时，其音悲哀而愁思，由其民困苦而人心哀思也。前‘治世’‘乱世’皆云世，‘亡国’不云世者，以国将亡，无复继世也” (86) 。正如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是社会动乱的音乐，接近于“慢”了，桑间濮上之乐，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是国家将亡的音乐。“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87) 。其二是李清照在《词论》中对南唐李煜词的评价，“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88) 。李煜之哀音倾泻了心中的痛苦之情，也麻醉了奋斗的激情，最终导致了亡国的结局，因而此处“亡国之音”表示已亡国家的音乐。从“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 (89) 可见，有德之音才能称为“乐”，“亡国之音”即不合“乐德”之音。

“亡国之音哀以思”，从其音乐特征来看，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通常宫音表示雄壮、商音表示悲哀、羽音则表示凄美。“亡国之音”一般运用商调，“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新声乐曲与民间俗乐的联系较为密切。商调一般不用于官方音乐中，比如《诗》中无商调” (90) 。南朝亡国之君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据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谓，“日本此曲属清乐”。“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 (91) 北齐后主所作《无愁曲》“被胡儿阉官辈‘齐唱和之’，颇合于清商新声演唱的惯例” (92) 。故清乐对其有很大的影响。商调表示悲哀，本身又具有“噍”和“杀”的音乐特征，“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记·乐本篇》）其音乐感染力很强，极尽哀思，适合表达内心哀愁之激越。(https://www.daowen.com)

儒家向来对新声持批判态度。子夏曾对魏文侯之问“敢问溺音何从出也？”作答时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93) 。从子夏的回答可见，郑音使人意志放纵，宋音使人意志消沉，卫音使人意志烦乱，齐音使人意志傲慢，这四种音都满足人的声色享受，但不利于德行修养，所以祭祀时不用。“溺音”也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和”音乐观相违背，如“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虞书》）“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礼记·乐记》）由此可见，诗、歌、舞三者本于心，但皆是乐气所从。“亡国之音”作为儒家音乐理论中一个术语，意为不合“中和”乐德之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 (94) 先秦时期“乐”集诗乐舞为一体，故“亡国之音”的音乐理论也在乐教的内容之中转合变化，作为政教衰乱时期的一种音乐表征，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人民生活困苦故多哀思”，从哀思新声之中可以探知国家灭亡的趋势，忧思与愁怨必然要表达于外，哀音之出现就成为必然。宋代而后则转向悲苦之辞乃至亡国之痛的表达。“亡国之音”既指哀思之文，也指哀思之音，是音乐批评、政教批判和文学评论的对象。

南宋末期，复国无望，亡国在即，由于北宋时期汉族文化已经逐步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音乐与文学已不局限于某个特定阶层，除了宋代帝王、儒学家、文人士大夫，许多普通百姓、妓女乐工、江湖人士等都会通过作曲填词来表达慷慨悲愤、渴望复国之情，毕竟他们只能暗中饮泣悲伤，倾诉哀感。因此，“一旦家国有难，各阶层人民在执戈上马的同时也都有了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参与战斗的可能。这样，就使得民族忧患意识的表露和对爱国主义的歌颂成为当时文学中最普遍和最受重视的主题，成为一代审美主潮” (95) 。郭沔于南宋时期开创了中国琴史上第一个公认的古琴琴派，培养出以汪元量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琴师，也创作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感的作品。与此同时，词作为一种文体，是配合伴随着隋唐燕乐而流行的，是为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词，在南宋末期作为“雅正”之音的古琴曲之歌词同样表现为“亡国之音”。他们在感怀个人身世时，又增添了几重亡国之恨。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记·乐本篇》）可见乐曲与国运盛衰相连，“亡国之音”凄恻婉转，闻之辄为泪下，所谓“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整个南宋时期全民族爱国思想的基础和动力是抵抗和反对外族的威胁和侵略，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因为古代民族与国家统一的特点，才使人民在异民族侵略的情况下，把统治国家政权的皇室当作自己的国家和首领，当作保障自己和平生活的标志来坚决英勇地加以捍卫。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宗旨在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尊王攘夷、功名事业思想才与人民的利益愿望相符合。” (96) 由此可见，以爱国为题材的音乐、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南宋民族反抗异族侵略的呼喊，而“亡国之音”则是情感悲伤惨恻的一种艺术表达，也是特定的时代背景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