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相合，并立则乐
儒家思想中的“朋友”是建立在以“仁”为宗旨，以“义”为准则，以“礼”为规范的立身济世之道基础之上的一种超越了血缘家族的拘囿和外在政治权力限制的人际关系，具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可见许多有关朋友“同道相合”的论述，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周易·系辞上》）“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大戴礼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这些都说明了交友在于有共同的志向，共同的道术，不受身份地位的差异的影响，若能并立于朝则交欢为乐，“同而进，不同而退”也说明了儒家提倡的交友之道是在“志同道合”的前提下“和而不同”。
儒家崇尚朋友之道，亦以交友为乐。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欧阳修任洛阳留守推官，此时梅尧臣由桐城调任河南县主簿，在欧阳修任职3年间与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而结为至交，开启了二人近30年的“知音之谊”，见证这份“知音之谊”的即二人的诗歌唱和，其中梅尧臣所作达130篇，欧阳修所作的与其唱和的诗歌有60余首，另有40余封二人的书信。如果探究这份“知音之谊”产生的原因，那么借用欧阳修的一句诗便足以说明：“因嗟与君交，事事无不同。”（《乞药有感呈梅圣俞》）欧阳修感叹与梅尧臣在很多事情的认识与判断上都高度一致，“事事无不同”的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相同的抚琴爱好；相似的性格特征；共同的诗文追求；互相的人生慰藉，而这也正是儒家交友之道“同道相合”的体现。
欧阳修入仕初期便与洛阳的文人名士交游颇多，他们时常游园唱酬，以诗酒琴书自乐，徘徊于钟灵毓秀的名胜山川和繁花似锦的田园之中，在当时形成了以欧阳修与梅尧臣为中心的洛阳文人集团。宋仁宗天圣九年，也即欧阳修入仕第一年（1031年）便在普明寺后园（系唐代白居易故园）举行了一次文人的古琴雅集，他们兴致盎然，抚琴烹茶，留下了千古佳话。欧阳修也曾作诗《普明院避暑》来纪念这次雅集，“选胜避炎郁，林泉清可佳。拂琴惊水鸟，代麈折山花。就简刻筠粉，浮瓯烹露芽。归鞍微带雨，不惜角巾斜” (31) 。正所谓“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序洛诗》）
从欧阳修与梅尧臣二人年轻时第一次相遇的情形“逢君伊水畔，一见已开颜。不暇谒大尹，相携步香山”（《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来看，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言谈甚欢，改变了去拜见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计划，随性去逛香山，展现了一种豪迈自信、狂放不羁的个性风采。欧阳修曾在诗中言：“无言两忘形，相对或终日。微生书刚毅，劲强早难屈。”（《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梅尧臣在诗中亦云：“酒酣耳热试发泄，二子尚乃惊我为。”（《醉中留别永叔子履》）在关心国事，批评时政方面二人又有着刚正不阿、遇事敢言的性格特征，而正是这种刚正直率的性格给欧阳修的仕途带来三次贬谪。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因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新旧党争，随着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也因是其支持者而被贬夷陵，梅尧臣虽无高位，不能在朝堂上为其助威，但他奋笔写下《闻欧阳永叔滴夷陵》《寄范饶州待制》等诗文为失意的正直之士打气，赞叹欧阳修仗义执言，不畏权贵的精神，同时也作《猛虎行》等诗文给予吕夷简等人刻骨的嘲讽。居住在夷陵这偏僻贫穷之地期间，欧阳修常以抚琴为乐，排遣心中的失意与苦闷，曾写道：“我昔谪穷县，相逢清汉阴。拂尘时解榻，置酒屡横琴” (32)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找准了北宋社会“短板”，也找到了改革的“切入点”，但是在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欧阳修不仅上疏为范仲淹分辩，还作文《与高司谏书》严厉批评谏官高若讷落井下石，并骂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被贬为滁州太守。在此期间，欧阳修自号“醉翁”，寄情于山水，留下了著名的散文《醉翁亭记》，他常放情诗酒，遨游山水，也以琴抒发失意：“援琴写得入此曲，聊以自慰穷山间” (33) 。
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期间，一直与梅尧臣保持着诗歌唱和，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朋友之间相知相契的感情。从他们的诗文、书信中可见二人交往十分密切，“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 (34) 。他还为梅尧臣的诗十卷写序，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穷而后工”来形容二人。梅尧臣明白欧阳修一再被贬谪的原因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正是这铮铮铁骨，为人为政贞正，谏议从不回隐的可贵品质让他十分敬佩，曾作诗以陶渊明不向权贵低头而不出仕的崇高气节来赞扬欧阳修“渊明节本高，曾不为吏屈。”（《送永叔归乾德》）欧阳修十分敬重梅尧臣，“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再和圣俞见答》）他说自己的诗歌是受梅尧臣的影响，视梅尧臣为诗歌导师，也期望能与他同朝，“并立则乐”，兼济天下。欧阳修也懂得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同在当时以文而名，这一生怀才不遇，屡试进士不第内心深处的戚戚之感，直到50岁梅尧臣才被赐予同进士出身，后由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修作诗《七交七首·梅主簿》，其中称赞梅尧臣“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二人相知相惜，莫逆于心，相互慰藉。从儒家对择友的原则来看，欧阳修与梅尧臣属于“友直，则闻其过；友谅，则进于诚；友多闻，则进于明” (35) 。(https://www.daowen.com)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36)
“知音之谊”源自春秋时期伯牙与子期“知音之交”的故事，伯牙拥有高超的琴技，子期具有高超的艺术欣赏力，可以通过伯牙所弹奏的琴声来了解其内心世界，可见琴可以用来寻求“知音”，而“知音”又成为高山流水之友谊的代表，也突出了“知音”的难能可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欧阳修作诗二首给梅尧臣，其一为：
钟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绝弦谢世人，知音从此无。瓠巴鱼自跃，此事见于书。师旷尝一鼓，群鹤舞空虚。吾恐二三说，其言皆过欤。不然古今人，愚智邈已殊。奈何人有耳，不及鸟与鱼。 (37)
欧阳修描写半夜弹琴想到了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恨无知音赏。他继而又想到了瓠巴鼓琴而沉鱼出听，盲人乐师师旷鼓琴，群鹤在天空起舞鸣叫，而感慨知音再难寻觅，“奈何人有耳，不及鸟与鱼。”梅尧臣也作诗二首回赠欧阳修，其中言：“公今乃有感，其不在兹欤。鱼跃与鹤舞，物情曾未殊。无情则无应，何必问鸟鱼” (38) 。“七条琴上五音寒，此技自古知音难。”欧阳修借琴之知音难觅来抒发千古得梅尧臣一知音足矣，用伯牙与钟子期来自喻二人，用他们的“知音之交”来象征两人同道相合，相知至深的“知音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