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有信，久而敬之
“朋友”关系是一种游离于家族伦理之外，既突破了血缘关系，又不受政治所约束的人际关系，道义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而维系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信”。“信”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提出“朋友信之”，（《论语·公治长》）到曾子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再到孟子把“朋友有信”定为五伦道德规范之一，“信”至此成为朋友在社会交往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信”主要有两层基本内涵，其一，“信，诚也。从人言。”（《说文解字》）这是要求人们言行一致，南唐徐锴在许慎之解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为“君子先行其言，然后从之。”（《说文解字系传》）“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诗经·卫风·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礼义·聘义》）“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章句下》朱熹注：“亮，信也，与谅同。恶乎执，言凡事苟且，无所执持也” (53) 。这是指无信用者无操守。其二，“信，言合于意也。”（《墨子·经上》）“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这都要求人们言合于意，无言不行。
“信”除了有以上两层基本内涵，还有五层延伸的含义，即诚信、义信、礼信、谨信、忠信。其以“诚”为道德基础，内在的意向是“忠”。属于道德范畴的“诚”是诚实无欺之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学》）“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诚”是所有德目的根本，没有诚，其他德目也无从谈起了，而与“诚”最具有直接关系的德目是“忠”“信”，“信”是内心忠诚的外化，是最能体现“忠”“诚”的品德，是人社会化的道德实践，“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儒家非常重视“信”，尤其在朋友交往中以“信”为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然而“信”也是要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脱离了“义”而追求“信”则会偏离正道。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儒家提出“修已以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言思忠，事思敬。”（《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由“忠”“信”到“敬”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在朋友交往时还应相互敬重，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治长》）朱熹引程子曰：“人交久则敬衰，久而能敬，所以为善” (54) 。
儒家也认为朋友相交不仅要有“信”，还要做到“久而敬之”，朋友相敬才能友谊长存。
欧阳修与梅尧臣30年的“知音之谊”和欧阳修与苏轼16年的“师友之谊”都体现着儒家朋友之间“交友以信，久而敬之”的伦理规范。被誉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在北宋诗歌进程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一生创作诗歌2800余首，所著《宛陵先生文集》留存于世。欧阳修极其欣赏与敬重他的才华，认为自己的诗不及他，其云：“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寄圣俞》）欧阳修视他为诗歌导师，“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再和圣俞见答》）南宋著名诗论评论家刘克庄说：“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55) 。梅尧臣又是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作为在宋代文坛声名显赫的文学家，欧阳修与梅尧臣并称为“欧梅”。30年的密切交往中二人时常“相游从唱和之乐”，通过“琴”来传递友谊。
欧阳修与苏轼是年纪相差30岁的两代人，却拥有16年恩义有加的“师友之谊”，欧阳修在人品、政绩、德行、学养等方面都给予苏轼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苏轼对于恩师的师德、师范、师训终生躬行恪守，酬答唱和，丽泽切磋，不仅对恩师心悦诚服地效仿，而且也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终将恩师的宏愿伟业诗文革新运动胜利完成。在文学史上“欧苏”成为北宋“古文”鼎盛的标记。如果说苏轼对欧公的仰慕始自少年之时，那么在其高中进士之时有一段引经据典的“小插曲”则令苏轼对这位宽宏大度、胸怀坦荡、堪称宿儒的恩师倍加敬重，而且终生难忘。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56)
对于这段雄辩有力的引据，主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均记不得是出自哪本典籍。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
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57)
东坡的“何须出处”是根据《三国志·孔融传》“想当然”地编造曹操与孔融的对话而来。而欧阳修听后尽管“太息不已”，对他杜撰典故的合理性不认同，但也并没有给予苏轼严厉的批评，还委婉赞许他：“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罗大经评说：“东坡生平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 (58) 。“此二书”指《庄子》和《战国策》。
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欧公的“无弦琴情结”“颍州情结”都在苏轼的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反映出苏轼终其一生对恩师崇敬不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连呈三“表”力请辞官退休，终于以太子少师身份请辞后居颍州，实现了“退居颍州，归老西湖”的理想。事实上欧阳修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第一次踏入颍州便被颍州的风土人情和“十顷碧琉璃”的西湖吸引了，自此也便与颍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欧阳修知颍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抒发对颍州的热爱，如《初至颍州西湖种瑞莲黄杨》《西湖泛舟》《西湖戏作》等。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陷入政治旋涡，无奈申请外任，赴杭州任通判，7月离京赴杭途经陈州而去探望兄弟苏辙，后二人专程拜谒致仕归颍的恩师欧阳修，师徒在西湖边举杯邀明月，文人雅集亦有作诗抚琴吟唱，苏轼作诗《陪欧阳公燕西湖》、苏辙亦作诗《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无独有偶，时隔20年，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也曾自请出知颍州，欧苏两代宗师虽不同时，却同样地神往颍州、歌唱颍州，不仅因为当时颍州的特殊地理位置（汴京通往江南的要冲）和旖旎风光，更重要的是颍州也寄托着苏轼对恩师的崇敬与思念之情。师徒二人对颍州的治理倾入了“家”一般的热情，颍州永远铭记他们的德政，“筑陡堰以通西湖，引湖水以灌溉民田，建书院以教民之子弟。”（《正德颍州府志》）苏轼十分推崇欧阳修，曾在《六一泉铭》（并序）中赞誉恩师：“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 (59) 。在《答舒焕书》中再次赞誉：
恐未易过，非独不肖所不敢当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难，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复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而已。 (60) (https://www.daowen.com)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开启了自己耕种劳作如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的生活。元丰四年，开垦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行香子·述怀》一词反映了他当时的处境和思想感情：
……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61)
苏轼十分推崇陶渊明，视其为知音，甚至与陶渊明隔空对话，曾作诗：
……屡从渊明游，云山出毫端。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岂惟舞独鹤，便可摄飞鸾。还将岭茅瘴，一洗月阙寒。 (62)
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佳辰爱重九，芳菊起自寻…… (63)
苏轼也曾对陶渊明的“无弦琴”发表看法：“但抚弄以寄意，如此为得其真” (64)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65)
其师欧阳修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作诗二首给梅尧臣，其中在《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之诗中也言及自己对陶渊明的喜爱，以陶渊明的无弦琴之乐谁人知来表达与梅尧臣的相知之情，也以“伯牙与钟子期”自喻二人，表达知己之情深。
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君子笃自信，众人喜随时。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为。寄谢伯牙子，何须钟子期。 (66)
在宦海中浮沉的师徒二人一生多次被贬，充满出生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在朝为政，忠于职守，直言极谏；外任时，施德政造福一方百姓；被贬谪之时，他们把未能实现的政治抱负移情于对当地风俗人情的热爱。在这危机重重，十面埋伏的政治仕途中，弹琴啸吟反而帮助他们逃避冷酷的现实，促使他们转向安静思考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内心回归平静祥和，以更高层次的修身养性来完成生命的超越。在精神上，他们始终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的儒家理想人格为自己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