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以载道之琴禁

韩愈对北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唐时期为复兴儒学而发起古文运动。反映在琴坛上，韩愈参照汉代蔡邕所著《琴操》为其中的10首古琴曲重新填词成《琴操十首》，以己为道统之传承人，代古之圣贤抒发情感，弘扬仁义之目标。“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 (67) 到了北宋时期，韩愈的思想广为接受，参与道统论构建的人员众多，除了理学家、政治家，还有以欧阳修与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家。欧阳修延续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开启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出“文必以道俱”的古文理论，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弟子，又从恩师手中接过续统重任，并提出了看似“行文”，实质“行道”的道统谱系，即由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组成的具有很强“文士”气息的谱系 (68) 。而这种“文士”不仅满足于做单纯的学术研究，更要经世致用，以行动去践行“道”。反映在琴坛上，宋人把“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古琴上，援琴入“道”，以琴载“道”，将“琴”视为修身成人的重要道器，强调以“道”为根本的修身成人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正如陈旸《乐书》所言：“卒乎载道而与之俱矣。”

从《论语》中可见，儒家的“道”主要指人之“道”。从社会层面来说即治国的政治之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之“道”则是个人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论语·先进》）故而可以认为个人层面的修身处世之道是社会层面治国之道的基础，也正是儒家修齐治平之意义所在。孔子人之“道”的意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仁”是人之“道”建立的基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次，“礼”是作为人之“道”的外在道德约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依此孔子提出了“正名”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的正名是以《周礼》为依据，对君臣父子等与其所对应和应承担的社会义务与职责的规定，“礼”作为人之“道”的道德约束，只是它的一种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的意涵，这也是实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基础。最后，在孔子看来，虽然以“道”作为人之最高追求，但是从他的人生境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来看，理想中的最高人格是立于道而又超越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是这样一种由“道”至“艺”至“乐”的修身成人的方式，才使得“道”与“乐”相连。“游于艺”之“艺”朱熹解释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间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 (69) 。这也正是孔子由“技”入“道”的观点。六艺之中孔子突出了“乐”的作用，认为乐是最终阶段，而“乐”与“礼”同样都是以“仁”为基础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认为没有“仁”的品质就不会遵守“礼”，也不可能具有“乐”所蕴含的高尚道德情操，那“礼乐”又有何作用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所以“礼”与“乐”并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在于“仁”。孔子也赋予诗、礼、乐不同的修身作用，刘宝楠注解，学诗可以修身，学礼可以立身，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70) 。以“诗”和“礼”修身，再经由“乐”的修养便能实现修身成人。孟子在肯定孔子“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的基础上又加以补充，进一步阐明如何才能达到仁义之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于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并认为这些品质是人之本性所固有的。孟子认为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来进行人格修养，“充实之谓美，”充实着浩然之气的人格精神便是美，“善”与“美”的统一即具有“道”的人格精神之美。“乐者，圣人之所乐业，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身，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荀子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他强化了孔子“乐”的教化作用，认为乐可以将人之恶的本性引导向善，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作为“八音之首”的琴，从“琴之为器”的角度来看，上古至殷商时期，琴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器”；周代，琴成为对贵族阶级施以政治教化时的“礼器”；春秋至战国时期，随着琴在民间的流行，此时琴是人观照内心世界的“道器”，发扬了其乐教功能。“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国语·晋语》）“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左传·昭公元年》）此时，琴以载“道”的观念逐渐形成。汉代桓谭所著《新论》“琴道第十六” (71) 是“琴道”一词最早的出处，“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 (72) 。琴是君子用以自守自禁之器。琴之为禁，到底禁什么？“琴，禁也。”（《说文解字》）“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73) “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及其天真也。” (74) “盖其声正而不乱，足以禁邪止淫也。” (75) “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朱文公文集·紫阳琴铭》卷85）由此可见，“琴者，禁也”主要是禁音、禁欲以及琴人之禁等，突出代表了儒家的琴乐思想，认为琴乐首要的是教化功能，而非艺术功能，这也使得“琴之禁”观念通达至“琴道”思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认为韶乐尽美尽善，体现了儒家的乐论，“乐”以艺术美的形式表达了善的内涵的统一，即乐以修德和乐以制礼。从琴人之禁的琴之禁来看，不仅受“乐者，德之华”（《乐记·乐象篇》）的影响，对琴人的道德品性也有相应规定，正如《太古遗音》所言：“凡学琴，必须要有文章，能吟咏者；貌必要清，不能粗俗者；心必要有仁慈德义，能甘贫守志者；言必要有诚信，无浮华薄饰者” (76) 。此句强调琴人之德性，听琴者可以受“中正平和”之琴乐的熏陶，“以乐激善”，从而“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朱文公文集》卷15）(https://www.daowen.com)

宋代文人事必言古，多有尚古基因，自欧阳修继唐代韩愈“古文运动”开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后，在这种复古思潮的引领下，儒家乐教与“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被注入古琴中，从宋代著名书学理论家朱长文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琴史》可见，“道重于乐”是该本的最大特色，作者始终将“琴道”置于首位，作为“三代之音”遗存的古琴，与儒家圣贤紧密相连，也即治世的代表。苏轼具有深厚的崇古情结，他在《琴非雅声》一文中说：“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他对当时的古琴音乐缺乏古之正声提出了批评，表达了自己对于琴为雅声、琴为古音的追求。在《舟中听大人弹琴》中，“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和“夜阑更请弹文王”也表达了他对于古代礼乐文明和雅正之声的尊崇。欧阳修在《国学试策三道》中说：“黄钟六律之音尚贱于末节，大武三王之事犹讥于未善，况鼓琴之末技，亡国之遗音，又乌足道哉！”可见他对待琴“技”与琴“道”也是秉持儒家对于琴的乐教功能的重视的观点，突出“琴道”导志和移人的乐教功能，对琴的音乐艺术之美不以为意，认为“琴之为技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