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潮
一
1905—1915年的10年间，思想家加大了“影响”民众思想的力度，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秩序出现危机，应该对此作出回应。18世纪和19世纪晚期，内阁政治家的恐惧和国家统一的权衡需求共同激化了早期意识形态活动的爆发。怀着对新宪法体系的憧憬，思想家们承担培养日本人“国家感”的任务，不管他们是日本市民还是农民。现在不论是社会混乱感还是对于社会混乱的恐惧都驱使评论家们试着在过去的社会中寻求某种安定和谐、井然有序的面貌，而这好像越来越成为“复杂的社会”。与绝大多数意识形态工作相似，人们认为之前做出改造公民的工作从未完成。而且，像忠诚、爱国、国家道德和神道教之类的社会组成部分在这些新社会问题背景下又进行了重新解释。但是日俄战争之后，意识形态表达的重心从国家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对于1890年代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数量上似乎已经发生如此重大变化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新威胁。
日本民众的确将此次战争视为一个分水岭。据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面临的社会困境与19世纪面临的国家挑战同等复杂。这种充斥于东京政治辞令和知识分子观点的认知绝不仅限于日本首都。县知事们也经常在许多日常政府文件中谈到相同的话题：
德川时代结束的炮火硝烟蔓延在浦贺港，它打破了民众的长梦，预示着闭关锁国政策的结束。这一时期，我们确立了以进步作为国家的发展政策。现在随着抗俄战争的结束，明治政府已经完成了其伟大任务，一个新国家政策出现了…… (2) 日俄战争已经在日本开花结果，但是要想在和平时期开花结果还需要工业的支持。国家的外交事务取得进展，帝国的未来清楚地摆在面前。现在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国内，壮大帝国实力……以及培养社会基础。
这位县知事将日本比喻成经历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他警告说由于日本国内事务已经开始优先于外交事务，因此必须特别关注城市和乡村。他强调说英国经历工业革命之后，意识到了农业的地位不可忽视，但为时已晚。因此，日本必须以战时同样的精神努力“团结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促进工业和农业的不断进步。 (3)
这场战争成为衡量现在的一个基准。战争的光荣胜利显示了日本第一大国的地位以及其不断扩大的“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库页岛、朝鲜和中国东北。山县有朋提出兴建凯旋门庆祝这些累累硕果。1907年，新年回顾展高度评价了国际上对日本帝国的认可。一位论者将明治40年的日本比喻成40岁的孔子，四十而不惑，现在日本很有自信。正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日本也将会很快知道自己作为大国的使
命。 (4) 但是，在日本深陷战后萧条一年之后，国内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税务负担、经济困难和财政不足，国外面临着“反日的移民热”， (5) 看似“胜利的美梦”已经就此消失。日俄冲突曾经是一场大规模难以对付的对外战争，它似乎给战后国内管理留下了同样大的难题。 (6) 日本社会呼吁“第二次明治维新”，但是现在维新的内容既没有涉及国内问题也没有谈及国际问题，而是社会和经济问题——既有普遍的生活问题，又有特殊的农业问题。 (7)
井上友一 (8) 强调：只有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进行正确的处理。就像“医生医治病人一样，只有对病人进行初检之后，才能对症下药”。井上是内务省的农村问题的优秀思想家，为了论证以上观点，他提倡对乡村条件应进行仔细调查，并将这一调查同19世纪早期二宫尊德所倡导的革新农业运动联系在一起。然而， (9) 其他人士进行了更多较为普遍的调查，这导致人们频繁地对各种社会“热潮”加以分析讨论。
农村青年患上了“都市热”。他们为了能在县区或者东京等城市接受教育和谋求职业，放弃了他们祖祖辈辈的职业。“现在是城市的时代。不管是具有学识、寻求荣誉的人，还是为了挣钱或者出卖劳力——每个人及其同辈都在向城市进军，好像他们被某种热潮所攫住”。 (10) 1898—1907年的10年间，每年有4万到6万人迁移到东京，2万到4万人迁移到大阪。 (11) 到1908年，在全国5000万的总人口中，东京大都市的人口已经增加到200万。居住在城市市区的160万人口中，大约60%被称作“乡下人”，他们从县区来到了东京，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千叶县、琦玉县、新澙县、茨县和神奈川县。 (12) 1908年标志着城市人口迁移激增10年的开端，这种移民潮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3)
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农村人屈从于这一热潮，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城市的意识形态。一名自治信徒在一篇标题为《地方自治》的叙事诗中哀叹：“哎，金钱和人口都涌向了城市！” (14) 虽然事实上1880年代到1920年代，日本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保持不变，但是出生率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农村青年人口不断外流。思想家们认为这些青年“鲁莽地挤入城市，寻求‘某个渠道’以及‘赚些钱’”。 (15) 一些地主的长子背井离乡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女儿嫁到省辖市，住在“城堡下”，而不是嫁到邻村；贫穷农村家庭的次子或者三子迁移城市，他们占据了外来劳动力人口的大多数，数字显示他们也很有可能留在城市不再返回农村；他们的姐妹十几岁时就在家乡以外的纺织厂工作，人们认为这些青年尤其深受都市热的毒害。 (16) 而当那些遭受“城市诱惑传染病”残害的人们返回乡村时，乡民就指责他们破坏了农村的质朴风俗。 (17)
虽然思想家经常提及青年，但是他们还会描述1905—1915年10年间经济和 (18) 人口不断加速增长的总体趋势，这是由于农村人口外迁和非农业人口人数增长两方面原因促使农村性质发生改变。家庭整体以及个体移入或者移出农村，一起导致家庭流动的持续增长。比如，爱知县有一个居住着365户人家的村庄，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有20户人家已经从此县的其他地区移居到这个社区。到明治期间，一共有36户人家迁出乡村，其中一半人口迁入到名古屋、丰桥和东京，其中10%的迁移人口是无法满足温饱的贫苦农民。第一批移民潮发生于1880年代早期的通缩年间，另外一次移民潮出现在1900年代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时期 (19) 。1910年，滋贺县的县长报告称在当地也发生过此类现象。他认为自己县的经济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滋贺县在德川幕府时期一度是通往京都和大阪的商业港口。第一次变化是由于“明治维新和铁路发展之后，世界发生了改变。这些对于民众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他们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管理自己的花销”。第二次变化发生在1880和1890年代。土地租佃以及租户、地主间发生纠纷“导致了农业改良等方面我们落伍了”。第三次变化发生在最近，这次也是最可怕的一次：
现在农业收益的经济价值小。由于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的工人，每年迁移到其他县区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现在，这些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00人，相当多的人将他们祖先耕种的土地交给了地主。因此，城镇的农业产量减少。所以，商业和工业也理所当然变得不景气。 (20)
在其他地区，不仅是穷人，而且还有柳田国男称赞为“最勤奋肯干、最生死攸关，最知识渊博的村民”的富裕农民也“遗弃”农村，选择了城市，为“社会之病”（柳田以此来称呼这种人口迁移）做出了贡献。他说：“由于文明进步和农民成为市民，这些人的子孙成了流浪者，给农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恶果。” (21)
然而，同等重要的是农村家庭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们的居住地点没有变化，但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已经开始成为付薪劳工—— (22)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当木匠或者商人，或者去临镇、去较远城市的公司和工厂里当临时工。 (23)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户的预算也发生了巨变。1880年代，大米是衡量物价的一般标准，而且人们在一个物价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能够买得起商品。但是自从1890年代末以后的几十年，除了普通谷物和食料以外，人们必须购买每件日常用品，比如肥料、油、盐、烟草、酱以及米酒。每件商品的价格已经升至大米价值再也无法衡量的程度。而且，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其他社会支出需要巨额开支，尚且不论这些地区的所谓政治上的花销。甚至对于那些留在农村，勤勤恳恳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来说，仅仅依靠日本传统的水稻种植业已经无法满足家庭花销。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他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讲？因此，农户集中精力尽可能多地挣钱变得愈加必要。 (24)
因此，思想家将农村的变化与青年人对于城市的致命热爱相联系。事实上，这种农村变化是人们追求社会经济来源的现象。
对于另外一种“疾病”——“企业热”也是如此。在社会分析家看来，这种“疾病”在战后数年间广为流传。此疾病所带来的各种压力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没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工业巨头遭受民众的批评指责，因为他们放任自己做生意的狂热追求，从而投资于一些有利可图但社会需求不太迫切的事业，像建造通往旅游景点和宗教圣地的铁路和有轨电车。然而，比较普遍的声讨仍指向了那些“放下手中的犁头”而屈服于“快速致富的市场热潮”的民众。 (25)
在被胜利冲昏的战后年代，商业热潮变得猖獗起来。充满投机热潮的世界诞生了大量的暴发户，助长了谣言，并且给人们的印象是没有什么比投机更能致富。那些幻想着家产万千的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犁头，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拿着雪茄，却丝毫不考虑自己的结局。而且，由于他们铺张浪费和卖弄虚饰，城市的种种恶习已经席卷了全国上下。 (26)
随着1890年代末中日战争之后经济的发展， (27) “实业热”和拜金主义不仅受到了民间思想家的指责，还受到教育家、平民和军队官僚以及社会评论员的普遍指责。 (28) 一些人致力于成为农场青年人，“成功热潮”促使他们放弃祖祖辈辈的职业；还有一些人致力于成为乡镇和城市中产阶级年轻人，“小小的成功热潮”导致他们极易满足于肤浅的物质成就。对一位论者来说，美国也有拜金主义的说法给他带来的安慰作用不大，因为他认为美国人至少还有西奥多·罗斯福的精神，而日本人的“大和精神”已经随着两次明治战争而消失了。 (29) 然而，明治末期乡村的企业精神却稳定增加，人们认为即使是1870年代以来政府鼓励的农业副业也对祖传地产构成了威胁。农民被“蚕丝业可以快速致富的幻想”所迷惑，他们过度扩张自己的资源，导致债务累累。其他人则在对蠕虫和蚕茧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开始从事养蚕业。 (30) 甚至高利贷已经不再同“明治维新之前一样了——那时当铺老板理解民众的需要并且心怀美德地做生意”；相反，如今他们利用农民的创业热情无情地攫取利润。 (31)
人们认定不仅单个家庭的祖传地产，而且所有乡村的健康风俗和简朴习俗已经成为文明开化和“生存竞争”带来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受害者。一份乡村计划哀叹：“由于时代所趋（或者由于我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铺张浪费和豪华奢侈行为稳健增加。”另外一份计划则阐述道：“最近几年，由于文明潮流不断膨胀，农民已经失去勤劳的美德，还有许多人沉溺于奢侈消费。”还有一份计划陈述“村民曾经思想简单、生活质朴，但是现在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他们不喜欢体力劳动而倾向于奢侈浪费”。毕业于一所地方农业学校的年轻学生甚至悲痛地预测他们的同辈将会“放弃祖先对于农业的追求而成为商人、工厂工人或者官员”。同一所学校新入学的学生纷纷讨论这些一样情境，其中“物质文明的极端发展已经恶化了社会环境，因为农民在追求奢侈的同时也养成了对工作的厌恶以及对愉悦的享受” (32) 。而且乡村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就越多地显现出人们认为奢侈浪费以及 (33) 虚饰卖弄跟文明开化和城市生活有关的观点。
因此，1880年代的铁路建设一方面由于铁路毁坏土地遭到农民的抗议，另一方面又使各地之间货物往返简单化，因而受到当地名流的追捧。关心农村的思想家将铁路描述为运送地方青年的传送带，这些青年新感染上了城市懒散病，厌恶了农业劳动，并且炫耀对白色短袜和金边眼镜的喜爱。 (34) 然而，虽然军官和农业道德家不停警告铁路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一般民众却越来越着迷于“吹口哨的声音”。《铁路之歌》已经成为全国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它的第一期是包括66首歌曲的《东海道线》，出版于1890年。为了满足民众对铁路旅行日益增长的兴趣，杂志专刊通过旅游手册指南向民众提供他们感兴趣的旅行铁路线路和站点的地图和统计表。 (35) 随着铁路线路的不断延伸，铁路歌曲不断增加新的篇章，新的旅行手册指南不断出版，也有更多的人出去旅行。 (36) 而且当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企业和城市对他们的诱惑更大，直到他们发现这些征兆“不仅出现在农村的中上层社会，而且还出现在下层社会”。明治末期，据说只有“乡俗质朴的地方交通不方便”，只有偏远山区仍旧没有受到“所谓文明开化”物质主义影响，然而人们常补充说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37)
二
正如明治政府时期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城市和企业热潮与教育也有联系。战后疾病的诊断项目包括以下两个特别的征兆，它们同样揭示了教育热潮的存在：第一，民众对于小学教育的不断需求以及对其的持续辩论。第二，中产阶级的初中毕业生中出现了“受过教育的闲人”。在文部省提出促进学校招生政策的数十年后，他们自豪地报道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从1889年的64%提高到1906年的98%。 (38) 1906年当年，文部省筹备将小学义务教育的年限从4年增加到6年，部分原因就是几乎达到普及程度的入学率以及“近期国家财富的扩张”。文部省在向内阁提出的提案中辩论到， (39) 仅仅4年的教育时限使得“建立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基础以及向民众提供他们生活所必须的小学教育知识和技巧极其困难”。而且，小学教育结束的太早（10—11岁），使得学生在最有效塑造身心、记忆力最好的年龄休学。因此，为了培养民众的纪律性和增加民众的常识，现在是时候完成1890年代末教育家热烈讨论的延长教育年限问题了。 (40)
文部省预测到民众会反抗延长教育年限，于是将具体实施时间推迟到两年后的1908年。即使当时文部省准备对各地区降低要求，但是他们仍旧不能提供所需设备。为了抑制父母的反对情绪，1907年弘前市的一位校长邀请四年级学生的家长来到学校，并且说服他们开设五年级课程对儿童、国家以及对于他这位教育家的名声都非常有益。由于1900年已经实行免费四年义务教育，因此校长认为很少有人会欣然接受交纳30钱学费在学校再学习一年。然而，他惊奇地发现60对家长中有54对立即为他们的孩子注册报名。 (41) 所有乡村的农民家庭会不定期地聚集同一地点，坚决地甚至有时候非常极端地反对1870年代对义务教育征税的措施，当时家长们莫名其妙地抱怨两个新增年级。 (42) 文部省官员后来回忆说，“延长教育年限的实施比官方想象的简单许多，毫无障碍，而且在全国取得圆满成功”。 (43)
这意想不到的迅速配合，其中一个原因是1906年虽然政府没有要求学龄儿童上五年级，但是四分之三的儿童已经开始上五年级了。 (44) 在理解教育重要性方面，社会好像已经与政府同时进步。正如一位父亲在1904年说道：
过去，所有家长必须抚养孩子长大成人，不让他们受饥饿……现在家长必须接受教育，实际上，所谓父母责任的负担很繁重。特别是在当今不管是农业、工业、商业或者是办公事务，所有的职业都需要教育才可取得成功……这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而且也是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感情所在。
如果任由一个孩子不学无术、 (45) 愚昧无知地成长，那么你就把他的生命交付给了不幸的命运、推入了深渊。孩子的未来“比金银珠宝更重要”。我想，如果某位父母忍心这样做，那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了。 (46)
1872年，日本颁布最初版本的《学制令》。其序文强调，生活中的成功之道在于学习，这点没人能够忽视。此后的30年里，日本努力推动教育的发展，使其达到修身和兴国的目的。20世纪初，学校教育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人性之法则。
但是，民众并不总是赞同教育机构里义务教育的内容。日本政府和教育者们更加注重思想和道德教育。 (47)
目前，小学生和老师的要求大概是：“小学教育必须满足当今的需求”。准确地说，什么是当今的需求？对此渔民和小农答道，“孩子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帮助”。商人说，“学校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实用性”。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在小学里开设高年级（即七、八年级）是多余的。相反，技术学校可能会创造更多直接收益。任何人，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在谈论教育问题。教育过分强调满足“当今需求”乃是以立竿见影又自私自利的收益为自身基础的。人们想到基础教育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德育、知育和体育，而是知识的增长。 (48)
该报告1913年发布于东京。不仅在东京，在许多乡村中，人们纷纷要求在基础教育中教授“现代”知识。许多乡村计划号召学校增加几门“实用学科”。此外，该计划更加强调了技术或实业教育不仅在技术学校而且在低级别学校中推行。这些都反映了教育在地方所关注的事物中占用了重要的行政和财政资源。文字技能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农业知识，因为“这与每家每户的发展息息相关”。此外，乡村计划还反映出一个事实：文部省提出的入学率既不和学生每天的出勤率相符，也不和据称注册了的小学生的毕业人数一致。在贫困的农村尤其如此。这说明了学校提高教育的实用性可以提高出勤率，并鼓励更多小学生完成学业。 (49)
实业补习学校与之如出一辙， (50) 通常开创于乡村，面向群体为小学毕业生，其人数在日俄战争之后猛增。实业补习学校的建立旨在满足小自耕农和佃农的需求。这些补充方案一方面可以使他们的儿子继续在农田劳作；另一方面，还使其接受更多的实业教
育。 (51) 因此，关于实业教育，村民的态度往往与那些社会评论家们大相径庭。比如，一位前来巡查的军官抱怨“教育偏重于传授知识”只能导致“小学生在墙上乱涂乱画的本领更上一层楼”。他指出，这些学生以前只是用粉笔在门上、墙上写一些简单的短语。现在，他们用铅笔在商店的百叶窗上书写优美的诗句，郡上的商店无一幸免 (52) 。但是，这位军官和其他人谴责的知识——不论是出现在商店的百叶窗上，还是出现在家庭账本中，恰恰是町村吏员和地方精英们正在当地努力促进和普及的。
地方的热情招致了报界的批评。持相同意见的还有内务省，其多个战后管理计划包括利用财政手段严格约束地方支出。 (53) 当时，教育支出在郡乡预算中所占比例最大。1906至1911年间，其平均比例达到43%。而行政支出为第二大项支出，所占比例不足20%。1890至1911年间 (54) ，地方的教育费用翻了两番。在一些郡县，教育所占的百分比和实际支出远远高于国家的平均水平，有时占到乡村总支出的70%。地方政府新建屋舍容纳高年级学生，但其建筑成本成为一个问题。比如，地方观察员这样责难富山县官员：“由于县议员们自尊心过强，每个郡里都鲁莽地兴建起了许多学校”。在长野县，很多小村庄在新建学校和扩建学校方面展开竞赛，此举在财政上显得不负责任。尽管当地报纸评论称建造许多美观大方的建筑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前来参观的中国人都对此赞不绝口”。但是，由于修建太多学校、开支过大，这些省份惹来
批评。 (55)
为了减轻兴建学校所带来的预算紧张和其他各种教育开支所带来的压力，内务省敦促地方新建私人建筑时必须征求地方有影响的人士甚至是村民们的意见。中央募集私有资金用于公共目的的行为可谓历史悠久，至今还依然有效，其部分原因归功于地方致力于发展教育。
人们甚至可以利用这种感情造福于征税。 (56) 校会上，一名老师面对多名村民，恳请他们支付费用，这样才有可能负担“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57) 但是，当人们对教育的热情引发了政治斗争和乡村暴动时，内务省便不太满意。事实也确实如此。一项统计显示，在1906至1911年间此类事件至少达到了97次。 (58) 比如，人们争论是否应该建立两三个学校容纳两个新的年级。该辩论在冈崎引发了暴乱。意见不合者互掷碎石，混战中4名警员受伤。 (59) 即使没有出现暴力行为，分歧也相当严重。在新潟县，其町村集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主建派”和“缓建派”。双方选择在凌晨两点召开会议，旨在抓住毫无防备的对手。此番做法并不符合政府关于村民和谐自治的理念。 (60) 但是，相比于文部省和军方，内务省也认为，町村学校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中心环节。由此，此前批评地方对于基础教育热情过高的声音稍有缓和。
但是，当人们对于教育的热情不仅仅停留在基础教育时，社会评论家的声音开始变得尖锐起来。文部大臣牧野伸显在1907年对地方官员的演讲中谈及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这一话题。他强调，小学教育应被视为“完整而独立的教育；实际上与高等教育无关”。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
老师们认为小学只是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他们忘了对于大多数人，小学是教育的最终阶段。小学生及其父母都被这种流行的思想所吸引。年轻人不加选择地进入了中学。由此，我们面临着一种罪恶——太多人对于高等教育寄予了太多希望。 (61)
人们对于高等教育满怀希望有诸多不可取之处。首先，它驱使乡村青年来到城市（通常是东京）。在这里，他们成了城市堕落生活的牺牲品。教育家和农业思想家们所见略同。他们劝阻乡村青年“前往首都”。因为如果他们返回乡村，人们会认为：其教育程度越高，道德品行越差；其逃避服兵役的手段越高明，使用锄头的技能就越差。反对通过中学教育培养人才的原因之二在于中学教育倾向于教授对农业来说无用的职业知识，诸如教学、新闻和行政。(https://www.daowen.com)
医生也如“雨后春笋般日益增长”。 (62) 部分年轻女性坚持接受过多的教育并进入女子高等学校学习。人们称她们为“不太适合结婚、没有准备好成为‘贤妻良母’”的女性。此外，人们一般认为，她们是“不适合乡村的女性”。 (63) 如果她们最终会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家庭教师或是老姑娘”，同样境遇的男同胞则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而面临着更加糟糕的命运。由于他们“学到的知识与就业无关”，再加上他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位稀缺，这些年轻人成为町村办公室的职员、保险销售员，或是荒废时光。为此，他们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太友善的绰号——“人类施肥机”。 (64) 据说，过多的高等教育导致了这些“受过教育的闲人”就业困难，也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65) 的确，一位农业思想家列出了影响町村生活的十种“蛀虫”，中学毕业生位列其中。 (66) 除此之外，名单中还有流动演出的演员、堕落的僧侣等。
接受5年精英教育、参加中学课程的男性毕业生是一种特别的“蛀虫”。如果其人数在1900至1909年期间提高了3倍，部分原因需要归于1899年出台的《中学令》。此法令确立了高等教育的三种基本路线。其他两种形式为四年女子高等学校和三年职业学校。20世纪头10年内，这两种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迅速增长，其增长幅度让人印象深刻。但是，1909年640万儿童进入小学读书，其中只有118000男生进入了中学，51700女生进入了女子中学，60000名学生进入了职业学校。同年，中学毕业“蛀虫”仅在全国范围内增加了11652名。 (67) 因此，仅仅这些数字并不能表明人们对于教育热潮的思想关注程度。
大多数中学学生来自中产阶级这点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地主阶级中的精英乡村青年，除了不能继承家族财产的次子和更小的男性外，也包括那些可以继承财产的长子。人们期待中产阶级人士可以成为地方社会的支柱，因此其子孙后代的背叛就威胁到乡村领导阶层的结构。中学教育“使得我国的中产阶级成为最具劣等品格的闲人。令社会陷入混乱的不是下层社会的穷人，而是拥有可观财产和地位的中产阶级” (68) 。另外一个问题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子女希望继续深造，即便他们无法负担中学课程的昂贵学费。 (69)
比如，有一个孩子，他是福冈县一名贫穷佃农的独生子，并于1914年小学毕业。 (70) 他后来回忆道：
对于有钱人家的孩子，继续上中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其比例大概是十分之一。我所在的班级有72名同学，其中有6名同学继续念中学或是女子学校。还有一些人去了农业学校，另一些人参加了教师培训，但是大部分同学都呆在家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学习十分厌烦。但是现在，人们开始觉醒并且意识到成功的根本在于学习。就连农民父母都告诫孩子：“如果你们现在不学习文化知识，长大以后就会遇到麻烦。”于是每年，朝气蓬勃中学毕业生的人数都在增加，其中一些人甚至开始去师范学校和大学读书。 (71)
人们认为教育是飞黄腾达的重要途径，因此，教育程度越高，获得世俗的成功就越显著。在1890年代晚期和1900年代，新年时分会举办一些通俗比赛，它阐明了一个理想的人生道路，即参赛选手从上幼儿园时起就开始比赛（幼儿园于1900年代蓬勃发展），然后成功考入大学者赢得比赛。人们描绘获胜的学生在大学里打乒乓球和网球（二者都是明治晚期时尚运动的缩影）。
对于初中的期望让人们对于高中产生了希望，高中主要教授大学预科课程。正如1912年一首流行金曲的歌词里写的：
我将会成为一名法律博士
你将会成为一名文学博士
让我们一起去城里的快活之地
我们的父母正在农村挖着山药 (72)
尽管几乎没有人真正实现上大学的理想，但是日本的年轻人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而他们的父母只能靠挖山药来支持他们上学。这种现象足够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了。似乎在他们看来，上小学是一回事，然而狂热追求高等教育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这方面，社会评论家们在日俄战争后发现了一个新的苦恼。因为似乎对于他们，“不加选择地读书”能够产生“不健康的思想”，毒害人的思想和品行。人们再次认为年轻人是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群，这招来文部省、内务省和军部的关注。1906年6月，文部省的牧野颁布了所谓的《风纪训令》，为发扬有教益的思想定下了基调。此举一方面力图对抗精神“悲观”、道德“堕落”和过度“放纵”；另一方面，反对极端思想的“毒害”。
与上述不良思想相关联的则是： (73) “最近一些出版刊物散播一些危险的观点、宣扬消极厌世的态度，并侧重描绘生活中丑陋的方面，从而愈发地引诱了青年男女。”为了防止其腐蚀学校和家族的权威、扰乱“国家基础”和“社会秩序”，牧野指示教育者们“仔细检查中小学生所阅读的书籍内容。鼓励学生阅读人们公认的有益的书籍，并在校内校外严格禁止阅读那些容易引发不良后果的书籍。” (74)
报界大多理解并赞同文部大臣对于学生道德问题的关注。其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十分不满，这本身已经成为公认的社会问题。《风纪训令》这样描述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处在塔尖上的极少数年轻人——令人失望的、“为白日梦极度痛苦的”并“忽视生活中的责任”的一群人。1906年，不到5000名学生于公立高中登记入学，其人数随后增至7000人。大概同样人数的学生进入了两所皇室大学。 (75) 民间评论家承认，细腻的痛苦使得最优秀的高中生沉溺于文学、悲观或自杀当中，这是一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的现象。 (76) 但是，由于人们认为奢侈浪费、悲观厌世同“危险思想”一样具有“传染性”，因此其传播会导致“国家出现巨大而严重的问题”。 (77) 的确，“传染的症状”已经表现出来了：乡村青年正在阅读小说和通俗杂志，由此他们接触到了“自然主义作品中关于肉欲的描写”。他们阅读那些依靠庸俗的报道发展起来的报纸，其内容无比低俗，使得“懂得教育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朗读报纸时不得不删节部分内容”。含有通奸、色情的描写和“恶心的通俗小说”的报纸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如“一棵悬挂的松树”，路过它的人们都有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在上面自行了断，正如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78) 一些格调轻浮的通俗杂志“煽动了年轻女性的虚荣心”。一封代表这些女性写给编辑的信中哀叹着询问：对于这些无耻的“课外读物”是否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79)
知识分子批评了政府控制民众阅读的这一意图，认为“并不是所有文部省的官员都品性高尚”，其辨别文章的好坏的能力也并非经不起挑战/质疑。 (80)
但是，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 (81) 控制民众阅读。牧野的继任者是小松原荣太郎，山县人，1908至1911年间掌管桂宫内阁文部省。小松原十分关切国家的道德状况，他在通俗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做出了许多声明，由此以“训令部长”而著称。通俗小说中充斥着他称之为的“情与欲”，“自然主义作品十分流行”。为了抵消上述毒害影响，他指示，“阅读有教益的书籍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德”这一原则应该在建立图书馆、推广社会教育方面的讲座、故事叙述和电影项目时大力提倡。1910至1911年间，日本爆发了“大逆事件”，当时人们对于激进行动主义的畏惧加剧了思想家们的社会危机感。即使在事件之后，小松原继续把自然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相提并论。此外，他还把两者同导向错误、未受约束的阅读联系在一起。 (82) 1905至1915年的10年间，内务省和军部共同努力，阻止一些作品的传播——托尔斯泰的小说、损害身心的惊悚小说，以及有伤风化、煽动“投机思想”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敦促许多青年协会购买英勇的战争故事、养蚕手册，以及宣扬忠诚爱国的故事书籍，并在成员中传播。 (83) 通过这些社会教育的印刷工具，中央政府试图引导年轻人的阅读热潮。这些人已经长大了，可以完全不受公立学校教科书的影响，但是对于潜在的破坏性的社会信息却是触手可及。
结果证明这种做法如同“西西弗斯使命”一般徒劳无果，特别是人们清楚正在讨论的阅读习惯问题并不仅局限于年轻人。日俄战争如1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一样，导致出版行业迅速扩展。1897至1911年间，报纸的数量增长了三倍。在此期间，236份报纸在东京和其他地区出版，最大的七家日报每家发行量均超过了100000份。 (84) 商业竞争十分激烈。政府批评一些报纸的内容尽是偷窥糗事，记者们对此反应迅速，反驳道：“几乎没有人出于慈善的目的购买报纸”。他们还建议，如果政府需要一份对社会有益的报纸，最好从改变民众开始，因为他们的偏好阅读多宗谋杀案、婚外情，而非提升道德的文章。 (85)
新书的出版数量十分惊人， (86) 其中多部口袋丛书大获成功。这就包括一本广受喜爱的《论语》口袋书和久销不衰的《立川文库》系列丛书（书中虚构的江户英雄依靠真诚和那把武士刀闯荡江湖） (87) 。此外，1900年代杂志也繁荣发展。博文馆株式会社是一家出版社，其出版作品《帝国》遍布全日本。其作品多种多样，用于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和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其中有些读者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集体认同性，直到博文馆出版了诸如《青年世界》《男女同校的世界》《中学世界》《农业世界》等杂志，为这些人界定了集体身份。其核心刊物《太阳报》如铁路一般，开始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最偏远的村落。 (88) 关于“阅读喜好”的地方报道论述了这些杂志同其他广受欢迎的杂志（诸如《实业日本》）和几份报纸、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以及描写日俄战争的畅销小说《肉弹》。 (89) 第一本家庭百科全书广泛销售。富山房的版本大获成功，光是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就在1906年正式出版前预售出70000份。书中最长的章节致力于科学客观地解释奇特的西方食物。由此，地方家庭主妇通过这些章节接触到了现今的炸猪排和煎蛋卷。 (90)
出版业以一定数量扩张。与此同时，阅读能力稳定提高，读者的数量由此增长。这是由于截止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义务教育产生的结果愈加明显。征兵体检时进行学习技能的简单测试，其结果显示出士兵读写能力的提高，这几乎完全对应了小学升学率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诸如此类的最小进步都让负责新兵训练的军官们心满意足。
1893年，三分之一的（位于大阪的）新兵不识字，并且大部分人不分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开始训练之前，他们必须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去年（1906年）几乎所有人都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军队的教育可以立刻开始。 (91)
1902至1912年间，大阪府平均每年招募12500名新兵。的确，十年间，纯文盲的比例从24.9%下降至5.5%。日本其他地区的文盲比例也出现了大致相似的下降。 (92) 但是，为了扩展民众的阅读，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有能力且想要去理解他们感兴趣的简单文章。
“言文一致” (93) （即日语使口语和书面语一致的文体）的创立和假名注释的广泛应用都增加了报纸和通俗作品的普及量。随后，日俄战争带来了阅读的热潮，出售的报纸数量之多史无前例。这是由于报界编印了各自的“战争号外”，热切的民众密切关注“围攻旅顺”事件，并及时了解“对马大海战”的进展（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中惨败） (94) 。识字人群不断扩大，出版业一心想要满足他们的阅读兴趣，的确如某些人所说的，迎合他们的兴趣。由此，出版业的这种意愿大大满足了义务教育的成果。
尽管扩展文化教育无法确保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能够阅读或者愿意阅读日报，但是显而易见地是，报纸拥有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社会读者群体。1890年代末期，日本流行“给编辑寄明信片”。这一狂热横扫商业出版社，反响巨大。寄明信片者不仅是中产阶级的文人，还有工人、农民、士兵和学徒。比如，店里的一名伙计抱怨其老板认为“报纸是做生意的头号敌人”。有些伙计会在店里上班时偷偷摸摸地阅读报纸并给编辑写信，告诉他们这种想法。另一些人利用报纸上的假名注释学习识字，通过独立学习提升自我，希望由此飞黄腾达。 (95) 商业指南中有“写给日本士兵的文章”，和工业、农业和商业方面的文章。这些指南的出现很快为此类通俗文章提供范例。人们将这些文章描述为“职业成功”的必读之物。 (96)
明治早期，乡村中“巡游的读者”通常是年轻人。他们似乎不再为胸无点墨之人揭开一篇文本难懂的面纱。受过教育的居民已经取代了其地位。地方精英、地主和官员，通常还有学校教师订阅地方报纸，通常也订阅《大都会日报》。 (97) 由于订阅者在乡村社区中的地位，有时也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吸引性，报纸很快在村落中流传起来。年轻男子在乡村青年社团里的小型图书馆中阅读收藏的报纸和杂志；精英家庭里的妇女和儿童此时也会抢走一家之主手里的报纸去看，而过去，男人们曾认为报纸是他们的私人财产。
在城中，人们在公共场所中看报纸，诸如理发店、奶品小吃店或者是他们上班的地方。现在，报纸如啤酒一般，是一种广泛普及的商品。人们将新建的几家啤酒馆描述为“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在那里不同阶级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黄包车夫与绅士混在一起，工人与文员相互交流，穿着大衣礼服的人士同穿制服的人员混杂在一处”。到1900年也是如此，阅读报纸的民众“转向更下层的社会阶层……从小商人、更年轻的学生、马夫、值班的黄包车夫到妓院的娼妓。” (98)
该杂志的论者提及马夫、 (99) 黄包车夫和妓女，尽管这是明治时期标准的社会夸张手法，但有迹象表明城市里的劳工们已经开始阅读报刊。他们有时会在工厂里的阅览室读报。1904年，有关东京公寓生活的一份报道表明，有些工人甚至订阅了报纸。 (100) 杂志论者继续说道，“社会底层”读者数量的增长导致了报纸在其特写版面（“三版记事”）刊登了大量耸人听闻的丑闻事件。1908年，一篇地方报道抱怨学校教师与报社的兴趣相似——“尽管教师打算浏览一些国外的电报和其他新闻，但实际上他们更倾向于只阅读小说和特写版面”。鉴于此篇报道，杂志论者或许没有必要那么傲慢。 (101)
日本政府并未强烈反对有关煎蛋卷和炸猪排食谱的报道，但是十分反对色情文学和社会主义。可随着信息在社会中进一步且更深入地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上述事物，超出了官僚们施加“影响”的范围（官僚们对于努力创造健全的社会“影响”十拿九稳）。
三
日俄战争后，在他们的影响范围内，思想家们不仅面临了一系列发烧般的折磨，还面临着对他们来说好似瘟疫一般的情形。其症状为愈加明显的社会斗争迹象（不管其形式是罢工、群众游行以及“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还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从1880年代晚期时起，许多政府内部和民间的评论家就警告称社会出现纠纷是必然的，因为众多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文明的进步”，工会和社会主义会同时出现。 (102) 此外，一些西方模式还表明，1890年代，诸如生产合作社和工厂立法的预防性社会措施有助于预先阻止阶级划分的“灾难”。 (103) 人们有关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如出一辙。有人认为，“既然德国皇帝正在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禁止社会主义，日本似乎也应该采取相同的政策”。因此，1901年内务大臣末松谦澄主张实施抑制性的法案，作为一种管控国家重大威胁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借助1900年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取缔了社会民主党（在其创立当天就明令禁止）。 (104) 但是，尽管对于许多社会问题有历史了解，思想们家对于战后社会爆发事件的反应表明：事实证明，这场灾难比他们所担心的还要糟糕。
1905年9月， (105) 群众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了集会，反对《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随后，集会演变成暴乱。在此之前，日本首相桂曾写信给山县，表达他的担忧：下层阶级“正在把政治同社会问题混为一谈，现在从马夫到黄包车夫再到小商小贩，人们全都大呼小叫，愤怒地抗议，要求赔偿，尽管他们对于此事一无所知” (106) 。1906年，日本爆发了示威游行，反对有轨电车票价的提高。此次游行重现了类似日比谷的暴力场面，与1913年东京的多起暴乱如出一辙（此时正值日本政府变革之际）。人们认为如果社会出现混乱，东京一定首当其冲。因此，有人说，“如果他们在东京放火焚烧有轨电车，他们也会对其他郡县有相同的举动”。首都出现的有关“平民大众的权力”的种种断言使得思想家们担忧整个日本。 (107)
罢工也是如出一辙，1907年这个混乱之年尤为如此：
起先是足尾铜矿发生大暴乱，随后科伊克煤矿和浦贺码头的骚乱接踵而至。现在幌内煤矿也出现了暴动。尽管足尾事件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年当属罢工之年。 (108)
随着工业化日益密集、工厂里工人数量日渐增长，罢工呈蔓延之势。实际上工人的数量增长也确实如此：1900至1917年间，其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增至三倍，达到一百万人；1903至1912年间，仅在东京的私人工厂中，工人数量就增至两倍，达到80000人。工人工资很低，每月平均收入在20日元上下浮动，这是1911年东京划定的官方标准贫困线。1914年，东京每位正规工厂里的工人平均雇佣期限仍然仅有22个月。和正规工人相比，工厂中有将近4倍的日雇工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地方郡县，维持生计更加困难。 (109) 同时，农商务省和内务省开展关于劳工状况的普查。政府继续实行双重政策——颁布工厂法，同时调动警力镇压东京有轨电车大罢工。由此，1911年的明治阶段宣布告终。 (110)
同年，也就是1907年至1911年， (111) 随着社会主义者参加工会组织及反政府活动频繁，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担心与日俱增。新闻界将社会主义崛起的原因解释如下：资本家同劳工之间的冲突、政府拖延解决劳工纠纷以及中学毕业生供过于求。 (112) 与此同时，桂太郎政府受到山行的敦促，利用“赤旗事件”（1908）及大逆事件（1910—1911）镇压了山行所谓的“社会解构主义”运动。山行在1910年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标题由学者穗积八束协助起草——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些看法影响到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政策，部分原因是同山行站在同一战线的诸多官僚（如桂太郎、平田东助）、小松原英太郎、木喜德郎、清浦圭吾及大浦兼武等）均负责落实该政策。文件开头如下：
考虑到现代社会民情发生了变化，民众开始呼吁拥有政治权利。但是一旦他们拥有了政治权利，便会要求有衣穿，有饭吃以及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当他们意识到这种需求与目前的国情以及社会制度不相容时，便开始致力于毁坏国家和社会的根基。社会主义便由此产生。社会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贫富差距极大以及伴随着当代文化油然而生的显著的道德变化。当务之急是：一、制定一项能够从根源解决这一苦难的政策。二、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政府应对拥护社会主义的百姓实行严格的管控。我们必须阻止这场“瘟疫”的传播，必须镇压及根除这场“瘟疫”。 (113)
第一个关键就是开展充分而彻底的国民教育及培养人们的稳健思想。第二个关键便是经济援助，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政策”。 (114)
首先是在思想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115) ——包括宣扬人们日益熟知的格言，如“发扬民族思想，排除利己主义”，培养老师、学生及课本中的“健康思想”，“扩大职业教育以淘汰那些受过教育而又无所事事的闲人”，“促进健康有益的阅读”——然后提倡为穷人、病人及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救助。其次，政府呼吁建立社会改革体系及救助措施。同年，《戊申诏书》打着“艰苦努力”的旗号呼吁民众勤俭节约。思想家们努力推广以上两种措施，旨在应对一些具有破坏性的社会症状的传播。因为他们担心“社会主义会变成无政府主义，就如普通感冒转变为肺炎一样” (116) 。社会批评家们看到一幕幕令人苦恼的现实：“个人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丈夫们用敬语‘san’称呼妻子，油腻的西餐远比清淡的日式菜肴受欢迎，在日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117) 他们的反应便是呼吁“促进和谐与合作、尊敬祖制传统、发扬家庭美德，以及弘扬公益精神等”。因此，他们准备了思想上的“灵丹妙药”，想要将社会还原为以前的那种健康状态。
这些“社会医生”诊断出了明治晚期社会的一些弊病，他们非常清楚病源出自哪里。他们认为导致这些弊病的原因是“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是社会文明所带来的疾病。城镇化、商业及工业资本主义、教育的传播、交通及通讯的扩张，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这些疾病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各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日本而言，这些疾病不过就是明治早期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及科技上的后果。日本民族迫切地追求文明，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结果远远超出了当时民众的预想，结果就如一系列散播在日本身上的瘟疫一般，受到某种不可预料的力量驱使，难以应对。虽然明治后期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城市、企业、教育及阅读本身并不是社会弊病，但是他们对这些事物传播后所产生的结果毫无准备。尤其是当这些结果与乡村农业秩序的瓦解，以及城市和工厂中兴起的新形式的社会冲突有关时，这些思想家就更猝不及防了。现代化威胁着国家的社会根基，并使之动摇。面对着这一困境，思想家们求助于过去的真理——乡村和家庭，社会和谐及社区习俗——以治愈文明过热这一疾病，这样他们所预想的社会也许才能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