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与成功的思想意识
明治后期的思想家们试图通过重唤以往的价值观及风俗来保障乡村的发展，以适应当前愈渐复杂的社会。在日俄战争战后岁月，思想家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采取多样化的方式为将来的官方社会意识形态打造意识内涵、塑造机制模式。然而，在建立有关乡村居民及其家庭的官方意识形态时，进展并非一帆风顺，而且也并不是明治后期村民唯一能够接触到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其主旨及过程看起来都有些不同之处。
地方官员及地主偶尔会认为内务省爱多管闲事，对合并乡村神坛及公共用地提出“多余的建议”。在日本部分地区，村民们游行示威，反对内务省开展的项目，抗议政府干涉地方风俗及当地民生。 (255) 地方媒体的主编们评论称“农民是城市的牺牲者”，并对政府多加批评，指责政府几乎不“关注为地方通水、建设电话系统此类工程” (256) 。针对“怎样拯救地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建议通常涉及减免贫困村民的税收，并“对资本集中的城市进行更加严格的评估” (257) 。由政府所开展的意识形态项目有时会被驳回，例如在1915年，山梨县将内务省“地方改良运动”的经费从1200日元削减到600日元。一位支持削减经费的议员声称“我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自地方，为了实现地方自治而日夜辛勤工作……大致来讲，县内财政预算中大部分都拨给了‘地方改良’”，并总结道——“因此县政府没有理由特别为了实现地方自治这一目的而将这样一大笔资金搁置一旁”。 (258)
一方面，内务省呼吁和谐与合作，然而在乡村，内务省的项目有时却会激发矛盾，当地方政府主张削减资金经费之时更是如此。因为行政村开始削减经费预算，有关此话题的争论逐渐转向了小村落。这些小村落就学校、道路及公共建筑的建造地点和经费争论不休。 (259) 争执发生之时，内务省官员及军队将领将起因归咎于地方政府，埋怨“处于二、三阶级的‘地方名望家’”过于好辩，这些‘名望家’固守于“自身狭隘的团体利益，显露出他们极度缺乏合作精神” (260) 。地方报刊更倾向于责备自治的官员，他们身处在过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中，工作能力很低。“政府将大学毕业生任命为郡长，并将有学术倾向的人任命为村长。地方居民并未参与选举地方领导人。” (261) 就地方居民而言，他们通过上书请愿以及游行示威来抗议地方官员舞弊、腐败现象。 (262) 思想家曾在1880及1890年代激发了地方自尊心，鼓励地方精英建造学校及道路。如今，思想家却因地方精英在地方建设方面相互竞争而对他们多加责备。 (263) 因此，就地方政治、利益而撰写的报道评论常为预想中和谐的自治理念带来诸多挑战。
正如政府无法全部掌控地方自治政府一般，在地方协会之中政府也难有十足的影响力。 (264) 青年团及在乡军人会的许多支部是在1910年代早期新设立的，报刊及地区军事将领对这些支部多加批判，因为“除了与其他团体竞争，举行大量集会之外，这些在广岛县设立的支部名存实亡。”再比如，在另一个例子中，冈山县的“青年团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团员都以自我为中心，基本没有人参加集会，即使有人参加也会迟到。”民众通常评论道：“没有美酒佳肴，”基本没人会出席。 (265) 有关意识形态交流的效用也被民众所质疑。在1913年同一个地方民意调查中，《教育敕语》鲜为人知；《戊申诏书》——自1908年，受到思想家们在社会教育及地方组织方面的大力推崇——的推广情况则更为糟糕。撰写人描述关于1343名达到征兵年龄、高等小学的毕业生之中“能够大致解读并背诵《戊申诏书》”的人数时，并未采用惯常使用的百分比，而是用言语表达其失望之情——“仅有一人”。 (266) 地方民众并未完全遵从政府的思想，但这些证据并非意味着思想家们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而是思想家们的效率并非总是按照他们在发表演说和指令时看起来的一样。
然而，与这个负面证据相比，更重要的是明治后期在官方提倡的社会意识形态——家庭和团体内的集体合作——之外，日本人身上体现出了所谓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对于教育、职业、立身出世等看法逐渐积累成为有关成功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奋斗意识而非集体合作精神，标榜有关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言论而非有关社会和谐的言论。
要在世上取得一番作为，这一目标绝非是什么新鲜事。它披着现代的外衣，这件外衣同明治时期开展的文明及启蒙运动一样古老。这一目标起源于德川时期，同新儒学中的武士精神以及平民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受人敬仰。但是，在明治时期实现“青云之志”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间，明治青年们所追求的梦想，其本质也历经了数次转变。 (267) 这对于青年精英来说尤为如此，他们怀揣梦想，预见自己在未来成为声名显赫且富有的政治家或其他名人，很早就响应号召，允诺创建社会“文明”。他们很容易就相信教育与成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不断加入1880年代“上京（东京）”学生的队伍之中。 (268) 到了1890年代，他们的目标开始更加侧重于取得物质上的成功，其中通常少了些浮夸的成分。
1890年来自五能县的 (269) 一个大家庭的16岁孙子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人生目标已定，那就是成为一名富豪，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发展农业。”尽管他构想以后在北海道“成为百万富翁”，但靠农业致富仍需去东京接受高等教育。他的父亲时不时地责备他，怨他太书生气，并发出了一通反对教育的激愤之语：“把我心爱的北海道扔进了厕所”。后来，曲亭马琴（红极一时）的《南总理见八犬传》原稿不幸丢失。他仍能渡过难关，继续自己的人生，虽未成为北海道的富豪，却也变成了当地社区的领袖人物。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他年仅三十多岁，却已成为了信用社合作社的社长，同时当选为本地的市长。 (270)
然而，就在同时期，在他下一代的年轻人，有许多和他能力相当，但面临的就业前景十分惨淡。因为战后几年，就业十分困难，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抱负，降低自己的眼界。中学的就业辅导员们也告诫毕业生不要嫌弃银行、邮局甚至警察局里那些低等的职位。预料到自己最后的建议会招致学生消极的反应，一位辅导员便又安抚那些自负的学生，对他们说：
但别担心；中学毕业生不会止步于巡逻员。他们会升为调查员、“宗王”亲卫队。但巡逻员只是进入职场的敲门砖，就像上学从一年级开始一样……就把它想象成边上学还边赚钱。 (271)
把工作比作继续教育，可以宽慰从事低等职务的情绪。但这个类比对高中和大学的毕业生的作用却收效甚微，因为他们同样面临着社会阶层流动上的挫折。社会上存在着不少的“高等教育的失业人群”，安部矶雄曾针对此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提出了三个解决方案。这三个方案一个比一个奇特：一是独立创业，做些小本生意。例如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在木材和木炭行业做得风生水起；二是回到缺乏“知识和人才”的农村，从而像京都帝国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去伊豆经营农场那样获得成功；三是去美国，那里赚钱容易且工资水平高。例如去美国当司机；以日本社会的评判标准来看，这个工作似乎“配不上”大学毕业生，但在民主的美国，并没有如此的区别。 (272) 如此说来，安部等人的初衷是想要鞭策那些满脑子只有自己和托尔斯泰的大学毕业生们，鼓励他们在明治晚期成就一番事业。而成功就像当时一首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副歌里所抱怨的那样，“啊！这是个向钱看的社会！” (273)
然而，几乎无人谴责这种在内务省或文部省官僚间盛行的物质主义。 (274) 相反，那些有关成功的文学作品则给人们提供在“金钱社会”下的各种生存之道，同时在社会和经济的阶梯上上升一二等级。比起过度教育、待业在家的中产阶级精英分子，这个道理在普通青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首选职业并不是“官员及学者”，因此几乎不会对工商业怀有嫌隙。20世纪，工商业被广为推崇，成为通往世俗成功的“最安全和最简单”的途径。在此背景下，那些看似数不胜数的就业指导手册，亦即“求职者的福音书”，都越来越趋于直接面向家境贫寒、小学文凭的年轻人。这些手册以平白朴实、振奋人心的语言告诉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本身其实是一种优势。
你的确是幸运的。你看，许多大户人家的子孙们终日无所事事，挥霍光了祖先留下的遗产……失去了家族的房产……最终沦为乞丐。再看看过去或者目前的成功人士，他们大都出身寒门……至少你现在没有深陷放纵奢靡的生活，并且完全能忍受住生活的艰辛。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些是上天赐予你的美德，而不是简单地赐给你教育的费用——你是世上最幸福的一类人。 (275)
至于作者或是读者是否信服这套说辞，还有待商榷，因为手册里面剩余的全部内容都最终教导你如何摆脱这种上天赐予的幸福。
一方面，手册毫无理由地就催促绝大多数渴望高薪的小学毕业生去做警察、狱警、邮差和电车售票员，以及最好一律都去东京的政府办的兵工厂做工——“因为那里工人总是辞职，工厂一般都有空职”。还建议城市里的求职人员不要轻视零工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将有机会转为工厂正职。同时告诫来首都谋财致富的外地青年不要去专门欺诈乡下人的中介公司找工作。另一方面，又建议有商业头脑的年轻人去乡下练习他们圈钱本领，例如向本无意消费的村民推销二手鞋，或者贩卖食品——“明治时期人口众多”，因此食品行业“总是盈利”。而对于青年女性而言，教师、护士和话务员都可供选择，但是去工厂做女工总是首要推荐的职业。
这些就业指导的册子是以“工厂圣经”或“女性箴言”的定位设计而成的。在指导手册中，女孩们应寄回工资以增加家庭财富， (276) 并且要遵守工厂的规定，因为“3—5年内你将结婚成家，而遵守规定的习惯会助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娘”。然而，对于那些期望不交学费但取得成功的人而言，他们有“四种选择”：参军、经营小本生意、边打工边上学或从低薪职业做起，不懈地奋斗。但很显然，所有成功的秘诀都未提及像祖辈一样耕田务农。 (277)
同时，这些秘诀也对社区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只字未提。有关成功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十分流行，书中充斥着大量有关“生存战场”的内容。这为一个演讲者的言论提供了证据——当他在一群博学的观众面前演讲时，他评论道：“现在每个人都不断讲述着生存竞争的故事或者将其创作成书，就连童话里的四岁小孩也深谙这个道理。” (278)
在这个生存竞争的年代，随着文明的进步，竞争也在加剧。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必须在进步中前行。不进步的一天就是落后的一天。一旦某人跟不上这个社会进步的步伐，便会落伍，则只能在生存斗争中沦为弱者。换句话说，他就成为社会的异类。 (279)
“文明”，像社会一样，是“无与伦比的复杂，并且最终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来。”拿破仑对“竞争”的深刻/颇有见地的理解被广为引用。他说：“竞争是进步的源泉”，只有意志坚定、体魄强健的个人才能承受这种洗礼。 (280)
在19世纪90年代，各个国家间为生存相互竞争。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桃太郎也顺势变成了一个“为保卫国家”而屠龙的男孩。而到了1900年代，生存竞争转移到“阶级间以及个体间”。此时，桃太郎再次独自出击，带回了珍贵的宝藏。 (281) 无怪乎在评论家看来像桃太郎之辈似乎忘记了乡村乃至整个帝国的更大的“善”，因而指责他们的那种不恰当的“平凡”。因为“比起爱国，他们更看重金钱和家庭”，并且甘愿回归家庭，过着宁静的生活，做个极其平凡的人，并尽享天伦之乐。 (282)
因此，明治晚期的日本人所继承的广泛的社会意义超过了思想家可以处理或控制的范围。此外，思想家们就此方面给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因此他们也应负担部分责任。
正如后来他们强调道德 (283) 品行一样，为了支持道德和经济层面的和谐，思想家们将经济目标合法化。他们坚称道德是通往物质成功的最佳途径，并且将《自己拯救自己》视为道德规范的范本，以“提升每个学生的思想”。 (284) 尽管像井上哲次郎这类的学者后来试图将道德从财富中分离出来，然而这两者长久以来一直紧密相连，根本无法被撕裂为两部分。井上哲次郎为了批判近年来流行的强调大胆进取的“前进！再前进！”的社会思潮，重提德川时代武士道的纪律与规范 (285) 。但他忽视了同时期已并入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中的民间道德，而这种民间道德也确实产生了像二宫尊德这样被内务省官员及其他官员广为推崇的人物。
类似的矛盾也在日俄战争后进行的社会教育改革运动的材料中随处可见。由内务省和文部省赞助的“讲故事式教学法”在东京市区以及东京其他地方率先推行。它用传统叙述式方法讲述江户时期平民的普通常识，同时又添加了大段离题的、说教式的文字，报告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在一本书中，主人公的商店失火，令他身无分文。叙述者解释道，“在过去没有银行或者保火险的保险公司”来保护他的财产。由于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东山再起，主人公只好做了一名轿夫，这给他提供机会记录了从轿子到飞机的交通工具发展史。作为市井故事，故事的结尾不可避免地回归到金钱的重要性，结尾的对话与歌词“啊！这是个向钱看的社会”大同小异。与上述故事题材类似的另一本讲谈小说中，主人公意志更加坚强，他效仿井原西鹤笔下的百万富商，赚得了大笔财富。作者将本小说命名为《少年马蹄发迹记》，讲述了一个来自三河贫苦的农家男孩因买不起草鞋就在路上捡了一个马蹄铁穿。后来他来到了江户，并在那里“勤俭持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了老式的“白手起家的年轻人”。但是明治晚期的读者是怎样看待一个过度节俭的主人公的呢？他是如此的“吝啬”甚至在路上捡到的橘皮也要卖到药剂师那里去，或者从不开玄关的灯，让客人在黑暗中四处徘徊寻找自己的木屐。毋庸置疑，他们的看法和更早的江户时期的读者看法一致：他是一个在赚钱的同时又扩大自己实力的人，他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美德。 (286)
流传到乡间的意识形态信息远远超过了“讲谈故事”，并且传递了更加混杂的信号。 (287) 为“促进当地发展”，一位县教育家提出了“社会地图”这一概念。该地图以独到的眼光绘制出日本年轻人在通往成功的蜿蜒曲折的路途上可能遭遇的困难和挫折。许多义务教育的毕业生可能跨越那座“愉悦之桥”，最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在“平凡的街道”。其他一些毕业生可能都留在“奢华之都”，最后又不得不沦落回“贫困之村”。有些人则进入了“职业中学的大都市”，并通过了考验，而后也许会登上开往“社会港湾”的轮船，或者有些人被快速致富的念头分了心，进入了“借贷业”，最终也不得不返回“奢华之市”。只有少数人选择攀登“努力之峰”，翻越了被喻为“最险峻的山坡”，成功进入中学，并且极为可能继续穿越“野心的隧道”，前往“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他们一路奔向地标——“成功之灯”，进入“勤奋大街”，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最终成功跻身于“财富之都”。若不幸失败，则会和缺少教育的人一同逗留在“奢华之都”，甚至被打回“贫困之村”。 (288)
尽管这位教育家确实提到宝德思想——并非基督教思想——为“社会地图”的恰当的指导思想，但他笔下“由教育走向成功”寓言的影响力完全不同于思想家们的呼吁——他们力促年轻人留守在算得上“贫困之村”的地方，辛苦耕作于祖先的土地上。即便内务省出版了这个地图，不幸的年轻人依旧纷纷涌向“财富之都”及“奢华之都”。然而他们选择乘火车以更快的速度驶向成功时，却没有意识到——如同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指出的那样——这趟列车“沿着道德的轨迹，以知识为动力”，一旦火车偏离轨道，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最终将堕落为“社会的渣滓”。 (289) 不论这些由内务省批准出版的“渗透作品”运用多么新奇的比喻，这些比喻都只能作为明治晚期流行的社会思潮大军中的一部分。
因此，不仅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冲击了这些思想和作品，就连广为流传的个人成功的思想也是如此；而官方的社会思想又与这三者共存。在维持日本传统的家庭美德、公共道德以及风俗习惯时，思想家们也像是在攀登他们专属的“努力之峰”，努力对抗着社会变革这股强风。
然而，在此过程中， (290) 他们不断强化一种社会风气——它巩固了根植于乡村集体及家庭集体中的深层次价值观，同时不鼓励个人单打独斗后取得的成功，借此保证个人的奋斗处在社会团体的约束之下。即使思想本身永不能阻挡现代化狂潮的脚步，但在思想上巩固集体观念的这一手段在明治晚期产生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
(1) 157
(2) 158
(3) 藤井雅太，《郡市町村发展策：郡市町村情况调查标准》（姬路：1910），1—11。
(4) 山县，“致寺内的信”（1906年7月27日），寺内正毅关联文书，宪政资料室，国立国会图书馆（手稿）。献给帝国的颂歌之典型，参见：“面向明治四十年”，《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1月1日。关于孔子见：川合清丸，“面向明治四十年”，《日本国教大道丛志》，223号（1907年1月25日）：2—5。
(5) “明治四十年史”，《太阳》卷14，3号（1908年2月）：201。
(6) 一种代表性的讨论见：“战后经营”，《太阳（增刊）》卷12，9号（1906年6月15日），特别见久保田让，“战后的社会”，50—51，以及建部豚吾，“社会问题之根底”，132—148。
(7) 比如，第二次王朝复辟和“二十世纪社会生活问题”以及“农民问题”，参见：江渡幸三郎，“今后的日本”，《日本人》，454号（1907年3月1日）：22—25。典型的回顾性描述见：田中穗积，《生活问题与农村问题》。
(8) 井上友一，森的序言，《町村是调查指针》（1909），1—2。井上是中央报德会及其杂志《斯民》的创立者，同时亦是内务省地方局尽职尽责的官员，他这些方面活动的编年记录见：井上友一，《井上明府遗稿》，近江匡男编（三秀舍，1920），6—54。简短的概述见：大霞会，《内务省史》2：101—105。
(9) 159
(10) 横井时敬，“都市热的结果”，《教育界》卷6，5号（1907年3月）：27—30。关于“都市热”见：中曾根三郎，“都市热与教育”，《教育界》卷6，12号（1907年10月）：20—22；横井时敬，“都市与乡村”（1913），《横井博士全集》4：531—652；“社会的紊乱，学生的腐败”，《太阳》卷3，24号（1897年12月5日）：253—272；山崎延吉，“农村自治的研究”（1908），《山崎延吉全集》1：406—407；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福山（手稿）。
(11) 岸本实，“明治大正时期离村地域的形成与都市人口的集聚过程”，历史地理学会编，《明治后期的历史地理，历史地理学纪要》，8号（1966）：155。
(12) 东京1908年的城市调查参见：“东京住民的研究”，《国民杂志》卷3，13号（1912年7月）：63；小林一郎，“都市的膨胀”，《伦理讲演集》，58号（1907）：3。相似的横滨情况见：山田，《京滨都市问题》，24—26。
(13) 山口惠一郎，“明治后期的都市形成”，历史地理学会编，《明治后期的历史地理》，199。
(14) “町村的自治”，石田传吉，《自治丛书：模范町村与优良小学》（大学馆，1910），1—6。
(15) 农业人口参见：野尻重雄，《农民离村的实证性研究》（1942）（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78），11、74。“鲁莽地挤入”见：“社会的紊乱，学生的腐败”，《太阳》卷3，24号（1897年12月5日）：256。
(16) 农场男女劳工迁出见：渡边信一，《日本农村人口论》（1938），80—100、137—198。关于长子、次子、三子的记述见：野尻，《农民离村的实证性研究》，466—487。虽然他的发现是基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晚期数据得出，但是这些发现同样适用于早期的状况。一项关于劳力外流的有用研究见：牛山健二，《农民层分解的构造：战前期》（御茶水书房，1975），21—38。同时代参考文献有：横井时敬，“都市青年与乡下青年”，《横井博士全集》3：1—20。女儿嫁到省会城市的情况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Ⅵ，松山（手稿）。
(17) 泽柳政太郎，“学生的风纪问题”，《人道》卷1，6号（1905年9月15日）：6。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Ⅳ，敦贺；Ⅴ，滨田，等等（手稿）。
(18) 160
(19) 神谷力，《家与村的法史研究：日本近代法的成立过程》（御茶水书房，1976），152—154。由于城市区域不同，数据也是有所差异，并且东北部的一些乡镇在1906—1909年人员流失更加严重。爱知县的这个乡镇可能是这一时期户口迁移较为典型的代表。相似数据同样反映了1897—1907年的10年间农村家庭迁移城市数量增加，参见：《茨城县北相马郡小文间村是》（1914）。关于1888—1908年经济发展对农业的影响见：中村：《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133—140。当时对于1911年人口迁移东京经济原因的调查见：宫地正人，《日俄战后政治史研究：帝国主义形成期的都市与农村》（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204。
(20) 《滋贺县甲贺郡石部町情况》（1910）。
(21) 柳田国男，“塚与森的故事”，《斯民》卷6，10号（1912年1月1日）：46—48。
(22) 161
(23) 日俄战争之后，家庭的状况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例子见：武田勉，“明治后期濑户内一农村中农民层的分化”，《农业综合研究》卷17，4号（1963年10月）：76—89。1899到1916年间大日本农会的一项对全国各地18个乡村的调查表明，从自耕农地位进行了自我转型的农户当中，有68.8%成了租户，8.4%成了地主，15%的人离开农场经商或者成为工资劳工，1.2%的人成了“无产者”。在后面的两种人中，外出劳工和永久性移民比较普遍，参见：大日本农会，《本国自耕农的状况》（1918），6—8。
(24) 斋藤万吉，《农业指针：实地经济》（青木嵩山堂，1911），37—38。
(25) “企业热”见：“企业热的勃兴，Ⅰ”，《国民杂志》卷3，8号（1912年4月15日）：7—8。“快速致富的市场热潮”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姬路（手稿）。
(26) 小林莺里，《明治文明史》（1915），1176。
(27) 162
(28) 1890年代晚期起对“实业热”的批评，参见：建部豚吾，“明治思想的变迁”，《日本》，第8部分，（1898年3月23日）；横井时雄，“关于同志社的主义方针”，《世界的日本》，18号（1897年8月）：21；奥田义人，“日本的立宪政府事业”，《远东》卷2，4号（1897年4月）：146；《太阳》卷3，24号（1897年12月5日）：253—272。在年轻人中“商业热潮”取代了“政治热潮”，参见：德富苏峰，“町村的子弟”，《周日讲坛》，卷1（民友社），52—53。
(29) “成功热潮”见：平田东助，《自强琐谈》（1911），《斯民》卷6，5号（1911年8月）上的广告。“小小的成功热潮”与罗斯福见：押川春浪，“应当警惕的日本”，《冒险世界》（1910年12月）。实业与“小小的成功”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Ⅶ，大分。
(30) 《福岛县田村郡小泉村村是调查书》，1902。
(31) 井上友一郎在斯民会每月会议的讲座（1908年3月15日），《斯民》卷3，1号（1908年4月）：86。
(32) 《福岛县田村郡小泉村村是调查书》，1902；《福岛县岩濑郡西袋村村是调查》，1902；《爱知县海东郡伊福村村是》，1904；《县立中之条农业学校校友会报》（群马县），2号（1907）：8—9；6号（1912）：4—6。
(33) 163
(34) 早期对修建铁路的反对见：永田，《明治的汽车》，98—101。“当地名流”见：芳贺登，“豪农与自力再生”，《明治国家与民众》，213—235；以及《相泽日记》1：134。
(35) 《铁路之歌》以名句“汽笛一声离新桥”开始，这一旋律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国家铁路的喇叭里听到。古茂田，《日本流行歌史》，29、220；金田一、安西，《日本的唱歌》，115—121。在乡村广泛流传的一本代表性的铁路指南，参见：“陆之日本”，《太阳（临时增刊）》卷9，7号（1903年6月）。
(36) 5000英里（8100千米）标识——包括公有和私有铁路——的建立于1906年在名古屋的“铁道5000里祝贺会”中进行庆祝。国有化发生在1906—1907年，新的干线也不断得以建设。1912年，国有铁路创下了运输8690万千米货客运纪录以及1.554亿旅客的纪录。参见：日本国有铁道，《日本国有铁道百年写真史》（交通协力会，1972），132；《国铁历史辞典》（日本国有铁道，1973），66—67。
(37) “从东京到松江”，《山阴新闻》，1912年5月6日。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滨松、富山；Ⅳ，敦贺；Ⅴ，姬路；Ⅵ，松山，丸龟；Ⅶ，久留米；等等（手稿）。
(38) 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223、1008。
(39) 164
(40) 1906年10月提案见：《百年史》4，903—905，以及文部大臣牧野伸显在县级官员大会上的讲话（1907年4月28日），地方长官会议训示要领，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1907（手稿）。《教育时论》，765—791号（1906年7月—1907年4月），多处可见。
(41) 千叶，《明治的小学》，255—257。
(42) 早期的反对见：仓泽，《小学的历史》1：1002—1019；《长野县教育史》1：604—621；堀松，《日本近代教育史》，49—53。
(43) “义务教育的延长”（1922），《泽柳政太郎全集》3：442—444。
(44) 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916。
(45) 165
(46) “对小学教育的个人意见”，《山梨教育》，118号（1904年9月）：26，引自海老原，《现代日本教育政策史》，222。
(47) 文部省对于精神教育的观点：例如，训令第3号，“当局关于战后教育的留意法”（1905年10月），教育史编纂会，《发达史》5：6—7。民间提倡德育的代表见：大隈重信，“去来两世纪间世界各国与日本的位置”，《太阳》卷6，8号（1900年6月）：2；横井时雄，“我国德育的前途”，以及井上哲次郎、吉田贤龙、三宅雄二郎、小柳司气太、深作安文、大岛正则，“对右派的意见”，《伦理讲演集》，72号（1908年9月）：1—28及之后。
(48)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麻布（手稿）。
(49) 《福岛县岩濑郡西袋村村是调查》，1902；《福岛县田村郡小泉村村是调查书》，1902；《爱知县海东郡伊福村村是》，1904。
(50) 166
(51) 在宫城县，乡镇级别的实业补习学校从1900年的73个增加到1912年的5530个。189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重点培育民众的工业技能。而当地对于农业主题的需求压倒了政府原本的意图。参见：山岸治男，“明治后期农村出现的实业补习学校：宫城县的情况”，《教育社会学研究》（东北大学）32（1977年9月）：139—149。
(52)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弘前（手稿）。
(53) 内务省对扩大义务教育之费用的反对见：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910—915。
(54) 大岛美津子，“地方财政与地方改良运动”，古岛，《明治大正研究法》，65—66。
(55) 对富山的批评见：《国民杂志》卷2，1号（1911年1月）：102。长野的学校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5—6日、1913年1月8日。其他事例见：《教育时论》，987—996号（1912年9月15日—12月15日）：多处。
(56) 167
(57) 铃木正幸，“关于日俄战后农村再编政策的展开的一种考察：以农村小学问题为中心”，《茨城县史研究》，27号（1973年12月）：21。
(58) 在记录着乡村骚乱的年表中，青木虹二列出了发生在1906至1911年间的249起抗议活动，其中97起涉及基础教育。同一时期，平均每年有35起骚乱与乡村政府有关。与此相比，平均每年仅有20起佃户暴动：《明治农民骚乱的年次性研究》（新生社，1967），153—214。此数据亦被有泉引用，他使用的日期是1905年而不是1906年，但数据相同：“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262。
(59) 《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2月23日。
(60) 《新潟新闻》，1907年4月30日。
(61) 县级官员大会上的演讲（1907年4月28日）：地方长官会议训示要领，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1907（手稿）。
(62) 泽柳政太郎，“告天下中学生”（1910），《泽柳全集》6：521—531；“制造游民的教育”，《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17日；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Ⅲ，佐仓；Ⅴ，山口、松江、福知山；Ⅵ，丸龟（手稿）。
168
(63) “贤妻良母”见：小松原英太郎，“文部当局眼中的现代社会”，《太阳》卷17，3号（1911年2月）：10—14；“熊本县的女子教育”，《九州日日新闻》，1910年11月30日；“所谓新女性”，《信浓每日新闻》，1910年1月3日；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1122—1125。
(64) “未探讨的学问”，《长周日日新闻》，1912年7月21日；读者专栏，《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2月5日。
(65) “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处置问题”，《中央公论》（1912年7月）：75—90。
(66) 石田，《自治丛书》（1910），85—86。
(67) 深谷昌志，《学历主义的系谱》（黎明书房，1969），349—350；日本女子大学女子教育研究所，《日本的女子教育》（国土社，1967），200—201；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854、1085。
(68)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福知山（手稿）。
(69) 1908至1910年间，每月在城镇里念中学和食宿的花费约为10日元。当时，小学教师每月平均工资为15日元85钱，劳工和店主为10到15日元。同时，顶尖职业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每月工资为30日元。因此，即使是学校教师和中级官僚都无法负担这些费用，更别说小农和佃户了。参见：《百年史》4：1082—1084；深谷，《学历主义》。
(70) 169
(71) 楠本藤吉，《村庄的生活：某小农的手记》（御茶水书房，1977），304。
(72) 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158；《男子教育出人头地双六》，1906。
(73) 170
(74) “学生思想风纪取缔训令”，教育史编纂会，《发达史》5：7—8。该训令引发了教育界和报界的诸多争论，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扩展义务教育时的讨论，参见：《教育时论》，763—765（1906年6—7月）。
(75) 日本以编号命名了一些公立高等学校，第八所创立于1908年；东北和九州帝国大学分别创建于1907、1910年。《百年史》4：1198—1204、1254。
(76) 例如，“厌世观与自杀”，《太阳》卷12，8号（1906年6月）：31—32；“厌世与烦闷的救治”，《新公论》（1906年7—8月）；冈义武，“日俄战争后新世代的成长”，《思想》，512—513号（1967年2—3月）：1—13、89—104；金蒙斯，《白手起家之人》，206—240；唐纳德·T.罗登，《帝国日本的学生时代：学生精英文化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165—173。
(77) 《时事新报》，引自《教育时论》，763号（1906年6月25日）：33。
(78) 乡村青年和小说见：山本泷之助，“乡村青年”（1896），《山本泷之助全集》，350；《东京朝日新闻》，1898年2月26日。小说和自然主义见：《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4日。报纸的批评见：“此社会故有此青年”，《教育时论》，764号（1906年7月5日）：1—2。
(79) “课外读物”，《都新闻》，1912年4月5日。
(80) 《读卖新闻》，引自《教育时论》，763号（1906年6月25日）：33。
(81) 171
(82) “训令大臣”小松原见：《东京日日新闻》，1911年4月23日。小松原论阅读、图书馆和社会教育见：《小松原文相教育论》（1911），1—15、233—246、259—266；《小松原英太郎君事略》（木下宪，1924），114—115。关于社会教育见：仓内史郎，《明治末期社会教育观的研究：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成立期》（讲谈社，1961），11—26。
(83) 例如：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骎骎社，1910），多处；富山县教育会，《青年团指导调查报告》（富山，1918），1—25；千叶县通俗训诫文库图书目录（千叶，1908）（手稿）；宫本林治，《征兵适龄者心得》（东京，1905）；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全国青年团的实际》（文部省，1921），8—11。熊谷辰治郎，《关于青年读物的调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调查，1928），5—47。小野则秋，《日本图书馆史》（玄文社，1970），255—256；神奈川县图书馆协会，《神奈川县图书馆史》（神奈川县立图书馆，1966），28—36。
(84) 内川芳美，“新闻法的制定过程及其特质——明治后期言论自由变质的一个侧面”，《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纪要》，5号（1956）：88；《新闻总览》（日本电报通信社，1911），537。
最大的七家日报（《国民》《报知》《万朝报》《东京朝日》《大阪朝日》《大阪每日》和《大和》）见：山本武利，《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410—412。
(85) “新闻全面调查”，《中央公论》卷29，1号（1914年1月）：36—37。
(86) 172
(87) 口袋丛书的流行：“《论语》口袋书、《孟子》口袋书、历史口袋书，各种题材的口袋书都十分畅销。为何这个伟大的民族如此热衷于口袋般大小的书籍？”（《日本与日本人》，1910年3月）引自朝仓、稻村，《明治世相编年辞典》，558。《论语》口袋书见：森铣三，《明治东京异闻史》，卷2（平凡社，1969），349。关于立川文库，它始于1911年，1923年之前已经出版了196本书，包括《水户黄门》和《猿飞佐助》，其小说化的记述见：池田兰子，《女纹》（河出书房，1960）。
(88) 在1911年，博文馆每月出版20本期刊，全年出版了78部书。《太阳》有主题性标题的临时增刊，特别畅销，流行四方。“关于博文馆特别展览会”，《太阳》卷17，10号（1911年7月），230—232；以及《博文馆五十年史》（河出书房，1960）。
(89) 例如：《南信杂志》（长野），10号（1908年10月）；“今天的图书馆”，《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4日；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爱知教育会，《关于战后社会教育的调查》（1906），25、229，及多处。樱井忠温的《肉弹》：本田增次郎英译（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07）
(90) 芳贺、下田，《日本家庭百科事汇》（1906），741—767。关于其出版历史见：《富山房》（富山房，1932），75—80。当时另一部红极一时的单卷本百科全书为：《国民百科辞典》（富山房，1908）。
(91) 《教育时论》（1907年3月15日）：35。
(92) 山本武利，“明治后期的读写能力调查”，《一桥论丛》卷61，3号（1969年3月）：345—355。山本，《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164—181。识字人群的增长基于10—14年前小学的入学率，这意味着普遍的入学影响直到1915年以后才能体现。
(93) 173
(94) 渡边一雄，《实录号外战线》（新闻时代社，1963）。
(95) 被称为“生意的头号敌人”的报纸见：《报知新闻》（1897年11月28日）；“学习识字”见：《商业世界》（1901年4月15日）；引自山本，《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187。“通过独立学习提升自我”见：《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168—169、359—364。
(96) 滑川道夫，《日本作文写法教育史Ⅰ》（国土社，1977），171、282—286。
(97) 1913年，一份有关高田团区的非正式调查显示：当地销售20种报纸。销量前四位的为当地报纸，第五位和第六位是东京的报纸（《国民》和《东京朝日》）。当地最畅销的报纸号称拥有“各个阶级的读者”；东京报纸的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流人群”。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关于城市和乡村的读者，见：山本，《新闻与民众》；《近代日本的读者层》。
(98) 市民平等与啤酒馆，见：《中央新闻》，1889年9月4日；《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9月9日。报纸参见：“新闻读者的变迁”，《中央公论》（1900年5月）：85—86；“报纸的立场”，《大福账》，27号（1906年5月）：1—4。
(99) 174
(100) 该记录显示，一间合租公寓里住着27户家庭、150人，他们订阅了28份报刊，大都是廉价的《二六新闻》，见：山本，《近代日本的读者层》，193。
(101) 西筑摩郡大桑普通高等小学（长野），“学堂新闻”，《信浓教育》，255号（1908年11月）；《长野县教育史》12：591—592。
(102)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如：《东京日日新闻》，1889年6月4日、1890年11月20日；穗积八束，“民法与国民经济”，《东京日日新闻》，1891年11月17—18日。作为社会问题的劳工，参见：《读卖新闻》，1891年8月1日。作为“瘟疫”的社会斗争，参见：《大阪朝日新闻》，1897年4月19日，等等。社会主义与“文明的进步”，参见：《东京日日新闻》，1908年8月27日，等等。
(103) 见派尔，“追随的好处”，特别见148—160；平田东助论“灾难”见156。
(104) 《治安警察法》见：中村吉三郎，《明治法制史》1：216。
(105) 175
(106) 致山县的信（1906年9月2日）见德富苏峰，《桂太郎传》，卷2（桂公爵纪念事业会，1917），296；还可见冈本，《日本寡头》，185。日比谷暴乱见：同上，193—223。
(107) 《都新闻》，1914年10月31日；《万朝报》，1913年2月2日。
(108) “罢工骚乱的流行年”，《实业的横滨》卷3，12号，引自山田，《京滨都市问题》，14。
(109) 数字有变化；和一般意义上的劳工相比，工厂工人的定义更加狭窄，因为前者人数更多。大河内一男、伯纳德·卡什、所罗门·莱文，《日本的劳动者与用工者》（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40；宫地，《日俄战后政治史》，168—189。明治晚期的城市贫苦阶层被分为勉强维持生计的人（细民）、无法维持生活的人（贫民）以及失业和贫困潦倒者（穷民）。1911年，东京一项市级调查把贫民的每月收入设定为20日元。实际上，白天打工者里包括了许多贫民级的穷人，而工厂里正规工人的收入接近这个水平。参见：宫地，201—208。
(110) “工厂法”见：冈实，《工厂法论》（有斐阁，1913），2—101；罗纳德·P.道尔，“现代化的特殊案例：日本工厂法，1892—1911”，《社会历史比较研究》11（1969）：433—450。
(111) 176
(112) 例如，《山阳新报》，1908年6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1908年6月23日—8月27日，多处。
(113) 山县有朋，“社会破坏主义论”，《山县有朋意见书》，315—316。德富，《山县有朋传》，《红旗事件》（1908年6月）（即人们所说的1907年11月公开信事件）。“大逆事件”的审判（1910年12月—1911年1月）：丝屋寿雄，《大逆事件·增补改订版》（三一书房，1970），51—92、125、195；更简要的见，丝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178—195，以及诺特赫尔弗，《幸德秋水》，145—161、187。
(114) “社会破坏主义论”，《山县有朋意见书》，319。
(115) 177
(116) 社会救济政策见：吉田久一，《日本社会事业的历史》，171—240。“肺炎”见：《国民与非国民》（民友社，1911），9。
(117)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富山房，1908），257。
(118) 178
(119)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1—12。
(120) 荻生徂徕，《政谈》（1727）。J.R.麦克伊万，《荻生徂徕的政治著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50—51。
(121) “城乡教育的利害”，《日本人》，53号（1890年8月）：24—27；“应如何看待都市的膨胀”，《日本人》卷3，455号（1907年3月15日）：9—11；小林一郎，“都市的膨胀”，《伦理讲演集》，58号（1907）：1—15；町田京宇，“物质性文明的隐患”，《战友》，26号（1912年12月1日）；泽柳政太郎，“都市与地方”，《泽柳政太郎全集》5：444—452，等等。
(122) 德富苏峰：“乡村与都市”，《生活与处世》（民友社，1900），67—68。
(123) 179
(124) 祖田修，《前田正名》（吉川弘文馆，1973），134—150；祖田，《地方产业的思想与运动》，132—173。论1880年代晚期的寡头政治内讧，参见：御厨，《明治国家形成与地方经营》，231—243。此一阶段的农学思想见：哈文思，《农场与国家》，56—132。
(125) 180
(126) 山崎延吉，《地方自治讲习笔记》（岛根：1912），8—9、56、58；“农村教育论”（1914），《山崎延吉全集》3：24—25；“农民的训练”（1916），3：459—466、477—484。
(127) 横井时敬，在“访问——道德与经济”，《人道》卷3，9号（1906年1月15日）：3—4；以及“农业教育论”（1901），《横井博士全集》（1925）9：88—90，哈文思，《农场与国家》，103—104；山崎后来以相似的框架撰写了如“农民道”（1930），《山崎延吉全集》5：1—90。
(128) 横井时敬，“都市与乡村”，《横井博士全集》（1925）5：544。
(129) “农本主义”（1897），《横井博士全集》（1925）8：225—231；哈文思，《农场与国家》，100—101。(https://www.daowen.com)
(130) 柳田的《时代与农政》谈论农业的管理制度［《柳田国男集》卷16（筑摩书房，1962），1—160］，此外，他的《远野物语》（《柳田国男集》卷4：5—54）则是一本有名的传说故事集，标志着他民俗兴趣的开始。这两本书均于1910年出版。《远野物语》（东京：日本基金会，1975）由罗纳德·莫尔斯翻译。此外关于柳田见：莫尔斯，“对日本国家特质及特殊性的探寻：柳田国男（1875—1962）和他的民俗运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莫尔斯的日语研究著作：《对现代化的挑战：柳田国男的遗产》（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新渡户稻造：《农业本论》（1912），新渡户稻造全集编集委员会，《新渡户稻造全集》卷2（教文馆，1969），5—540；“地方的研究”，《斯民》卷2，2号（1908年5月）；以及“地方的研究”，《东京朝日新闻》，1907年2月16—24日。
(131) 181
(132) 例如，田中义一，“地方与军队的关系”和“关于地方与军队的关系”（1911年4月、5月对东京官员的演讲，1911年8月对地方官员的演讲），《偕行社记事》，427、432号（1911年4月、9月）：1—17、1—34。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弘前；Ⅲ，麻布；Ⅴ，鸟取、福知山；Ⅶ，久留米；等等（手稿）。
(133) 例如，“青年的体力与预备役军人”，《田中中将讲演集》（不二书院，1916），208—215；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手稿），多处。
(134)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麻布。“厚脸皮地”“镇定地”“冷静地”等引用于这些报告。
(135) 田中义一，“军队与地方的关系”，《战友》，7号（1911年5月1日）：9—14；田中，“军队教育驰缓”（1911），《田中中将讲演集》（1916），58—113。
(136) 例如，田中，“预备役军人的心得”，《田中中将讲演集》（1916）114—122；“国民与预备役军人会”，123—127。预备役协会以及田中在青年团中的角色，参见：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6—33。
(137) 182
(138) 《全国民事惯例类集》（司法省，1880），258。
(139) “法律顾问”，《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1日。
(140) 法典调查会民法议事速记录，124—130匣（卷42—43），东京大学法学部（手稿）。关于辩论见：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与法律》（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79—102。
(141) 柳田国男，《故乡七十年》，（朝日新闻社，1974），119—120；以及《柳田国男集·增补3》：3—99。“武士习俗”见：川岛武宜，《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岩波书店，1957），1—125。
(142) 例如，冈，《山县有朋》，35—37；陆羯南，《日本》，1892年1月2—3日，引自派尔，《新时代》，124；井上哲次郎，《教育与修养》（1910），36—39。
(143) 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1900）非常受欢迎，在20世纪已经被印刷了200次，参见：《日本的文学5：樋口一叶，德富芦花，国木田独步》（中央公论社，1968），546—547。
(144) 183
(145) 田山对柳田的批评见：莫尔斯，“对日本国家特质的探寻”，27。《故乡》（1899）和《野花》（1901），《田山花袋全集》14：3—17、185—305；《乡村教师》（1904），《田山花袋全集》2：313—595。田山花袋在环游国家时也进行文学创作，这些作品被发表在期刊上（像芦花的作品一样），并深受读者喜爱。《明治文学全集》67：383—387。
(146) 石川啄木，“百回通信”，《岩手日报》（1909年10月11日），《啄木全集》4：182。
(147) “庆安之触书”（1649），见乔治·B.桑赛姆，《日本：简短文化史》（纽约：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公司出版，1962），465；井上甲谷，“论农民的信念力”，《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1月11日。
(148) 井上龟五郎，《农民的社会教育》（金港堂，1902），1—21；爱知教育会，《关于战后社会教育的调查》（1906），16。
(149) 一木喜德郎，“市民村政的改正与社会教育”，在福井县的演讲（1911年5月），《斯民》卷6，3号（1911年6月）：4—6。
(150) 184
(151) 渡边隆义，“旧弊一新”，见“明治事物起源事典”，《解释与鉴赏（临时增刊）》，（1968年1月）：33；小野，《明治话题辞典》，2—10，180—184。
(152) 西洋气十足的风尚概述见：内山惣十郎，《明治时髦物语》（人物往来社，1968），特别见，10—48。对铺张浪费习俗的典型批判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岩国，山口，冈山，福知山；VI，松山（手稿）；町田京宇，“物质性文明的隐患”，《战友》，26号（1912年12月1日）：5—8。对农村一些习俗的典型批判，参见：横井时敬，“通俗农村改良案”，《横井博士全集》（1925）7：60—78。
(153) 例如，井上友一，“自治之开发训练”，《井上博士与地方自治》（全国町村长会，1940），419—431；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1910）。内务省习俗改革“模范农村”项目中的典型范例见：《宫城县名取郡生出村村是调查书》（1902）；《静冈县榛原郡胜间田村村是调查》（胜间田村农会，1903）。
(154) 《兵库县揖保郡是及町村是》（姬路：1908），103—105。
(155) 内务省地方局，《地方改良实例》（1912），73—83。横山雅男，《町村是调查纲要》（盛冈：岩手县内务部庶务课，1909），30—32；野田千太郎，《市町村是》（市町村杂志社，1903），42—44；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佐仓；Ⅳ，和歌山；Ⅵ，德岛（手稿）。
(156) 185
(157) “伊保村风俗矫正规定”，见不破，“日俄战后的农村振兴与农民教化，Ⅰ”，162。
(158)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佐仓（手稿）。
(159) 关于永井荷风见：爱德华·G.赛登史迪克，《小文人荷风》（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32—52。幸田露伴，“一国的首都”，《露伴全集》27：8。
(160) 关于当代东京的文化意义见：《作为思想的东京：近代文学史论笔记》（国文社，1978）。
(161) 山本恒夫，《近代日本都市教化史研究》（黎明书房，1972）。
(162) 加藤，《社会教育通俗讲话》（1918）：“江户与东京”，293—294；“爱市心的缺乏”，299—300；“作为日本的首都”，301—302。高岛平三郎，“关于京风”，《东京市教育会杂志》，31号（1907年4月）：1—4。
(163) 加藤，“国体之精华”，215—217，“武士的精神”的一部分，《社会教育》（1918），215—235；加藤，“新武士道”（在本庄的演讲，6月15日），《东京市教育会杂志》，（1912年8月）：27—30。
(164) 186
(165) 内务省致三重县知事通告（1908年10月），引自弗雷德尔，《日本神社合并》，57。
(166) “祖先崇拜乃公法之源”（1892），穗积重威编，《穗积八束博士论文集》（有斐阁，1943），256—266。相似地，以通俗的形式，见：穗积，《国民教育：爱国心》（1897）。迈尼尔，《日本传统与西方法律》，71—76；以及平井敦子，“穗积八束国家和宪法理论中的祖先崇拜”，见《日本的现代世纪》，爱德华·斯科萨克（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68），41—50。
(167) 187
(168) 浮田和民，“关于将来日本的三大疑问”，《太阳》卷14，1号（1908年1月）：36—41；柳田国男，《时代与农政》，《柳田国男集》16：44；深作安文，《国民道德要义》（弘道馆，1916），第4章。关于祖先崇拜见：学习院，《乃木院长纪念录》（三光堂，1914），544—555。在媒体看来，例如，日本膜拜祖先的方式要落后于西方，因为西方人要将祖先的画像悬挂起来，而日本人只是在祖先牌位前摆上食物，参见：“神道与祖先崇拜”，《长周日日新闻》，1912年7月16—18日。1899年法学家穗积陈重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当时的记录，他所持观点与自己的兄弟八束不同，参见《祖先崇拜与日本法律》（东京：丸善，1912）。森冈清美，“现代日本‘祖先宗教’的现象：从明治时期向大正时期过渡的年代”，《日本宗教研究期刊》卷4，2—3号（1977年6—9月），183—212。
(169) 一篇影响深远的关于家庭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文章，参见：石田雄，“家族国家观的构造与机能”，《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1—216。关于明治时期对家庭看法的转变，参见：有地亨，《近代日本的家族观：明治篇》（弘文堂，1977）；青山道夫，《讲座 家族8：家族观的系谱》（弘文堂，1974），28—118；川岛，《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1—191。
(170) 关于川路见：广中俊雄，《战后日本的警察》（岩波书店，1968），5。关于前田见：祖田，《地方产业的思想与运动》，148—150。关于学者们见：石田，《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67—138；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108—120、233—240。
(171) 川田史郎，“家族制度的破坏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京都法学会杂志》卷6，2号（1911）：110；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323。
(172) 对郡县长官发表的讲话，《东京朝日新闻》，1910年4月23日。
(173) 188
(174) “离家出走的人们”，《东京朝日新闻》，1910年10月21—31日；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164。
(175) “社会主流的农业所有者”以及农业所有者比例的变化见：哈文斯，《农场与国家》，67。
(176) “农村革命论”，《东京朝日新闻》，1914年6月2日；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304—305。其他对地方自耕农的关注，参见：《爱媛县温泉郡余土村是调查资料》（1903）。
(177) 关于“家庭灭亡”见：《时代与农政》（1910），《柳田国男集》16：38—39；色川，《明治的文化》，309—311。
(178) 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309—312。
(179) 189
(180) “家庭的心得”（1904），《长野县教育史》12：370。关于家庭教育的其他例子见：爱知教育会，《关于战后社会教育的调查》（1906），13—15；“通俗教育与中等社会”，《通俗教育》，23号（1913年1月）：13—15；山崎延吉，“农村教育论”（1914），《山崎延吉全集》3：84—90。
(181) 大久保益信，“论在营下级士卒的家庭与军队的联络的最好方法”，《偕行社记事》，445号（1912年7月）：1—9；“军队与家庭”，《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3日；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弘前（手稿）。井上友一对与农业相关的家庭教育持有相同的看法，“因为在农村家庭，未经妻子同意（进行这样的变革）有欠妥当”，见：“自治之开发训练”，《井上博士与地方自治》，408。
(182) 小山正武，“家庭与敬神观念的关系”，《日本人》，446号（1906年11月5日）：14。
(183) 有地，《近代日本的家族观》，120、205—206。
(184) 190
(185) 产业组合与农会，参见：哈文思，《农场与国家》，72—84。
(186) 例如，留冈幸助，“时代的进军与报德社的态度”，《斯民》卷6，12号（1912年5月）：85—88。一部关于尊德的文章合集作者，包括当时的思想界领袖青浦奎吾、冈田良平、横井时敬、井上哲次郎、浮田和民、德富苏峰、山路爱山、井上友一，以及其他人士如岛田三郎、幸田露伴、内村鉴三：留冈幸助编，《二宫翁与诸家》（1906），这是留冈的报德杂志《人道》第8号（1905年12月）的重印版。该书的宣传广告称，这部纪念尊德逝世15周年的书月销量达20，000册。《人道》，13号（1906年5月）。
(187) 江守五夫，“明治时期的报德社运动的历史发展”，《日本村落社会的构造》（弘文堂，1976），399—462；佐佐木隆尔，“报德社运动的阶级性品格”，《静冈大学法经研究》卷17，3号（1968年12月）：31—69；卷18，1号（1969年1月）：31—60；小川信雄，“明治后期以后村落报德社的展开”，《地方史研究》卷24，2号（1974年4月）：22—36；哈文思，《农场与国家》，41—49。
(188) 江守，“明治时期的报德社运动”，444—450。
(189) “斯民讲演会”（1902年2月），《斯民》卷3，1号（1908年4月）：84。讲演会简报见：《斯民》，“速报”，卷2—4（1907年4月—1910年1月）。
191
(190) 中川望，“作为农村改良家的罗斯福”，《斯民》卷6，10号（1912年1月）：37—40。“鸡蛋储蓄”见：卷3，1号（1908年4月），79。
(191) 早川在日俄战争后成为三井银行总经理和报德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写作此文时是一名大学生：《久徵馆同窗会杂志》，9号（1890）：15—16。
(192) 唐泽，《教科书的历史》，672—687。
(193) 日俄战争后，报德协会与斯民会类似，通常在官方的支持下组建起来；报德社则通常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江守，“明治时期的报德社运动”，460—462。
(194) 山崎延吉，《地方自治讲习笔记》（岛根县，1912），1。
(195) 留冈幸助，《地方改良讲演速记》（冈山，1912），1。
(196) 192
(197) 龟卦川，《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篇》；斯塔比兹，“明治日本地方自治体系的建立（1888—1890）”。
(198) “对地方长官的训示”（1890年2月13日），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手稿），以及，斯塔比兹，150。
(199) 193
(200) “地方自治意见”，《井上毅传》2：28。
(201) 大岛美津子，“地方财政与地方改良运动”，见古岛编，《明治大正乡土史研究法》，50—92。
(202) 井上友一，“自治的开发训练”，《井上博士与地方自治》，21、16—32；《自治要义》（博文馆，1909），21—22。
(203) 194
(204) 《自治要义》，83—280。
(205) 例如，克利夫兰，伦巴第，田园城市见：井上，《自治要义》（1909），多处。田园城市，芝加哥和其他城市，参见：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1910），240—252；《模范町村的现况》（读卖新闻社，1911），30—37。
(206) 井上友一，《井上博士与地方自治》，19。这样的修辞是非常标准的，参见如：内务省，《战时纪念事业与自治经营》（西东书房，1906），1。
(207) 床次竹二郎，《地方自治及振兴策》（实业之日本社，1912），12—13。
(208) 《地方自治及振兴策》，1—3。
(209) 195
(210) 《地方自治及振兴策》，5、7。
(211) 平田武治，“模范町村与不良町村”，《斯民》卷3，1号（1908年4月）：42—46；“成绩不良町村行政整理实行件”（福岛：1908），见不破，“日俄战后的农村”，17。
(212) “农村教育论”（1914），《山崎延吉全集》3：124。
(213) 横井时敬关于神社、农村和公共林地的兼并见：“农村改造论”，《横井博士全集》（1925）4：147—182。关于柳田见：桥川文三《柳田国男：其人与思想》（讲谈社，1977），104—105。关于模范村庄见：“农村的改良”，《横井博士全集》（1925）4：305；以及“勿当模范农村”，7：90—96。
(214) 山崎延吉，“农村建设”（1927），《山崎延吉全集》2。
(215) 196
(216) 《农村自治的研究》（1908），《山崎延吉全集》1：13。
(217) 197
(218) 在1909年7月举办的首次地方改良实业讲习会上的讲话，见：内务省，《地方改良事业讲演集》，全2卷（博文馆，1909）。关于“地方改良运动”见：宫地正人，“地方改良运动的理论与展开：日俄战后的国家与‘共同体’”，《日俄战后政治史研究》，1—127；肯尼斯·B.派尔，“日本国家主义的技术：地方改良运动，1900—1918”，《亚洲研究期刊》卷33，1号（1973年11月）：51—66。
(219) 关于模范村庄见：远藤俊六，“模范村的成立与构造”，《日本史研究》，185号（1978年1月）：33—60。
(220) 198
(221) 《富山县射水郡横田村是调查书》（1911）。其他有关地方组织的例子见：内务省地方局，《地方改良实例》（1912）。160—252。
(222) 《模范町村的现况》（1911），1—37。“渔船”见：内务省地方局，《模范的町村治理》（内务省，1903），19—20。“圣德太子会”见：池田源吾，《戊申诏书与地方事迹》（札幌：池田书店，1911），112。
(223) 199
(224) “半官半民”见：石田，《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180—202。
(225) 《山本泷之助全集》，1—93。山本与青年团，参见：熊谷辰治郎，《大日本青年团史》（日本青年馆，1942）。
(226) 平山和彦，《青年集团史研究序说》，卷2（新泉社，1978），14—15。
(227) 200
(228) “关于青年团体的训令案”及“关于设置青年团体的标准”，寺内正毅相关文书，田中义一，44号，1915年9月（手稿）。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25—33。
(229) 例如，山本论“一日一善”见：《山本泷之助全集》，811—830、1152—1166，及多处；田中义一，“青年与预备役军人会”（1915）和“青年团的意义”（1915），见《田中中将讲演集》，197—207、250—264。
(230) 例如，滨中仁三郎编，《地方自治青年团体模范事绩》（大日本护国会，1910），序言。
(231) 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33—41，74—76。
(232) 201
(233) 关于通信教育，参见：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通俗教育相关的事业及其施设方法》（1911）；仓内，《明治末期社会教育观的研究》；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7：379—744。
(234) 关于敬神见：《斯民》卷6，2号（1911年5月）到卷7，3号（1912年5月）：多处。关于废物处理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1日。关于夜校见：小塚三郎，《夜校的历史：日本近代夜间教育史论》（东洋馆出版社，1964）。
(235) 伊东圭堂，《就职指南草》（1909），32。
(236) 通俗故事讲述活动及讲座会议，参见：东京都教育会，《东京都教育会六十年史》（1944），413—414。
(237) 《都新闻》，1911年5月17、23日。
(238) 山本恒夫，《近代日本都市教化史研究》，93。
(239) 202
(240) 笹川洁，《眼前小景》（敬文馆，1912），1—2。
(241) 山本，《近代日本都市教化史研究》，108。
(242) 例如，山县有朋，“关于市制町村制郡制府县制的元老院演说”（1888年11月），《山县有朋意见书》，193；斯塔比兹，“地方自治体系的建立”，147—159。关于地方名望家见：菅野正，《近代日本的农民支配的历史性构造》（御茶水书房，1978），81—104。
(243) 《朝野新闻》，1889年2月20日；石川，《国会议员选举心得》（1889），9—10。
(244) 贫苦学生见：《山阴新闻》，5月8日。学校及西式大厅见：《信浓每日新闻》，4月9、12日。抢米风潮见：《秋田魁新报》，1890年6月26日。
(245) 《相泽日记》1：130及多处。
(246) 203
(247) 见传田功，《豪农》（教育社，1978）；芳贺登，“豪农与自力再生”，《明治国家与民众》，165—256。
(248) 《秋田魁新报》，1905年11月4日；《信浓每日新闻》，1908年9月10日。
(249) “关于金原明善翁的成功”，《斯民》卷1，5号（1905年8月）：56—58。金原诸多传记中的一部见：《金原明善：更生保护事业的先觉者》（静冈：静冈更生保护协会，1966）。相似的明治时期地方乡贤的例子，见：《稻穗长者：一名·米安大明神》（博文馆，1919），《岩谷九十老正传》（岛根县安浓郡教育会，1919）。
(250) 井上友一，《井上明府遗稿》（1920），416—418；“地方慈善家的美丽事业”，《斯民》卷6，4号（1911年7月）：14—19。
(251) 204
(252) 例如，“关于设置青年团体的标准”，寺内正毅相关文书（手稿）；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1910）；石田传吉，《理想的村庄》（松阳堂，1914），等等。
(253) 平田东助对各县官员发表的演说，宣布新的内务省奖是为了“培养自治政府的基础并帮助其取得进展”（1907年6月）。宫地，《日俄战后政治史研究》，32。
(254) 田中义一，“出访欧美之际，Ⅱ”，《田中中将讲演集》（1916），175—178。
(255) “多余的建议”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神社的合并始于1906年，整合共同土地始于1909年，新乡村合并始于1910年。还可参见青木有关乡村地区骚乱的年表，《明治农民骚乱的年次性研究》；铃木，“日俄战后农村再编政策的展开”，15。
205
(256) “农民的现况”，《山阴新闻》，1910年4月2日。
(257) 《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8日。
(258) 山梨县议会事务局，《山梨县议会史》3：426—427；有泉，《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330—331。
(259) 例如，“村民示威”，《东京朝日新闻》，1903年10月28日；“三百人于郡衙示威”《岐阜日日新闻》，1908年8月30日；“在府会郡衙示威”，《岐阜日日新闻》，1906年5月16日；“五百人示威”，《东京朝日新闻》，1907年9月24日。大岛美津子，“地方财政与地方改良运动”，见古岛编，《明治大正乡土史研究法》，50—92；铃木，“日俄战后农村再编政策的展开”，11—28。
(260) 石田传吉，《自治丛书：模范町村与优良小学》（1910），1—3；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鸟取（手稿）；《国民杂志》卷3，17号（1912年9月1日）：23。
(261) “自治性改善”，《山阴新闻》，1910年1月9日。
(262) 例如，“塚泽的村民大会”，《国民新闻》，1909年3月5日；“大隈的不稳”，《自治新报》，1902年9月7日；“示威流行”，《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3月30日，等等。
(263) 如，将郡长于1894年发表的演说，激励乡村管理者“提高出勤率，聘用好老师，建造学校，购买装备设施……，这都是为了你们村子和你们自己的荣誉”（《对大塚鹿岛郡长町村长的演说》，大阪：1894，6—7）与内务省于1909年发布的有关“地方改良”的禁令进行对比（内务省，《地方改良事业讲演集》1：1—166及多处）。
(264) 206
(265)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广岛，冈山（手稿）。“令人震惊的收成进步的起因：青年会事业效果之一例”，《斯民》卷6，1号（1911年4月）：71，等等。
(266)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
(267) 金蒙斯，《白手起家之人》；前田爱，“明治立身出世主义的系谱”，《文学》卷33，4号（1965年4月）：10—21；森下公夫，“明治时期立身出世主义的系谱：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见福地重孝先生还历纪念论文集刊行委员会，《近代日本形成过程的研究》（雄山阁，1978），187—211。
(268) 吉田升，“明治时代的上京游学”，见石山修平编，《教育的历史性展开》（1952），429—442。
(269) 207
(270) 小池，“明治后期地方青年的思想与行动Ⅱ”，71—72、88。
(271) 《就职入门：近期调查》，（盛文社，1911），42。
(272) 安部矶雄，“三个解决方案”，见“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处置问题”，《中央公论》（1912年7月），78—83。
(273) “呜呼，金钱之世”（1907），古茂田编，《日本流行歌史》，26、227—228。这首歌在明治后期关于求职的文献中反复出现。
(274) 208
(275) 高柳淳之助，《小学毕业立身指南》（育英书院，1907），4—5。
(276) 209
(277) 例子引自《男女必带：就职指南》（永乐堂，1905）；高柳，《小学毕业立身指南》（1907，1910）；《最小资本：新职业指南》（谷崎贩卖部，1909）；《小学毕业苦学成功就职手续立身指南》（成功社，1910）；《就职之秘诀：求职者的福音》（横滨：1910）；《就职指南草》（东京弘文馆，1909）；《职业指南全书》（东京实业社，1911）；《就职入门：近期调查》（盛文社，1911）；《女工读本》（实业国民协会，1911）。
(278) 演讲见：藤井健次郎，“生存竞争与道德”，《丁酉伦理会伦理讲演集》108（1911年8月10日）：1。
(279) 《就职入门：近期调查》，3。
(280) 《小学毕业苦学成功就职手续立身指南》，2—4。
(281) 从国家到个人，见：藤井，“生存竞争与道德”，4—8。桃太郎见：鸟越信，《桃太郎的命运》（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3），12—48。
(282) 押川春浪，“应当警惕的日本”，《冒险世界》（1910年12月），见《明治大杂志》，174。
(283) 210
(284) 道德和经济见：如，建部豚吾，《戊申诏书衍义》（同文馆，1908），由内务省和文部省批准。
(285) 井上哲次郎，“诗赋颓败的一个原因”，《斯民》卷4，6号（1909年7月）：3—9。
(286) 早川与吉，“人之母”，“马的草鞋：青年立志”，见《教育讲谈》（大江书房，1919）。
(287) 211
(288) “师范学校校长的规划与社会地图”，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43—46。
(289) “道德与记者的比喻”，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46—47。
(290) 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