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迷思与自治
思想家们设想的社会与乡村有很大的联系，因此他们怀着一腔热情将目光投向了乡村，而许多担心在这种热情面前变得惨淡无光。一种农业愿景在思想家们的脑中重新复苏，即使农村同城市以一种既老套又与时俱进的方式对立，这种愿景是思想家们一腔热情的原因之一。雷蒙·威廉斯在一项研究中说明英国也有相似的状况——民众通常用城乡差异来解释所经历的现在与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过去之间不能解决的冲突。 (119) 本土互帮互助的精神，所谓简单的自然经济，或者是昔日的美好时光——乡村所象征的秩序似乎突然正在消失。在日本这样一个农业意味浓重的国家里，乡村生活的最终消逝对每一代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农村生活似乎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当人们批判那些与城市有关的并不宜人的当今社会时，民众们便会回忆及赞扬农村生活。
18世纪早期，荻生徂徕与江户格格不入，他谴责城市是“一个时代民众举止及传统发生糟糕改变”的中心，而这种改变不久便“传播到了乡村里的农民身上”。 (120) 19世纪末期，尤其在日俄战争后，明治晚期的评论家们越来越认为城市是“社会中的一股毁坏性力量”，是邪恶行为及危险思想的开端，而“罗马”正将整个帝国拽向颓废与衰败的深渊。 (121) 有些人提出的解决城市罪行的办法甚至同徂徕一厢情愿的提议一致，即应当将武士阶层迁至农村。1900年代，德富苏峰建议“有权势的人及富人一年之中应在乡村居住一段时间”，旨在“增强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性”及“培养田园味道，如英国一般” (122) 。农业迷思在18世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构想。但是到20世纪，这种构想重新复活并成为社会秩序的理想蓝图。
促使这一思想复苏的思想家们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有时几乎没有共同点，唯一的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农村是积极的社会价值的源泉。
一些民间农业倡导者， (123) 如1890年代的前田正名、1900年代的横井时敬和山崎永吉也都是热诚的农学家。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农学教育及改良耕作技术。当他们不知疲倦地争辩“农业是国之根基”时，这一观点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契合，即农为根基，贸易及工业为自然经济之分支。这些农学家为了确保农业在不断演变的国家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这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农业的拥护，但是国家政策似乎日益倾向于发展工业。
1880年代早期、末期及1890年代早期，前田就职于农商务省。在他任职期间，他主张发展农业。1880年代早期，财政部的松方反对前田的主张，松方更倾向于支持工业。1880年代末期，在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前，寡头政治执政者发起了政治内讧，因而前田的农业思想成了牺牲品。1890年，前田被贬。山县任命陆奥宗光为农商务省，陆奥宗光后来屈尊听命于国会的“300位农民”。前田离开农商务省两年后，便开始从事思想上有组织的变革运动，也就是他声称的“私人农商部”。他协助建立了12个不同的农业组织，包括全国农事会。1893年至1897年，他出版了一本标题为“三业”的杂志，这一标题指的“行业”是他所谓的“本土制造”业，例如茶叶、丝绸等当地的半农业产品。1890年代末期，他发起了一项运动，旨在鼓励农村根据实际情况而非异域理论制定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在乡镇及农村的政策基础上，可能建立一种更合适的国家农业政策。 (124) 简而言之，他的设想就是农业与工业，锄头与机器之间的博弈。
前田关心农业的发展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主。像前田一样，山崎和横井等专业人士也十分关心农业的发展。二者都在农学院教书。山崎在爱知县，而横井在东京的政府农业学院。因此，他们是贸易农学家。山崎将农民称之为“富国强兵之母”及“国体之堡垒”。
他在演讲中提到乡下人比城里人善良， (125) 并且将农耕视为神圣的天职。他举出乔治·华盛顿在取得极大成功后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土地这一事实作为他的部分理论依据。 (126) 他称：农耕是保护国家的最合适的职业，而农业道则承传自武士道。 (127) 他建议道：
城市自己创造人口的能力极其低弱，因此它们别无他法，只能从乡村吸收它们所需的人口。这意味着城市需要依靠农村才能存活。没有农村，城市到哪里获取他们所需的人口呢？如果农村由于某种原因罢工或者决心不再向城市提供人口，那么城市人口将变为纯正的城市人口（例如：城市孩子的父母均为城市人）。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也会稳步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很有可能降至零。若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变为负数，最终城市必然会瓦解。 (128)
也许只有横井认为农村进入人口罢工阶段会致使城市瓦解。在农本主义的拥护者当中，横井极其保守。 (129) 据说，横井于1897年杜撰了农本主义这一词。然而他和其他民间农学家们产生极端评论的部分原因是日益艰难的农业处境。因为如果1880年代商业和工业威胁到了农业，那么到了1900年代农业似乎也已遭到围攻。为了保护农业，农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思想，从而试图劝说政府及农民相信确保农业是国家经济基础地位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其他的评论家们重新发现在日本民族经历中农村的一些公共基础被文明的进步所削弱。柳田国男是一位官僚，1900年至1902年就职于农商务省。他不赞同如横井那样的民间农学家对农村的看法及中央政府对农村的官僚主义政策。柳田认为横井思想极端，并且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他认为在行政上，内务省操控了农村生活。但是1900年代，当他穿着草鞋周游农村时，他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日本文化“发源地”的朝圣之旅。1892年，前田参加农业朝圣者活动时也穿着草鞋。柳田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如新渡户稻造）将关于农业管理及经济学的博学论文同将农村视为祖先习俗宝库的浪漫呼声相结合。 (130) 因此无意当中，他们的文章及讲座为农业迷思作出了贡献。 (131) 政府同样认为该农业迷思是有用的。
当柳田开始对日本种族的农村起源进行民俗攻击时，其他人对于乡村习俗却另有目的。军队尽管在体制上并不倾向于田园感情主义，却赞扬那些住在农村离城市足够远的农村人的“礼仪和习俗”，并褒奖农村文明保留了过去那种纯朴简单的生活方式。 (132) 据说农村的应征士兵身体更强壮一些。但是据报道，青年人的身体素质大体上在持续下降， (133) 主要原因是他们久坐不动地追求教育及非农职业。据描述农村青年，尤其那些生活在比较贫困地区的青年与那些厚脸皮地生活在首都的青年相比，回避入伍的可能性较小。在东京，一位知青“镇定地”宣称在体格检查时没有检测出他所谓的视力不良，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视力会随着自慰的频率而改变。还有一位知青也“冷静地”上报了他的“二三十个兄弟姐妹”，他说“我不知道我父亲有多少情妇”，这些兄弟姐妹都是他父亲和这些情妇所生。 (134) “回避入伍行为”在农村也时有发生，当地村民表示这主要是由于日俄战后几年中，人们对服兵役产生了冷淡、不信任甚至惧怕的情绪。从事社会教育的主要军事拥护者（如：军队的田中义一）日益呼吁政府保护正在消失的乡村社区习俗。 (135) 1910年成立的帝国预备役协会及1915年成立的全国青年协会都依赖于一个全国性的当地分支网，田中期望这个网可以促进“军队同民众和谐相处”。 (136) 尽管军队不断批判农民缺乏公益精神，但是与城市或这些受都市风尚影响而堕落的年轻人相比，军魂的未来似乎取决于乡村那种不朽的合作传统。
运用习俗，尤其是将“群众的礼仪和习俗”作为思想改变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常规。明治早期，无论起草民法还是争辩如何建立宪法，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通常要做的就是调查日本习俗。有人说必须确立习惯，这样才能使文明的新体制与其一致。例如，在尝试起草第一份民事法典之前，1879年通过的社会实践纲要涵盖了从德川时代演变而来的农村形象，由于某种非自然因素，存活到了明治后期。
据报道： (137) “农民们大体上会住在他们祖先遗留下的房子里，很少有人变换住所”。 (138) 虽然这一说法即使在德川时代也并非完全正确，但是到了明治末期，有些报纸专栏对一些法律问题提出了流行建议，例如：“当农民甲将土地卖给乙，乙再将土地卖给丙时，该如何注册土地？”这时农民们不搬迁这一概念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更加神圣的迷思。 (139) 尽管如此，明治后期的一些思想家所呼吁的祖先习俗经常使这种迷思重新复苏，以作为衡量乡村秩序恶化程度的标尺。
但事实也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反映了群众对农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1895年群众对起草另一部民事法典争议不断，大家争议的问题即，哪一种习俗应成为婚姻法和继承法的基础。保守派穗积八束及横田国臣认为“农民的习俗不应被视为习俗”，真正且相关的习俗应是武士阶级或者贵族所有的习俗。 (140) 然而，一旦父权制家族的武士模式被采用，柳田又会发表一种不同的保守观点，抱怨现代法律已经忽视了农民那种更加复杂的传统婚俗。“尽管我们提到阶级平等，但是我们已经千方百计地效仿武士习俗，而非尽力反思过去农民生活的美德。” (141) 在整个过程中，“习惯”和社会道德一样被视为与法律同等重要，而对于像山县这样的人来说，“习惯”更重要，因为它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 (142) 因此，当乡村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思想家们便想就农民们的习俗而非武士习俗神圣化，他们认为必须保存农民习俗以防止社会发生改变。
如果柳田对于乡村习俗所持的传统观点不经意间巩固了农学家以及帝国军队的观点，那么其他人则对唤起农村习俗做出了贡献。心怀不满的知识青年有时将农村浪漫化，将其视为逃离城市空虚生活的世外桃源或者指望农村为改革提供普遍的能量。1890年代后期，德富芦花及国木田独步等作家已经写了赞扬自然的浪漫文章，几年后，这些文章被知识青年广泛阅读。独步于1897年写的著名诗歌《寻找山林里的自由》典型表达了他们的华兹华斯式的向往。 (143)
1900年代群众 (144) 对托尔斯泰的热情使青年知识分子想起简单的农民生活的优点。有时甚至最城市化的及最温文尔雅的作家的作品也会促使群众重新发现乡村的美好。例如，田山花袋认为柳田的作品“奢华地描写了已受影响的田园生活”，而他自己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村社会的小说如《家乡》《野花》及描述明治末期的《乡村教师》。 (145) 诗人石川啄木写作的目的是复兴农村，虽然他同其他社会理想主义者一样，有时对他所追求的改善乡村社会的潜力表示绝望。1909年啄木写到，他认为“一个小村庄的苏醒远比那些官僚脑中的宏伟计划重要”。他羡慕静冈市蒸蒸日上的农业活动，而对自己的出生地——岩手县加以轻蔑地评论：“在岩手，群众采取的措施就是高喊口号。即便有年轻人组织萝卜展销会，在东北部地区也无人有能力将这个组织开展下去”。 (146)
与政府官僚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相比，当地知识分子或来自城市的暂住居民对农民的这些评论大体上还是好意的，他们思想关注的中心是农民的生活和生计。就像徂徕痛恨城市一样，这种态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1649年“农民被认为是没有思想，没有先见”的一类人，到了1912年这一观念转变成“农民缺乏逻辑记忆，不喜欢思考，不能抓住概念”。 (147) 据说农民缺乏民族感、进步的动力、足够的观察力，以及足以应付文明时代的社交能力。 (148) 当思想家们对当地精英演讲或有时直接同农民对话时，他们会经常举出这些特征，目的是强调农民接受社会教育的重要性。思想家们对日益举步维艰的农村习俗及家庭农耕的自我完善进行批判及劝告，就好像这样的社会鞭策会激起农民们摒弃顽固粗俗的生活习惯，从而加入社会前进的大潮当中一样。
这一态度也解释了思想创造习俗的另一面。因为一些思想家们坚持要求“在工业时代面前应当保存农村的简单而又纯美的习俗”，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对那些坚持农村过去的、已经落伍的社会习俗的人大加挞伐。 (149)
自明治时期开始以来， (150) 政府以进步的名义鼓励定期进行习俗改革。在1870年代早期，政府禁止群众狂舞、仲夏盂兰盆节裸体、敬拜狐狸、戴头饰及赛马等传统，属于各地方的践行“文明开化”的范畴。1880年代，群众在东京成立的一些私人组织倡导习俗改革，比如发起于东京的“剪发协会”旨在帮助女性打造西式发型，还有一些“食肉协会”旨在加强日本人的身体素质，想要超过外国居住者的身体素质。 (151) 到1900年代，这些以及其他西方时尚元素在农村也出现了，但是遭到了一些思想家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会破坏乡村的美丽习俗。内务省及军队官员批评帽子、外套及丝巾等西洋气十足的配备既奢侈又物质。日俄战争后期，这些农村文明开化的迹象成为新一项习俗改革运动的目标。 (152)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讨论的习俗已经被引入明治时期，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那些所谓的省市习俗的缺点自德川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在德川时代，幕府将军曾惩罚农民，因为农民筹办婚礼时铺张浪费，过新年时畅饮狂欢，赌博时大胆下注。如今，内务省及当地官员敦促组建一个“道德改革俱乐部”，旨在纠正这些行为所造成的肆意挥霍现象。 (153) 除了批评村民们的社会卖弄倾向，官员们汇编了多份历史悠久的“道德沦丧”清单——“在墙上、圣地及寺庙的柱子上涂鸦，倒粪的夜桶肆意搁置在地上”——以及一些新兴的违反道德的现象，如“节日不升国旗”及“农村和学校的节日不能吻合”。 (154) 另一个常规问题就是准时，据说农民在这一问题上尤其缺乏。当“准时协会”在当地成立时，内务省对其赞不绝口。时钟——明治早期文明的典型象征，显然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准时的一种器械。因此，省级政府官员鼓励群众使用时钟。有时地主们会把时钟挂在房子的山墙端，以便使在田间耕作的佃户们知道钟点，还有一些村庄计划计算一下该社区每户人家拥有的时钟数目。但是到1900年代，当在农村招募士兵时，在体检时开始发现他们的个人物品中有金怀表，农民们也购买手表作为“装饰物”，这时习俗改革家们便对时钟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他们猛烈抨击时钟，认为时钟违反了勤俭节约的美德。 (155)
例如， (156) 当一个东北部村庄于1911年建立“Ihō村庄的习俗改革条款”时，第四条便是“大家都不要戴手表，”然而第十一条却是“准时参加每次聚会”。 (157) 无论戴不戴手表，究竟什么才是农民以习惯而落伍的方式和毫无时间观念的标志，这一问题一直烦扰着思想家们，但有时他们又会从中找到合理性。因此，1913年，千叶市的一个军官抱怨青年宝德协会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民们不准时参加会议。他进一步轻蔑地表明甚至精英参加城镇及郡的集会时也很拖沓，这不利于建立高效的自治体制。 (158)
因为明治后期不是每一个人都坚信农村生活具有优越性，所以城市中出现了一种对农村不同程度的藐视。除了永井荷风（他的文学挽歌颇有古代江户的遗风）外，其他的知识分子也向城市致敬。确实如此，在1899年的一篇关于东京城市规划的文章中，作者幸田露伴严厉地批评他的同行“诗人及小说家们”，认为“他们倾向于将城市视为罪恶渊薮，却赞扬小村庄为天堂的化身” (159) 。温文尔雅的文化传统及省市的粗俗甚至是一种比农业的迷思更加值得尊敬的文化价值。 (160)
在思想方面，东京的社会教育计划中出现了对农村的某种谦虚态度，而这种态度受到了明治末期政府的短暂支持。 (161) 加藤咄堂是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演说家之一，经常在东京或其他地方演讲。他呼吁城市群众应以他们的出生地而自豪。然而，他在城市演讲时提到的出生地指的并非农村而是指普通平民的东京，也就是江户的家乡。他宣称古江户习俗已经被乡巴佬们破坏了。首先在1870年代，边远地域的武士迁至农村，而最近一些乡下人为了到工厂里工作开始涌入东京。因为他们，东京已经被“粗俗化”及乡村化，从而失去了象征着日本首都的合理的“美丽习俗”。因此一些演说家们敦促东京人发扬爱市精神，并且在结束语部分和劝告其他农业地区一样要求改革居民的生活习俗，从而将首都塑造成为国家有价值的典范。 (162) 当农学家们将武士道占为农民所用时，加藤将它视为画家、布商及车夫所有。他认为日本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武士国家——这种现象恰恰是柳田所谴责的——普通东京的市民们现在都是军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及职责，并为“国体的荣耀”服务。 (163)
出生地、 (164) 美丽习俗、服役及国体——这些充斥于城市中的思想价值大体上与农村有联系，而其本身揭示了无处不在的农村构想。确实，尽管思想家们在东京发表了这些雄辩的演说，但是群众对生活在城镇的日本人的思想关注仍是漫不经心的。他们仍旧认为城市是社会苦难的罪魁祸首，这些思想传播到了农村，引起了更多的顾虑。城市发展越壮大，人们对乡村的思想关注就越坚定。
日俄战争后，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攻击社会变革的思想，而这种思想背离了这些农业价值交叉表达的社会背景。似乎每一个地区都会强调农村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比如神道信徒为神道教——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找到了一批更加乐意倾听的观众。内务省于1906年发起了合并神社活动，旨在统一乡村政府及削减行政开支，并将二者作为其战后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因此那些坚持自身事业30多年的神教道徒们，现在成为一项政策的受益人，该政策赞扬神社“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促进民治”。 (165)
1905年至1915年间，群众关心村庄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神道教这样的祖先崇拜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法学家穗积八束已在1892年主张“祖先崇拜是公共法律的源泉”并且于1897年的一部作品中不断向群众提及“祖先崇拜是日本独具特色的国体及全民道德的基础” (166) 。然而，那时其他从事建立民族感的思想家们对穗积的主张不太感兴趣。因此他的思想主张一直受到孤立，就像早期呼吁建立神道教牧师协会一样。但是在1900年代，青年离开农村，个体农村家庭破产。面对这种情况，农商务省官僚、民间农学家、地方官员、内务省、军队以及像柳田这样的知识分子做出的部分回应就是重复引用“祖先土地”“祖先财产”及“祖先职业”这些短语。确实“祖先”这一词几乎就像一个枕边私房话，也就是日版的荷马式描述语。因为似乎群众在提及土地、家庭财产及农耕时总是以这个词来开始话题，因而该词能立即使人想起农村。
一旦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延续， (167) 农村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祖先崇拜”的观念就会和这些“祖辈”担心的事情交织在一起，并且越来越普遍地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建立起来。 (168)
同样有类似情形的还有“家国”这一概念。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传统家庭在保留其社会中心性的同时，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1871年颁布的《户籍法》和1898年颁布的《民法》均对家庭进行了法律层面的阐述，提高了一家之主的法律地位，赋予其财产所有权和社会权力。与此同时，人们思想意识中把家庭概括为：形式上体现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方面的思想，强调皇族传统，遵循忠孝的道德准则以及《教育敕语》中表述的家庭关系。 (169) 家庭概念的比喻意义同样适用于表达思想意识，比如，近代日本警察制度的建立者川路利良在1876年提道：“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政府是家长，人民是子女，警察则是他们的保姆。”前田正名在宣传其1890年代地方规划时，也用了同样的表述：“一个城镇或村子的自治，就像管理一个家庭一样。”而像穗积八束和井上铁次郎这样的学者也有一些抽象的提法，将家庭比作日本国家。 (170) 由此看来，日俄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间，对家庭的关注可谓屡见不鲜。
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早期，祖制家庭的概念和习俗一直是农村家庭关系的主要形式。如今，传统家庭似乎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城市中来自农村的移民，特别是那些较为贫困的群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结为夫妻，至于家族和财产这些与农村家庭存在并延续相关的东西，他们已毫不在乎。1911年曾有一位学者将这些家庭称作“小家庭”，以区别于“大家庭”的概念——即拥有土地的农民家庭。 (171) 没有财产、社会稳定和农业劳动分工中经济所起的作用，无论是家庭还是一家之主都不会在传统家族中拥有道德和经济方面的权力。与此同时，对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小松原所谓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观念正在蚕食家长的影响力，因为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就不顾家庭的需要或地位了。 (172) 另一方面的威胁，则体现在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上，即农村出现了类似的变化。一般来说， (173) 家族中16岁至35岁之间的成员正在逐渐减少。1911年，有报刊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连载报道，标题为“社会关系疏远的影响——家庭迎来变革时代”。 (174) 更为普遍的是，土地从独立的农业所有者那里转到了更有势力的大地主手中，这就意味着对于作为社会主流的农业所有者（借用平田秃木1890年代对这些农民的称呼）来说，他们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小，或者迫于没有可雇佣或可供养的家族成员，只能沦为佃户。 (175) 面对这种情形，思想家们宣称，不仅是农村，整个民族都面临危机：
“农民土地所有者构成了社会的中产阶级，如今这个阶级土崩瓦解，给精神世界造成了深重的打击，想想都会觉得可怕。总的来说，首先受挫的是爱国情结，即我们民族特色的核心；其次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入侵，这与我们的民族主义背道而驰；最后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迅速蔓延，会滋生对执政者的憎恶之情。这三种情况对我们民族的危害是同等严重的，一旦它们综合作用，将会摧毁我们的民族特色。” (176)
《东京朝日》报以及农民土地所有者都承受着上述爱国情结危机的负担，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字眼着实有力。柳田提到“家庭灭亡”一词，意指移民城市导致农村家庭日趋消亡，这与上述说法表达的思想如出一辙，因为他也认为这种家庭的破坏会同时导致国家的动荡。 (177) 因此，1910—1912年间，日本法律学者发起了一场运动，制订了日本版《宅地法》。如果建立起不可剥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家庭就不会失去财产。有了这种财产，家庭在农村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对民族的爱国情结就会有所保障。 (178) 由于传统农村家庭似乎正日趋消亡，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关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家国”概念也在“家”和“国”两个概念上同时演进。
同样在这种背景下，1900年代教育家们开始强调教育中“家”的作用，以期家庭和学校共同进步。一则地方小学的告示中提出了这样的说法：“一位聪慧的母亲相当于十个老师”，内容虽然简单，但是颇具说服力，就是要让家长明白一个道理——正是因为“孩子长大后要关心父母，充盈家中财富，还要努力做到忠诚于统治者和国家”，所以家长要对孩子进行教育，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如果没有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训诫，孩子就会一事无成，“为家长平添烦恼，为家庭带来厄运，给国家造成伤害”。为了避免这些可怕的结果，母亲会“教导孩子说父亲的慈爱比山还高， (179) 父亲则会说母亲的慷慨比海还深”。这两种说法均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公益心，而在这方面，“日本人恰恰做得不如西方好，这使得日本人在同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往时往往处于劣势” (180) 。军队也开始从家庭培养方式中攫取经验，以期形成一种不同的行为准则和公益精神。军事教育家争辩道，现在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缺乏对其军事意志的培养。“征募兵源所来自的家庭，不仅家规松散，家风不正，而且对军事还存有误解，这对军事教育来说颇为不利。”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官员们指出家庭应该从“军事教育的破坏者变成其拥护者”，“由于女性在家中悄然有了实际影响力”，并且是“真正的老师”，军队就寻求让孩子的母亲参与进来，实现上述家庭角色的转变。 (181)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家庭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变得愈发重要。一份杂志1906年评论道：“左一个家右一个家的，现在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在关注家庭的重要性。”“无论一个人谈及国家还是社会，总是基于家的话题，一切社会变革都必须从家开始。”这样的争论依旧持续着，“爱和责任的意志”已成为家庭真正含义的精髓所在。 (182) 的确如此，随着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日渐衰退，这种将情感教育视作顺从的心理源泉的说法开始增多。 (183) 唯恐家庭和与其相关联的农村在已然丧失的世界中消亡，政府和民间思想家就把上述价值观统统奉为神圣之观念，作为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之所在。
二
农村的思想家们创造出这一系列社会思想意识是为了应对社会变故，除此之外，日俄战争过后，他们在两个相关的方面做了进一步努力：首先是提高农业技术和产量；其次是强化本土意识，以期延续国家赋予他们的行政和财政上的作用。在提高农业技术和产量方面，政府实行了农业计划，该计划由民间倡导平均地权的人士于1890年代所提出。内务省和农商务省则继续对相关措施提供支持，这些措施是针对维持农学家地位而提出的。1900年生产合作组织开始出现，从属于农商务省。 (184) 允许成立这些组织的法律得到了两个山形人的拥护——平田秃木和品川弥二郎，他们都认为“社会主流的农业所有者”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05年在平田的指导下，这些地方组织整合成为一个中央组织，截至1914年，这个组织已经包括了全国11160个合作组织，代表了90%的当地民众。类似地，对于那些即将由大地主控制的地方农业协会，1899年法律也将它们纳入统一体系。1910年，这些协会成为帝国农会这一联盟组织的一部分。 (185) 这些农业项目致力于提供信贷和促进农业进步，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同样进行了思想宣传，但是要少于1900年代内务省推行其他农业项目时进行的宣传。
例如，政府对农村报德协会所采取的鼓励政策就采用了思想宣传的方法，与组织和技术项目并重，以宣传留冈幸助——主要民间倡导者——所惯称的“道德与经济和谐共存”思想。 (186) 明治早期激进的地主成立了地方报德协会，他们参照德川时期农业道德家二宫尊德的思想，提倡技术进步和通过诚实、勤奋与公社合作实现报德。 (187) 1903年内务省开始支持这些协会，井上友一郎让留冈汇报“报德在地方产生的影响”。不出所料，留冈发现在城镇和农村“报德的情绪比较高涨，自治的成果也相应的利好”，这一论断日后在日俄战争期间报德协会后方支前行动中得到了印证。1906年内务省凭借实现农业多产及和谐自治的名义，鼓励组建其他的地方协会，并且严格按照政府的模式将它们整合在一起，隶属于一个中央机构——报德会。 (188)
地方报德协会的活动包括各种讲座，内务省官员如留冈、市来、平田等到各地进行宣讲，内容主要是尊德模式、公共意识、农业自助以及英国穷人面临的问题等。与会者通常可达数百人，尽管中央协会的杂志《臣民》记录的数据显示：1908年广岛举办的一系列讲座中，人数最少的一次也有6700人，最多的则高达12130人。 (189) 杂志也刊登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文章，关于“老罗斯福进行农业改革”，还有关于农村企业取得成功的新闻，比如千叶的“鸡蛋储蓄”，他们通过养鸡来补贴新增两年义务教育的学费，余下的钱则存为邮政储金。 (190) 报德会成员经常受到企业精英人士的褒扬，因为他们“兢兢业业、节约资金，晚上制作拖鞋以赚得更多的钱并积存起来，将收入的四分之一留作存款，并且每月聚在一起讨论尊德的教义和耕种的方法” (191) 。经济与伦理之间这种周而复始的关系，使得二宫尊德也成了文部省标准下的教育界英雄。自1910年对小学教材进行修订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有说法称尊德和明治天皇是这期间被提及最多的两个人物。 (192) 时至今日，尊德的塑像依然是日本各地小学校园中的一景。就报德会自身而言，一方面似乎在一些郡县蓬勃壮大，比如在静冈县，政府宣传报德会之前，他们就已经比较强大了；另一方面报德会在一些领域仍起着一定作用，虽然不再那么重要，他们涉足这些领域并非本意，而是郡县官员煞费苦心引导的结果。 (193)
战后第二个目标是围绕政府所进行的尝试，将其思想体系遍布各郡县，目的在于振奋地方，提高他们的行政效率和财政自治效率。内务省在思想体系中承担核心作用，而在为“影响”地方所做努力方面，军队、文部省和民间倡导平均地权的人士时而合作，时而竞争。“地方”一词在农业、地理、政治等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定义，对山崎延吉来说，这个词意思是“相对于城市的地方，那里多农场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 (194) 。这个词更为普遍的用法是指东京以外的地方——各郡县，现在法国人也是如此用这个词的。有时这种用法会有所修改，用来表示非城镇的郡县地区，比如留冈幸助在冈山发表演讲时，纠正了其以东京为中心的定义，补充道：“当然，假如你身处冈山，那么‘地方’一次就是指冈山市以外的事物。”“地方的提高，”他继续补充道，“意即乡镇的改革……城市和乡镇总数为12566个，所以这就和提及‘日本’一样。” (195) 虽然这只是谄媚的演讲辞令，但可以明确的是，在内务省的用法里，“地方”确实主要指农村， (196) 更为直接的含义则是中央和地方在行政方面的区别。“地方”位于东京之外，并非因为郡县都是农村，显得土气，而东京是城市，温文尔雅；而是因为郡县为地方级别，中央政府希望控制地方，同时其基础也建立在地方之上。
因此，内务省主要推崇的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农村，而是“地方自治”。这个词在1880年代后期颇为盛行，成为1888年至1890年间新的地方政府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自治”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众语言中源自德语“自治”的日语译文，这个词用于制度体系则源于普鲁士人鲁道夫·格耐斯特的理论，1886年阿尔伯特·莫斯来到日本供职于政府，并将该理论传入日本。 (197) 该理论的观点得到山形的强烈支持，在他看来，地方自治就像征兵体系一样，是一种稳妥的非政治的实现国家一体化的方法，他将这种一体化称为“强化国家政权的基础”。1890年2月，山形在郡县长官会议上做了演讲，日后被多次引用。演讲中他重申道自治政府体系是这样一个概念：
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因为这个体系可以让地方在法律范围内管理自己的事务。建立自治单位，培养自治意识，可以让民众学到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并且承担一些国家事务。
不仅如此，对于山形来说更重要的是，随着国会召开时间的临近，
无论中央发生何种政治动荡，地方都不会受到影响。地方将置身于政治党派斗争的洪流之外，因此在行政管理事务方面可以免遭邪恶的政治偏好的侵袭。 (198)
山形的想法是，地方政府体系是国家生活的另一个领域，体系中没有政治和党派因素；同时地方的角色整饬一新，是为公共管理而服务的。在宪法颁布之前，其他关于自治的讨论则指出了地方自治政府概念中内在的危险。1888年井上毅写道：地方是“中央制度所触及不到的地方”。 (199) 他警告说除非这种状况从制度上得到改善，否则“地方自治政府可能会演变到需要国家自治政府的程度”，即“美国和英国学者所认为的共和国的另一种提法”。如果这种发展形势出现，“之后百年之内就可能导致祖先国体的毁灭”。 (200)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治”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含义，它一方面强调地方行政管理上的自治，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制度类似于政治上的自治，将地方与中央尽可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地方上的城市、乡镇和农村长久以来只可以进行无我的自治，可以管理自己的财政和行政事务，但一直并且只有在符合国家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虽然最初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这种管理愿景的不合理性，但是在思想家看来，日俄战争后的境况显示出新方面的一种危机，最为紧迫的还是经济方面的事务。战争的支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经济的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国家号召地方要紧缩开支，同时不要向政府寻求基金支持，而应该致力于更加有效的团体自助。就这样，也可以说与此同时，国家再次期望地方能继续执行分配到的任务，包括征税、征兵管理、教育和救济工作。 (201)
在努力让地方应对这一重大挑战的过程中，“自治精神”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新的热潮，这个词本身的意思也有所扩大，其早期含义——地方管理的制度含义或者非政治化国家整合的思想含义——有所保留，而地方为实现自我提高进行经济和社会事业，以此名义，将道德劝诫也纳入“自治”的含义之中，使之有所扩展。内务省官员——井上友一郎、平田秃木、床次竹二郎等人在扩大该词用法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井上1909年撰写的《自治要义》问世之初就被称作“自治的圣经”，他指出，自治就像瑰宝，与宪法一样拜天皇所赐。“通过实行自治，地方管理得到完善，国家基础有所增强，邻国友谊不断加深，如此一来，国家的习俗就会得以恢复。” (202) 这本“圣经”所列举的自治的具体功能包括：警察和消防；“具有影响力”的管理职能，包括学校和社会教育；“道德”方面的管理职能，涵盖了从儿童的宵禁、鼓励存款到推广“适于文明进步的娱乐项目”等诸多领域； (203) 对贫困和患病群体的救济管理；通过预防和改良措施进行公共健康的管理；建设并维护交通运输设施；通过多样化就业、农民俱乐部、信用联盟等形式鼓励农业发展；最后则是金融管理。 (204) 在讨论自治问题时，井上和其他内务省官员经常援引西方的自治作为例子，并且时常出国考察，寻求相关的国外自治模式，比如英国的田园城市、伦巴第的农民聚居区和“农业之城芝加哥”——内务省预测其会有“光明的未来”。在内务省对郡县的改革指导中，多次提及二宫尊德所生活的德川时期农村耕地方面的做法，并将其同巴黎与各郡县的关系、克利夫兰的重建等类似例子相互比较。 (205)
在自治任务纲要中，内务省思想家差不多总是追溯日俄战争，用井上的话说，这段时间“国家意识、公共服务与合作的精神颇为盛行”。 (206) 按照床波的说法，
正是在与俄国交战期间自治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无论是满足军事经费还是家庭对前线的支援，国人皆通力合作。不仅军事方面，就连诸如植树、储蓄这些平日做不到位的地方事务，在战争那段繁忙的时间里也没有中断。战前邮政储蓄总量达到560万日元，而战后这一数量激增，已经超过1亿日元。我认为，那时候人们都怀有这样的思想，那就是如果不巩固农村金融或栽植树木，我们就不会战胜俄国……日本国人决心管理国家事务，这全是自治的成果。 (207)
管理国家事务的确是问题之所在，如床波所论，原因在于：
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就像父母与孩子一样。孩子还小时无法独立完成事情，父母必须照顾他们直到10岁左右。但是渐渐地，随着时间地推移，孩子有能力照顾自己……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亦是如此……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后，社会变得愈发复杂，政府的任务也有所增多。因此，中央政府将其任务分派给各郡县，让地方尽其所能。 (208) (https://www.daowen.com)
床波在他的演讲中对这些地方的任务 (209) 进行了清晰地阐述：“自治是国家的基础”，“纳税是地方公民最为崇高的义务”。 (210) 根据这种定义，一旦乡镇和农村出现“官员不称职、征税不到位、耕种不得法、党派不和睦”的情况，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乡镇和农村“工作懈怠”，自治方面“秩序混乱”。这种懈怠状况“危害到国家的发展”，为了对其进行补救，思想家迫切要求完善自治政策，以此才能实现国家规定的义务。 (211)
内务省思想家强调国家规定的地方管理方面的义务，与此同时，官僚和其他一些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自治”一词，不仅指代有效的财政管理，还指与理想化农村社会相关的社会和谐与合作。这点在民间平均地权倡导者的劝诫中尤为突出，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国家，也同样在于农村。山崎延吉将“地方的角色”与其“国家层面的角色”相比，指出：地方公民“留守在自己的家乡，这就保证了国家稳定的基础；他们还要继续祖先留下的事业，遵守祖先规定的礼节”。他们和离开农村谋求名利的人一样，在“进步和发展”方面肩负着相同的责任。 (212) 内务省推崇井然有序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治晚期导致神社、农村和公共林地的兼并，经常不考虑小村庄各自的特点或者当地惯用的习俗。山崎与柳田、横井一样，对这种模式不以为意。柳田反对兼并神社，横井则对地方进行提醒，指出内务省规划“模范村庄”的弊端，这是因为取悦参观者的开支是在滥用农村的资源，用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213) 出于对农村的担忧，这些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像内务省倡导的方案那么具有官僚色彩。
正如附加说明所揭示的那样，山崎对农村建设模式的预想图就像一幅农村曼陀罗，将农业置于国家的中心位置。“合作的满足、文化的繁荣、集体的进步、自治的完善”——这些要素都将有助于“农村的建设”。虽然所有的地方机构，从学校到市场再到公共事业，都在图中有所体现，成为“国家进步”和“社会福利”更大框架下的一部分，但是中央政府在其中却没有位置。 (214)
“自治”，正如字面之意， (215) 指自己管理自己……由此，农村自治意指农村努力实现自身的利益，自身努力增强村民的幸福感，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不言而喻，农村必须扩大自己的地域。 (216)
此时，日本政府实施区域自治， (217) 地方社区团体可自主管理。“自治”是指一个社区团体有权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行政上独立于官僚等级制度，这有时也成为解决日本农村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军事教育家大力支持此理念，在“自治机构”中工作的官员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官僚及土地改革倡导者渐渐将“自治”作为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包含多重含义，可以解决多种问题；正如“国体”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意识本质，“自治”则成为日本町村的特点，广为人知。
为了进一步完善自治体制，维护町村的稳定，需要寻求地方机构和当地町村长的支持和援助。每个农村区域的地方官僚机构，如兵部省、内务省、文部省及农商务省，皆转变为体制机制，且由町村长阶层领导。这种体制性的变革基本上都是成立地方团体。1909年，内务省正式开展“地方改良运动”，其目的在于“完善自治体系，重整地方财政，发展经济、促进生产，设立道德教育与习俗改良的机构，鼓励居民多储蓄资金” (218) 。基本上，要解决这些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问题，都会成立一个相关机构。因此，冈山的宇知村作为日本百家模范村庄之一，为例证其在地方团体创造力方面取得的成就，列举出村内的自发性组织：
勤俭储蓄机构
农会
矫风青年会及其附属协会——矫风青年会夜校社团
户主会
妇人会
市民会
报德会
在乡军人会
胜负会
一些国家机构的地方分支，包括爱国妇人会及红十字会。 (219)
1911年， (220) 位于富山县的一个村庄规划书也详细记载了以下组织机构：
自治会
农会
地主会
习得校
青年团
校友会
圣德老兵会
戊申妇女会
胜负团
学校机构
产业机构
工业机构
教育会
敬老会 (221)
上述组织机构中大部分是标准的，除此之外，其余地区也支持其他的组织团体，如戊申会，其成员遵照《戊申诏书》的规定，促进日本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在地方成立了不计其数的矫风会和一些特殊爱好团体，如在兵库县成立的“购买新型渔船俱乐部”；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如在函馆附近的“圣德太子会”。1902年，“圣德太子会”成立，此时会员人数仅有50人，而在1911年，有报道声称“在颁布《戊申诏书》及开展‘地方改良运动’之后，会员人数已达230人” (222) 。
虽然官僚思想家们通常会谈及在日俄战争时后方的组织效率，这些组织团体大部分成立的时间都较早。部分团体乃是德川遗风，比如青年团及一些宗教团体；其他团体的成立时间常可追溯到1870年代，例如矫风会、农会以及道德会，且道德会的成立时间可追溯到1880年代，而各类校友会可追溯到1890年代后期。与此同时，青年团体也时常改变其组织名称，从早前的青年组变更为青年会或青年团，名称更加现代化。信用及生产协作社为1890年代和1900年代的产物，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也涌现了大量的军事组织团体。正是由于自治组织繁荣发展，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能够划定本国的组织等级，不费吹灰之力。然而，这些团体的成立也意味着——单单成立县级和中央联盟组织并不能确保 (223) 全国上下组织机构的协调发展。这些类政府组织（或如石田武所称的半官半民组织）若想依照中央所规划的地方组织结构图、为当地民众做实事，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并需要政府官员们的共同努力。 (224)
青年团或青年组织——无论是在明治时期或是在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更是反映了地方组织的特色。正如同许多组织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才逐渐兴起，青年团开启现代化进程要归功于民间理论思想家，其中以山本泷之助为翘楚。山本于1896年、1904年分别撰写了《乡村青年》及《地方青年》两部著作，一直积极支持青年组织的发展，因此而为民众所熟知。1905年，内务卿芳川显正游访各都道府县归来后，对日俄之战时地方青年组织出色的工作印象深刻，并令井上友一郎向山本咨询对相关事宜的建议。 (225) 山本的行动主义同政府战后对乡村的关注相结合，终在1905年成立了大日本青年团。大日本青年团的成立也得到内务省、文部省及军队的诸多支持，其缘由不尽相同。
1906年，文部省开始接管地方青年组织的相关事宜，而在之后发布的“地方自治及青年组织”指令中，内务省则揭露了其忧虑之情。1907年，文部卿牧野就青年团改革问题同县知事进行商讨；1908年，内务卿平田就同一事宜向县知事们发表演说。1910年，在参议院议会中，针对青年团政策，政府受到质疑；文部卿小松原因青年团体“在继续教育中的出色表现”，将首次文部省奖授予青年团。此时，因青年团过于泛滥而良莠不齐，仍任内务卿一职的平田在县知事大会中发布指令，告诫官员警惕这一现象；文部卿小松原与内务省次官一木也同年在日本全体青年协会会议中发表演说。1911年，“大逆事件”之后，文部省将青年团纳入社会教育体制，并作为其中的重要机制；内务省也嘉奖青年团，评选青年团为“实施自治过程中的杰出代表” (226) 。在1914年及1915年，田中义一及寺内正毅鼓吹在军队中建立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其部分论据为“如今，凡欧洲强国皆致力于青年培养，我国却仰望其后尘”。 (227) 田中主张的观点则更切入要的，他认为：既然在乡军人会能够为20至40岁男子提供持续的军事教育，那么在青少年小学毕业（12岁或13岁）至应征入伍（20岁）这段时期内，军队也定能将其影响力扩展至青少年。 (228)
每一股支持青年团的力量实际上都在为各自牟取利益，有时这些组织机构间的合作也如履薄冰。虽然山本泷之助常以英国童子军为例，援引诸如“每天做一件好事”等口号，田中义一则认为必须加强体能训练、军事训练并“引导国民思想”。 (229) 在青年团的诸多支持者之中，山县的门徒声名显赫，这意味着除了教育、军事及地方性活动，很显然青年组织也公开宣称以思想教育为目的。1880年代早期，山县将自己对“青年身心”的担忧之心贯彻于其执政过程之中，然而在1910年代，作为寡头政权强有力的领导者，山县的影响力并未确保各个官僚机构之间顺利合作。内务省及文部省常发布共同指令，有时却建议相互之间分工协作，即文部省分管青年团的规章制度及教育活动，内务省分管青年团与地方政府及地方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 (230) 然而，由于在一个指定村庄内可能仅有一个青年组织，这种分工协作模式大多为形式主义，并未落到实处。此外，两大民政部门、报界及国会这两大民政部门皆合力反对军队的军事化活动，导致军队于1926年为青年单独设立了军事训练体系。与此同时，尽管其他处于国家系统中的地方组织（包括在乡军人会）在乡村的参与度明显高于城市，地方青年团成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结果，到1935年全国上下满足入团标准的青年中，已有40%加入了青年团。 (231)
青年团在意识形态相关方面以及诸如在乡军人会、农会这些组织机构都常被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之内，相比于青年团，其他组织机构的目标则更为明确、统一。日俄战争后期，尽管文部省曾短暂的使用“通俗教育”这一术语，而军队有时则更倾向使用“军队教育”， (232) 但二者皆指代去“影响”那些处于如学校、军队类似国家机构之外的国民。 (233) 近乎每一个地方组织都将“社会教育事业”纳入自身的管辖范畴之内。在乡村，这通常涉及继续教育，主要以讲习会的形式举办，其主要内容涵盖颇广——从敬神精神到有组织的废物处理，再到夜校之类的扩充计划。 (234) 虽然教育通常是针对十几岁及二十几岁的乡村青年，一位极具进取心的社会教育民间倡导者甚至提议为妓女设立“晨校”。 (235)
日俄战争结束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内务省及文部省加深了对城市意识形态教育的关心程度，并支持社会教育面向东京的普通大众或庶民。1905—1906年，城市动乱率先爆发，此后1910—1911年的“大逆事件”给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因此政府开始将在地方进行社会教育的类似方式应用于首都东京。1910年，内务卿平田东助——当时山县最为亲近的门徒之一——呼吁“国民训育”，并给予由“东京教育协会”发起的通俗故事讲述活动及讲座会议资金支持。 (236) 当时，《都新闻》在东京的平民阶层中广为传阅，该刊于1911年评论道：
目前，文部省正努力举办通俗讲座会议等活动，其要点在于：日本的平民社会并未赶上时代文明的步伐。因为受制于不良的习俗及其他事物，我们的能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退化，无法像孩子一样去应对当今面临的挑战、取得进展。文部省为此十分担忧，认为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接受教育指导。
自“大逆事件”以来，文部省一直强调庶民教育，大力宣传敬神思想，除此之外，文部省也正考虑在贫民中进行调查，并对“特殊小村落”（即先前贱民阶层所居住的地方）进行改革。 (237)
1910—1914之间，通俗讲座会议风靡东京，其受喜爱程度于1912年达到巅峰。据记载，有32000人参与了60场大型活动，总计在东京15个区中每百户便有4人参与到其中。 (238) 这些活动包括一般性聚会，为商人及实业家量身定制的讲座演讲，以及专为贫民和居住在东京商业区的下层社会人士所举办的活动。“通俗教育”的支持者们认为：“通俗教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 (239) 而是有趣得多，因此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对民众产生积极的影响” (240) 。然而，当爱国性及激励性宣讲佐以投影仪的幻灯放映以及愈来愈多的电影，这些潜移默化式的教育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若单单举办讲座活动，300至400人会参与；然而，若将娱乐融入其中，为教育“影响”这剂良药注入丝丝甜意，参与活动的人数竟增加了二倍有余。 (241) 无论这种劝诫活动在东京的平民阶级和贫民窟是否有效，大正早期政府都撤销了对城市宣讲活动的资金支持，部分源于政府对城市意识形态的忧心反复多变。然而，各方在城市相关事宜缺乏共同利益，与此同等重要的是缺少一个随时待命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由城市的地方领导者们组成，可作为社区意识形态的监管人。
其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日俄战争结束后，无论民间抑或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皆仰仗地方精英，这种依赖感始于明治早期。理论家们在多方面都提及“地方极具影响力之人”——“融资者”“有力者”“地方名望家”“笃志家”，但近乎皆指代具有公正公平、宽厚待人及为地方无私服务精神的人。山县对地方精英的定义更着重强调为社区服务，且与政治无关。在1880年代山县的地方政府规划书中，“地方名望家”是乡村的顶梁柱，担任地方官员及自治组织的行政人员，不收取任何酬劳且远离党派政治。但是，部分“名望家”现已成为国会议员并加入政党，另一些人则同原敬等党派领导人进行交易。这些党派领导人以政府资金为筹码，允诺为地方性项目提供支持，来换取“名望家”们对党派的支持，从而扩张政友会的影响力。 (242)
虽然不久就证实，将地方精英隔绝在政治舞台之外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对地方精英更常见、更精准的描述则提及他们在社区中享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1889年，有关地方名人的定义包括如下言论——如“‘融资者’即携有大量资金的人”。他们“由于享有土地资源、资金财富或家族声望，在地方颇有影响力。抑或，如果没有资金及家族背景，他们也一定精通某些方面的学识，因为没有土地资源，他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取得成就并赢得回报。这些人也可称作‘名望家’” (243) 。这些名人也被进一步描述为：在金钱上大方慷慨，且具有高度的团体精神。1980年，“融资者”因公共服务而备受民众称赞，如出资建设学校，为贫苦学生提供学费，在抢米风潮中开展社会救助，以及建造“县内首屈一指的公共会堂，雄伟宏壮且融日本、西方建筑特点于一身” (244) 。同样，当地具有影响力之人也十分关注乡村居民的教育问题。正如地主儿子出身的记日记者相沢一样，他们也加入了“发达协和会”，帮助当地村民以及整个村子发家致富。 (245) 社会经济学将这些颇具影响力之人称为“地主”，他们通常是明治早期时的“豪农”，幸免于1880年代的通货紧缩危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累积土地资源。1870年代，这些人曾是当地“殖产工业”的支持者，并逐步扩张其金融业务范围， (246) 将业务率先延伸至地方商业活动，并在1890年代及1900年代进一步延伸至城市资本投资及证券领域。随着业务的扩张，“地主”与乡村之间的联系逐渐削弱，因此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思想家们对“地方精英”所下的定义也发生改变，唯恐上述精英不完完全全属于“地方”。 (247)
的确，在1900年代，内务省一直寻求富有“地主”的援助。内务省鼓励他们去召集同僚一同为政府出力，而非利用公共资金在战时举行胜利庆典，或是在紧张的战后管理时期建造更多的校舍和公共建筑。 (248) 思想家们鼓励——甚至有时阿谀奉承——这些地方富豪们，这意味着地主们所做公益事业的价值远超过政府工作，因为这些公益事业都是由民众所操办的。金原明善为静冈县一位声名显赫的地主，且热衷于公共事业，他向皇家林区一荒芜贫瘠之处捐赠树苗，据报道金原栽种的树苗茁壮生长，而皇家森林局所栽种的树苗却枯萎死亡。除了赞扬金原报德之品行，杂志《斯民》有报道称“相较于民间企业，政府完成任务所耗经费更多，而所得结果却不及民间企业” (249) 。
据说，金原向社会的捐赠已达数万日元，如他这样为社会公共事业慷慨解囊之人并非个个县区皆有。随着地方需求耗费增加且愈来愈复杂，思想家们开始拓宽对“地方领袖”所下的定义。井上友一援引儒家道德模范行为的理念，即“一人之美德可惠及全村”。井上以“‘地方笃志家们’的美好事业” (250) 为题，发表了大量演说及文章。 (251) 但是，他们在赞扬布施者们时会愈来愈多地提及一些町村人物，如町村长——无论贫者富人、小学校长、地方官员、小地主、警察、老师、在乡军人、神道教士还是佛教僧侣 (252) ，这些人以其他方式为地方做出了贡献。文部省表彰嘉奖了旧时拥有土地资产的名人显要，以及现今的小职员们（如学校教师），因为他们“在自治、习俗改革、影响及经济领域” (253) 取得了成果进展。这不同于早前的情况，也不同于“美国融资者（有影响力的人）——安德鲁·卡内基” (254) 所提出的模式。
然而，尽管对地方精英所下的定义在不断延展，明治后期的思想家们常常提及：在理想方案中，町村长本身应拥有足够的财富以及影响力来支持其职务（如町村长以及青年团、在乡军人会和农会的名誉主席），并仍能够创造充足的财富，对适宜的事业领域进行商业捐助。但是，自从乡村阶级——拥有等同丰富土地资产且其中非当地居民人数不断增加——应每个意识形态活动的核心发起有关政党、名人个人和地方人际关系的号召，旧时的“地方精英”通常无法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是因为在明治早期的自发性地方慈善模式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复杂的国家需求。此种情形之下，社会、地方以及名望家发展过快，无法适应过往的町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