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与公民教育
一
一方面，民间理论家带头积极阐释、宣传公民道德的内涵；另一方面，文部省致力于将公民道德教育融入学校教育制度，然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虽然中央政府于1890年颁布了教育新政，但这并不能保证各地方政府会立即落实新政。这和之前数十年间的情况并无二致。
1890年代至1900年代， (244) 为将国家公立教育置于行政监管下，文部省忙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文部省试图以《教育敕语》为蓝本，规范道德教育，并借助《敕语》拥有的国家权威，提升其本部的行政影响力。
文部省率先行动，通过向各个学校分发《敕语》复本，并规范其保存、使用及庆典诵读等事宜，实现《敕语》制度化，有利于规范和监管公立教育 (245) 。1890年代末，国会就推进教材标准化一事施加压力；1920年爆出的教科书丑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此双重影响下，文部省得到授权，从私人出版商手中接管基础教育课本编纂的任务。为此，国会保守派通过专门决议，呼吁国家应有效督导道德教育，“以培育忠心、孝心、爱国心，实现本国文明的进步发展” (246) 。自1903年第一版政府指定的教科书问世以来，无论是德育，还是历史、语言和地理教学 (247) ，学校均采用全国统一的官方教材。直至二战结束，教科书共历经四次编修。形形色色地针对教师和师范教育的法令法例先后出台，以规范授课，统一教材 (248) 。此时，《敕语》俨然成为道德之基石，一大批国家指定教材编纂完成，众多接受公立教育的教师应聘入职，在此基础上，文部省继续推进公民教育事业。
显而易见，学校和军队构成了国家的保护机制，其影响力无处不在。明治晚期，在民众接触的众多意识思潮中，灌输给小学生的思想意识信条大约是内容最为同一、目的最为单一的。国家为统一意识形态不遗余力；但纵使推出如以上有着清晰导向的举措，政府实施监管亦步履维艰，且监管范围十分有限。在1880和1890年代，公民道德成为精英阶层论辩的议题。理论家们经过商讨，虽最终回答了公民道德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但整个过程始终囿禁于狭小的圈子和相对闭塞的社会氛围中。但理论家们支持宣扬公民价值观；在多级县政府的努力下，公民价值观经由老师的阐释解读，为众多来自不同阶层的民众所接收。由此可见，相较于实现国家统一，事实证明将其写进法令法规更为简单。往后数十年，文部省一直致力于责成各学校保证思想教育的连贯性。
纵使缺乏法律支撑，文部省仍尽力将《敕语》塑造为德育之基石。
尽管1890年代后期， (249) 枢密院再三要求教育法令应补充一款明确提及《教育敕语》一词的条例，但是，政府坚持认定此做法与宪法违背而拒绝执行。最终，人们仅能于日本在其殖民地颁布的教育法令——1911年的朝鲜教育法令和1919年的台湾教育法令——中窥见《教育敕语》四个字。并且，为平息朝鲜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教育敕语”一词于1922年从教育法令中销声匿迹 (250) 。为使《教育敕语》成为法定规制，文部省并未通过法律途径，而是借助天皇权威实现此目的。部分源于此，校园礼节仪式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工具，其重要性不亚于课堂正统的道德教育。
明治晚期，教育政策时而受到官僚机构操纵，时而受到意识形态的主导。在这种背景下，校园礼节仪式开始逐步走向标准化。学校礼仪条例源于1891年文部省下发的一道中央指令。此后，政府机构印发各类文件推进学校礼仪的标准化进程——1892年和1893年，各县政府贯彻文部省指令的精神，先后出台指导性文件（文件的措辞同中央指令完全一致或略有不同）。此后，或是基于各县政府通过建立与学校领导的良好关系，或是出于某些地方教育官员的积极推动，县级教育条令在本行政层级得到进一步细化（人们不时对以修饰润色）；此后10年间，就如何诵读《敕语》和膜拜天皇挂像（挂像悬挂于保存有《敕语》复本的漆盒或木盒后），各学校均建立起特色鲜明且多为细致入微的礼仪指南。例如，在校小学生不仅应“心存敬畏”，还要求在行为规范方面“挺直腰背，双手垂于体侧。五指并拢，手掌略微朝前，小指位于大腿处”——活脱脱好似详解高尔夫击球的准备姿势 (251) 。各地教育部门在细化国民教育指令的基础上施行的教育法令颇具代表性，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各地采取的因地制宜的细化措施亦被文部省写进随后颁布的教育指导方案中。曾经为天皇肖像争得挤破脑袋的校长们如今争先恐后地为本辖区争得第一份《敕语》复本。事实上，《敕语》的例行诵读俨然成了神圣的仪式，究其原因，狂热和虚荣的地方主官们是始作俑者 (252) 。
1890年代，全国逐步确立起统一的礼仪范式。不论是每年的国庆假期，每场校园庆典仪式，还是每月为此特定主题所做的集会活动，学生们总能听到校长吟诵《敕语》。一至三年级的孩子们在德育课上跟随老师反复诵读《敕语》；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则要求背诵《敕语》。
学生在庆典仪式上背诵 (253) 《敕语》已俨然成为校园典礼中颇具象征意义的时刻；这种场景好似在美国，人们向星条旗宣誓，以表忠心。学生谈到《敕语》，自然会想到学校权威和国家权威的代表——校长和天皇，以及温顺的举止，肃穆和神圣的气象 (254) 。
但是事实证明，相较于在课表中设置《敕语》课程，将《敕语》融入学校礼仪则容易得多。为此，1891年，“基础教育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奠定了《敕语》在道德教育的基石地位；不久，各类有关《敕语》的文本和评论接踵而至 (255) 。鉴于人们习惯不假思索地机械背诵《敕语》，井上毅（1893年擢升为文部大臣）下发指令，痛斥仅仅死记硬背《敕语》文本的禁锢，疾呼“教师引导”的必要性 (256) 。事实上，1890年代，学生每周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下接受三小时的道德学习；这个具有献祭意义的规定明显由各种内容混杂在一起。参照当时的课程计划和学生笔记，我们可知，礼仪和道德学习占据了相当大部分的课堂时间。依据《敕语》在孝道方面的训谕，一年级的学生应在离家和回家时告知父母；四年级的学生就孝道展开讨论，话题包括“关爱父母和照看马驹、小狗等动物有何不同”；三年级的学生需学习如何在站立和端坐时诵读《敕语》，以及如何像打扫自家一般认真打扫教室；年长的学生不允许在谈话时使用冗余无用的表达；否则，他们会遭到鄙视，以致无法达成其目标。德育课程通过讲授“公民道德之精髓”，能够很好帮助学生适应即将同外国人混居的社会变化；老师授课时援引的例子亦是丰富多彩——既有传统神话传说，也有塞缪尔·斯迈尔斯的经典著作《自己拯救自己》 (257) 。
教师课内通常是援引历史英雄传奇和民间神话、逐字逐句地教授《敕语》。而在课堂之外，《敕语》亦成为插画图书、投影秀和“双六”新年游戏颇受青睐的主题，从而普及了《敕语》：“若你在诵读《敕语》时犯了一个错误，你就白白错过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遇” (258) 。《敕语》措辞虔敬，用于描述神话英雄茂太郎的传奇经历再恰当不过——即忠诚孝顺的“桃太郎”打跑了来自恶魔岛的妖怪 (259) 。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敕语》通过英雄故事和训诫诤言的形式在大众中普及。这个普及形式恰好解释了1913年某地对应征入伍者所做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受访者共1343人，年龄均为20岁，正常情况下应在1900年代左右入读小学。在完成了6年高级基础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基础义务教育只有4年）的部分士兵中，只有30%的人了解《敕语》的内容，并能背诵其中的主要章节。
据调查显示， (260) 70%的中学毕业生（这群学生当中的精英数量在当地只有167人）能够背诵《敕语》的大部分内容，总体表现优于应征入伍者。 (261)
《敕语》在中学教授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老师疏于指导，而是学生缺乏兴趣。一篇写于1894年的名为《学习的实用价值》的文章颇能代表当时年轻一代的观点。这名青年作者从论述瓦特发明蒸汽机为这个创新思路切入，洋洋洒洒地写道：“如今，陆地上火车奔跑，大洋上蒸汽船航行，因此，交通运输更为便捷”。依照规定，他在文中也提及了《敕语》所推崇的美德，指出“忠于祖国，孝敬父母，善待兄弟姐妹，真诚交友”这些品质十分重要，并声称“天皇尤为重视这些品质”。此处，老师还用红字标示出其引述缺失的部分：“因此，仁慈的天皇陛下广施恩泽，颁布《敕语》以引导我们一众子民”。 (262) 然而在1890年代，相较于《敕语》环绕的神圣皇家光环，詹姆斯·瓦特的故事（其成就作为成功者的案例收录在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己拯救自己》一书中）在小学生中拥有更高的知名度，更强的号召力。作者颇为自信地总结道“锻造品德，扩充知识，方能在成年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反映了1870年代的社会潮流——将个人理想融入爱国主义——仍不失其感召力。
二
自甲午战争爆发，直至战争结束后，理论家所推崇的爱国主义风靡各个学校；不过，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理论家们呕心沥血的结果，不如说是师生的战争狂热情绪所驱使的结果。1894年9月，文部省下达一道指令，鼓励学生吟唱战歌，以提升其活力和精气。随着模拟军事训练铺天盖地而来，仇敌情绪日益浓重，军事主义愈发令人窒息；此情此景，老师不禁慨叹：学校是何等疯狂地沉迷于尚武精神或军国主义！于是同年12月，文部省再次发布指令，告诫学校不应让学生过度吟唱战歌。 (263) 然而，这道指令毫无作用，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纵使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两三年中依旧高涨，而德育在其并非一帆风顺的推行过程中，整体内容得以保存延续。
1903年， (264) 随着第一部国家德育教材问世，人们的部分疑虑随之消失，但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无论国家和地方教育官员精心编制的方案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教材，而是教师。事实上，新教材一经出版，较为激进的教育者就抨击教材对赫尔巴特一再推崇的个性锻造方面关注不足；而保守派和道德护卫者则认为教材重视个性发展，而忽视了忠诚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265) 与此同时，教师行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随着教师队伍吸纳更多新鲜的血液，国家实现意识形态统一更是困难重重。
1900年，全职教师的薪资、补助大幅缩水，社会地位下降，其尴尬境况在整个明治早期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18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曾一度萧条，老师的工资甚至低于技工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1899年，横山源之助发布了其著名的关于东京下层人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他给出的定义中，属于中层劳动者平均月工资为16.25日元，负担三口之家实为捉襟见肘。然而，同样需要供养三口之家的小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仅为13日元。 (266) 在经济低迷且前景黯淡的背景下，教师职业更鲜有人问津；可是当时小学入学人数却快速上升。鉴于全职教师数量不足，学校不得不聘请更多的临时/兼职教职人员（虽然其中多数人从未接受过教师专业培训）。有些是代课老师——短期教书后即转向其他行业；也有些准老师——教书是他们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267) 实际上，明治晚期的就业指导者都极力建议，中学毕业生先通过亲戚朋友的推荐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以避开“生存的竞争”。 (268) 人手不足时，一些能力不足、资质可疑的老师也到学校浑水摸鱼。1907年，在山形县的一次教师资格考试中，一位年轻人看着身边参差不齐的应试者不禁大为震惊：“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次品展示区”。 (269)
进一步探究教师短缺问题时，我们还发现各个学校的教师跳槽频繁的现象。老师们“上午还在甲学校教书，傍晚就跳到了乙学校；或是昨天工作地点还在甲县的学校，今天就已经跳到乙县上班了”。 (270)
1897年， (271) 全国共有43593名全职专业教师；其中超过14000名教师在校任职不到五年；约6000名老师不到一年即跳槽到别的地方。 (272) 1908年，科班老师的数量开始增加；但即使在获得资质认证的教师中，也只有26%的老师曾接受过国家师范院校的严格培训和实践磨练。人们报考师范院校有两大基本动因：其一是生活窘迫，而学生无须支付师范院校的学费；其二是逃避兵役，通常服兵役时间长达两年；而从事教师职业的毕业生只需服满六个月即可。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报考师范院校的人数上升；一旦经济回暖，不少专职老师亦纷纷离职，寻找薪资更为优渥的工作。 (273)
由于教师薪酬偏低，素质参差不齐且跳槽频繁，其社会地位远低于教师行业理应享有的理想社会地位，甚至不及发放教师薪资的地方政府的预期。因此，1890年代至1900年代间，教员们呼吁提高教师工资和相应政府补助，并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业标准。曾经，教师职业被视为“天赋的使命”； (274) 如今，这一理念已湮没于历史中。直到1907年，一些教育者倡导“职业精神”；还有一些人试图将教师塑造为传道授业者，以重振教师行业。让政府大为头疼的是，当教师行业面临危机的同时，政府正千方百计招聘小学老师，期望他们能大力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在当地的传播。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仅文部省，甚至内务省和军队都将学校纳入各自思想体系建设的范畴。然而，现有的多数教师都未接受过正规的师范培训，且思想信念摇摆不定。小学校长（有时，老师认为他们“官腔十足”）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的确，无论是从职位还是从价值观的角度，他们都与那些拿着微薄工资的临时教职人员有着天壤之别（而后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引领公民道德的旗手），而与当地官职人员有颇多相似之处。 (275)
国家意识形态不统一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的受训背景和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由于老师易受最新的时代流行思潮的影响，且青年教师尤其易于跟风。1900年代，20岁左右的青年教师并不热衷赫尔巴特或孔子的思想；他们更倾向于从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哈姆雷特中汲取灵感。而这些老师中多数是面临日俄战争后“就业困境”的中学毕业生。
由于无法像其前辈一样在毕业后直接担任公职或其他光鲜的职业，他们或出于权宜之计暂时选择了教师一职，或将其作为终生职业。 (276) 不过，恰如小说家田山花袋笔下那位几乎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乡村教师所言，彼时周围的村民“成天谈论如何养蚕致富”；而这些受过教育的年青一代则将其对俄罗斯小说、自然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以及社会理想主义的偏爱带进了课堂。 (277) 每逢这些年轻人被要求参加当地由文部省主办的德育讲座时，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912年，一位老师在聆听了有关国体和国家道德的讲座后写道，他无法接受讲座中的三个观点：一是国体和国家思想意识不可变更的观点；二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抛夫弃子后，也丧失了一切获得幸福的机会的观点；三是在德育中，学习不必一定与实践结合的观点。他辩称，国体在过去的两千年并非一成不变；今后，它也必定会因时而异。王阳明曾指出“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并且这也在明治维新的历史变革当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相较于他在国体或王阳明学说方面的态度，在探讨娜拉时，他的情绪更加激越，言辞更富感染力：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个人主义，所以我们不应以日本文化的标尺判断娜拉的选择；况且，幸福是一个关乎个人情感体验的字眼。 (278)
当时，人们普遍欣然接受这种折中主义，并对此不加掩饰。25年后，这位老师回忆道，在明治末期，学校的使命是教育启迪学生，而不是灌输思想，“也不会有人成天念叨日本精神或此类教义”。 (279) 一位地方师范院校1907届的毕业生亦有着类似的体会。1934年，据他回忆，上述理念即便在那些坚定捍卫教育原则的机构也相当盛行：
如今，当局态度强硬，千方百计试图控制意识形态。可在过去那个时代，这种控制遇到了重重困难，且亦是徒劳无望的。这种局面类似于人们可以欣然接受“自治政府”；现实中，我们主导着思想意识的发展。 (280)
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老师或将自由政治理念融入教学，或成立教师工会，或逐步接受社会主义，这都有碍于当局施加控制。 (281) 此后，教师行业逐步趋向稳定。小学教师中，绝大部分是接受过统一培训的师范学院毕业生；同时，教师岗位流动性下降，老师再也不能随意跳槽。
批评家们经常批评一种所谓的 (282) “师范学校老师”，认为他们在知识上缺乏创新，在道德主义上过于僵化。这种老师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导致培养了学校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283) 然而，正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厉和僵化的控制，政府才有能力压制老师们多样化的知识和政治热情。
三
因此，公民教育难以捉摸的一致性成为教育官员、保守派政治家和民间社会批评家们长期讨论的话题。
截至明治政府末期，《教育敕语》的影响从学校扩大到公共仪式和协会，正如1900年议会决议所提议的，这项举措旨在检查群众中“道德教学恶化”的程度。 (284) 1907年，《教育敕语》的官方英译版问世，外国的教育家纷纷称赞其为最高的伦理和道德原则。 (285) 然而，就在同一年，批评家大隈重信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不断对忠和孝推陈出新只是一种“空虚的虔诚”。1912年，记者浮田和民评论说：“虽然全国都知道并且熟记《教育敕语》，但是这些仅限于口头上。即使教育家能够像背佛经一样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他们却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286) 一直崇尚爱国的海老名弹正也同样地指责教育过于形式主义，他引用了东京大学教授的一句警示语：过分强调《教育敕语》会产生跟我们意愿相反的效果。随着人们越来越适应《教育敕语》，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感激天皇了，只是仅仅“将忠孝挂在嘴边”。 (287) 1909年，《朝日新闻》评价《教育敕语》“对日本民众是非原则方面的教育不够”，因为仅仅依靠忠孝道德运动反对当下政治和财务腐败是远远不够的。1911年，新闻界出现了一个更为讽刺的评论，此评论质问“一切提倡教化和藐视道德风尚之言谈”的必要性。毕竟《教育敕语》已经指导了青年人20多年，而且“除非教育在社会中不起任何作用，教化便无需进一步的强化。 (288) ”
实际上，教育家一直怀疑修身教育的效果。一位优秀教育家在1914年写道：“每个人都认为在低年级开展伦理道德教育没有意义。”一位1911年毕业的初中生评论道：“只依靠中学学习的伦理道德很难在大阪维持生计。伦理道德教育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并且缺乏常识。” (289) 随着1910—1911年“大逆事件”的爆发，社会广泛要求对整个“道德教育”事业进行重新评估。山县有朋，文部省、国会官员及其他舆论人士又重提1880年代的论争，主张使用国民道德来统一民众思想和保护国体。这一次反对的对象变为国内新的敌人——社会主义者。 (290) 为了应对挑战，他们建议更新道德教育的内容，评论家也重新审核了各种可能的革新方式。一位论者总结认为当时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武士道精神都已过时：“为了我们能够和强国相匹敌，所有的武士阶级必须做的就是勤俭节约。” (291)
然而，民众对于依据意识形态建立的新道德基础观点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他们再次诉诸《教育敕语》。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同样的意识形态重复多次。1935年，一个半官方消息对教育这样评价：“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教育界正如当代的普通知识界一样，缺乏建立意义非凡的《教育敕语》的动力”。因此，正如40年前的教育形式一样，这仍旧是1930年代中期“最紧迫的教育问题”。 (292)
虽然学校没能一直满足上级机关对思想教育的期望，但是他们成功地向后来几代人传递了公民道德教育的概要。1934年开展了一项询问儿童关于《教育敕语》来源的民意调查，三分之五的孩子认为它产生于一般的帝国范畴，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正确回答来自明治天皇，其他人认为来自当今天皇、皇室和宫内省。答错的学生当中，11%的学生将《教育敕语》的颁行归于文部省，倒也可以理解；有一个孩子的回答颇为早熟地显示出他对当地官僚权力机关的了解，他说：“这要归功于市政厅里的人”。 (293) 对《教育敕语》的梳理和阐释精致得几乎不可思议，仍是思想家们心中的一个谜，但是忠君爱国与天皇和国家政权的联系多少都完全达到了效果。 (294)
经过民间思想家的精心锻造和文部省以及各类政府机构的大力推广，公民教育作为公民忠诚的最低要求已经渐渐地在更多民众当中建立起来。 (295) 1930年代，儒家社会伦理正式命名。它划分出世俗道德界限，日本人须要在“忠诚和爱国”中定位自己，或者至少不公开违犯这一点。尊重祖先乃是扎根在民众心中的社会习俗，与皇族永存的思想导向交相呼应，并通过反复的互动和强化，将皇族、国体与国家、天皇联系在一起。社会道德传统和国家冠冕堂皇的专横价值观的连接从新的社会道德观中产生出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既让民众觉得无比熟悉又觉得要求相当苛刻。
(1) 102
(2) 本书第五章之后的内容由北京科技大学2013级翻译硕士翻译团队合作译就，全体译者包括（按照翻译页码的先后次序）：白雪莲、蔡璧岭、高荧、郭佳琪、贺秋香、金得利、刘亚婷、刘媛媛、孟晨、申一宁、司旭、汤雪萍、吴东欣、杨小丽、周颖。此部分所有译文均由范一亭校对修改。在此，本翻译团队谨向支持此翻译项目的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就日本语言和文化问题请教了北京科技大学日语系同学以及在日本城西国际大学留学的张念慈博士，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译者注
(3) 103
(4) 在占领当局的命令之下，日本议会最终在1948年6月宣布废除《敕令》。驻日盟军总司令、民间情报教育局，《新日本的教育》，卷2（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48），172；驻日盟军总司令，《日本政治的重新定向》2：585；西锐夫，《无条件的民主：盟军占领时期日本的教育与政治，1945—1952》（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出版，1982），146—157。
(5) 武田清子、中内敏夫，“天皇制教育的体制化”，《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卷5，日本近代教育史》（岩波书店，1965），64—117；仲新，《明治的教育》（至文堂，1967），172—176、212—215、239—245。森的“中央集权”见：霍尔，《森有礼》，397—408。 （转下页）
(6) 104
(7) （接上页）论述教育的基本资料包括：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后日本教育制度发达史》（以下简称《发达史》），全14卷，所影印的资料基本上很全面。全面的论述参见：国立教育研究所，《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以下简称《百年史》），全10卷。简要的摘要参见：文部省，《学制百年史》，全2卷；赫伯特·帕辛，《日本教育：英语文献提要》（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1970），14—32。
(8) “小学的建设”是“府县设施顺序”13点中的第10点，发送到新政府各省属地而不是政府的领域内。《发达史》1：228—231。对早期政权产生影响的本土主义者包括玉松操，平田铁胤，以及矢野玄道。《百年史》3：263—274。
(9) “大学规则及中小学规则”，《发达史》1：139—142；仓泽刚，《小学的历史》，卷1（日本图书馆社，1963），33—38；《百年史》3：279—287。这些以及其他教育法律法令在内阁记录局《法规分类大全》卷58（原书房，1981）中按照年代顺序进行了再版。
(10) 大久保利通，“关于政府体裁的建言书”（1869年2月）；伊藤博文，“国是纲要”（1869年2月）；木户孝允，“应以振兴普通教育为当务之急的建言书案”，《百年史》3：258—262。
(11) “文部省二则”（1872年2月），《发达史》1：250—251。
(12) 《学制》和它的序文《被仰出书》（1872年9月），《发达史》，275—299；仓泽，《小学的历史》1：256—271。序文的翻译（略有出入）参见赫伯特·帕辛，《日本的社会与教育》（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1965），209—211。
(13) 105
(14) “教学大旨”，《明治天皇诏敕谨解》，592—595。翻译版本见帕辛，《社会与教育》，226—228，略有出入。
(15) 《元田先生进讲录》（1910），94；海后宗臣，《元田永孚》（文教书院，1942），133；夏夫利，“元田永孚”，327。
(16) 《明治天皇诏敕谨解》，592—593，《明治天皇记》4：757—759；帕辛，《社会与教育》，227—228。
(17) 106
(18) 唐泽，《教科书的历史》，60—64.
(19) 海后，《元田永孚》，1—69；夏夫利，“元田永孚”，302—33。海后宗臣，《西村茂树·杉浦重刚》（北海出版社，1937），8—92；以及夏夫利，“西村茂树：关于现代化的儒家观点”，载《改变日本对现代化的态度》，马吕斯·B.詹森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193—241；江木千之翁经历谈刊行会，《江木千之翁经历谈》（1935），卷1。
(20) 《百年史》3：589—591。
(21) 江木千之，“教育敕语的推行”，《教育五十年史》（1923），152—153。
(22) 译自马库斯·威尔逊《第一读者》，第五课（1873），唐泽，《教科书的历史》，70。
(23) 西彼杵郡教育会，《小学校长讲习会讲演录》（长崎，1918），19。
(24) 107
(25) 例如，“国教论”（1884）：《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卷2（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40），297—298。
(26) 伊藤博文，“教育议”（1879）：稻田正次，《教育敕语制定过程的研究》（讲谈社，1971），46—47。海后宗臣，《教育敕语制定史的研究》（讲谈社，1965），95—97；翻译见帕辛，《社会与教育》，229—233。
(27) 元田永孚，“教育议附议”（1879）：稻田，《教育敕语》，50—51；海后，《教育敕语》，98—101。
(28) 稻田，《教育敕语》，47；海后，《教育敕语》，96；帕辛，233，略有出入。
(29) 108
(30) 仓泽，《小学的历史》2：200—202。
(31) 《发达史》2：493—497。日本部门也编写了自己的教科书，其中第一册收录了1881年西村茂树一篇论述道德的文章，名为《诸学修身训》。《日本教科书体系》2：6—37。
(32) “小学教员心得”（1881）。其中16篇文章中的第1篇论述忠诚与道德，第14篇论政治学；“小学教员资格证授予方法心得”（1881），《百年史》3：946—50。
(33) 例如，仲新，《明治初期的教育政策和在地方的落实》（讲谈社，1962），816—849；《长野县教育史》，卷1（长野县教育史刊行会，1978），372—437，《百年史》3：953—977。
(34) 《江木千之翁经历谈》1：124；仓泽，《教科书的历史》，150。
(35) 109
(36) “裴斯塔洛齐氏传”，《东筑摩郡教育会杂志》，1—5号（1884年10月）；“讲习院太田鹤雄先生口授笔录”（1884年10月），对于这些和其他参见：《长野县教育史》6：496—502。
(37) 例如：“学政要领”（约1885），《森有礼全集》1：351—356。在不同的草稿当中，“国民教育”成为国立教育、国体教育和国家教育的修饰之词。森在1880年代末的演讲与作品中反复表达了这些情感。亦参见霍尔，《森有礼》390—447。
(38) “在福岛县议事堂对县官郡区长及教员的演说”（1887），《森有礼全集》1：549；霍尔，《森有礼》，437。
(39) 尤其可见于“对森文相的教育意见书”（1887），海后，《元田永孚》，207—209；霍尔，《森有礼》，443—444。
(40) 元田永孚，“教育大旨”，稻田，《教育敕语》，188—192；海后，《教育敕语》，217—229。
(41) 西村茂树，“明伦院建议”及“修身书敕撰问题记录”，《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395—400；夏夫利，《西村茂树》，237—238。
(42) 110
(43) 仓泽，《小学的历史》2：980—1028。
(44) 《长野县教育史》6：520—31。
(45) “关于名为主义的事物”，《信浓教育》（1897年5月）：1—9。
(46) “文明与金钱的关系”及“英美的异同”，《尾崎行雄全集》（1926）3：146—159、232—235。
(47) 相泽菊太郎，《相泽日记》，130。
(48) 111
(49) 法律文件参见：“法学士会关于法典编纂的意见”（1889年5月）；增岛六一郎，“论法学士会的意见”（1889年6月）；“明治20年的法律社会及法理成果”（1890年1月）；其他可见星野，《民法典论争资料集》，14—21、35—37。代表性的官方评论参见：石井省一郎（岩手县知事）的“妻子们拿来西装”（1888年10月），见利谷信义，“明治民法中的‘家’与继承”，《社会科学研究》23，1号（1971）：41。穗积的著名文章总结了1888—1890年之间的保守派观点，并且开启了对民用法典进行争论的主要阶段，参见：穗积，“民法出而忠孝亡”（1891年8月），见星野，82—85。
(50) 笹川临风，《明治还魂纸》（亚细亚社，1946），18—19。
(51) 《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8日。
(52) 保守机构的代表性话语，参见《明治会丛志》早年各期如1—6号（1888年10月到1889年5月）该明治会的期刊，明治会由佐佐木高行等人创立，自第6号以后刊载的内容涉及其关于敬奉诸神、忠诚于皇权以及爱国主义的各项原则。还可参见西村创立的日本弘道会的期刊《弘道会杂志》（1887年11月—1889年7月），弘道会在这个时期兴旺发展起来，其纲领与目标参见：《日本弘道会四十年志》（1918），67—94、161—166。以及《日本国教大道丛志》卷1，1—10号（1888年7月到1889年4月），各期开篇印有其宣扬神道教、儒教以及佛教混合信仰的宣言。
(53) 112
(54) 参见派尔，《新时代》，特别是53—98页。关于这种对“国家的”词语的应用，参见：《东京电报》（1888—1889）上陆的社论，《陆羯南全集》1：397—400、533—534、564—566、638—539，等等。
(55) 《日本主义》（群马县，前桥），1号（1890年2月11日）：1—6。
(56) 尽管民族主义者被贴上了“保守”的标签，但是他们把“保守主义者”这个术语分配给了反西方的道德主义者。“故老”一词通常用来形容保守或反动。如德富苏峰《新日本之青年》（1887），《明治文学全集》34：134—137；陆羯南“近时政论考”（1890），《陆羯南全集》1：62—63；山路爱山，“现代日本教会史论”（1906），《基督教评论·日本人民史》（岩波书店，1966），99—103；派尔，《新时代》，94页及各处。
(57) “误谬忠爱论的燃出”，《日本》（1890年8月6日），《陆羯南全集》2：644—645。
(58) “社会礼修论”，《日本》（1892年1月3—4日），《陆羯南全集》3：365—368；“普及无限”，《日本》（1892年9月23日），同上，3：615—616。
(59) 113
(60) 关于帝国的机构可参见例如：“伊势的太庙，皇室与行政府的关系”（1888年9月21日），《陆羯南全集》1：532—534。关于儒家与佛教参见：“近时政论考”（1890），同上，64；派尔，《新时代》，94—96、124—126。
(61) 建部豚吾，“明治思想的变迁”，《日本》1898年4月22日。
(62) “国民性的观念”，《日本》（1889年2月12日），《陆羯南全集》2：7—8。
(63) 114
(64) 稻生典太郎，《条约改正论的历史性展开》（小峰书店，1976）；井上清，《条约改正》（岩波书店，1955）。“修改条约的热潮”参见：山本茂，《条约改正史》（高山书院，1943），436。
(65)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发生的对外强硬运动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11及各处。
(66) 《山阴新闻》，1889年7月29日。
(67) 115
(68) 酒田，《近代日本》13—30；《陆羯南全集》2：多处。
(69) “条约改正”，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28—30。在小说的标题中畅销小说的作者会利用条约改正的宣传价值，但这与他们所讲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关。例如涩柿园主人，《政治小说 条约改正》（1889）；末广铁肠《政治小说 治外法宪 情话篇》（1889）。参见稻生，《条约改正论》，604。
(70) 官员们辩论的完整记录参见：“明治二十三年二月地方长官会议笔记”（1890），“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手稿）。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有引用都出自此抄本。关于纪念碑的讨论及文书参见：稻田，《教育敕语》，163—169，；海后，《教育敕语》，137—140。
(71) 116
(72) 117
(73) “关于德育涵养之义的建议”，稻田，《教育敕语》，168—169；海后，《教育敕语》，137—138。
(74) 县政官员的列表参见［1890年，县政官员的大多数由一些专业的宪政官员组成，他们不断从一个县换到另一个县（如安场），是中央政府里人脉很广、大有前途的官僚（如小松原），是忠诚的萨摩或是长州人（如高崎），是老的精英阶层的成员（大名之家的松平），以及职业生涯晚期的官员］：栗林贞一：《地方官界的变迁》。（1930）；大霞会，《内务省史》4：552—646。
(75) 118
(76) 《东京每日新闻》，1890年2月16日；以及德富，《山县有朋传》2：1097—1103。
(77) 119
(78) “外交政略论”，《山县有朋意见书》，199—200。
(79) “关于国会开设的建议”，《山县有朋意见书》，85。译文见哈克特，《山县有朋》，93，略有出入。
(80) “关于国会开设的建议”，《山县有朋意见书》，85。译文见哈克特，《山县有朋》，93，略有出入。
(81) “军人训诫”（1878），德富，《山县有朋传》2：769。就像1882年“对士兵及水手之敕令”一样，这份较早的文件也是西周为山县起草的。
(82) 德富苏峰，《我之交游录》（中央公论社，1938），9。
(83) 120
(84) 《东京每日新闻》，1890年2月28日、3月4—7日；稻田，《教育敕语》，170—171；《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49。
(85) “与教育敕语发布相关的山县有朋谈话笔记”（1916），《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53—455。
(86) 《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464。关于元田参见：稻田，《教育敕语》，172。
(87) 121
(88) 中村的手稿参见：稻田，《教育敕语》，177—187。
(89) 《关于教育敕语致总理大臣山县伯的意见》（1890年6月），《井上毅传》2：231；稻田，《教育敕语》，196。
(90) 稻田，《教育敕语》，197，268—274；海后，《教育敕语》，328—330，359—360。
(91) 122
(92) 《井上毅传》2：231—232；稻田，《教育敕语》，196。
(93) 稻田，《教育敕语》，217—220；海后，《教育敕语》，259—262。
(94) 《井上毅传》2：232；稻田，《教育敕语》，196。
(95) “教育大旨”（1890年6月）：稻田，《教育敕语》，188—192；海后，《教育敕语》，229—236。
(96) 稻田，《教育敕语》，243—244；海后，《教育敕语》，281。
(97) 稻田，《教育敕语》，227—242；海后，《教育敕语》，280—327。
(98) 123
(99) “反对模仿欧洲的一说”（1874或1875）；“儒教之思考”（1881或1882）：《井上毅传》1：47—54、3：497—500。
(100) 井上在皇典研究所的讲话（1888），援引自中岛三千男，“明治国家与宗教——井上毅的宗教观、宗教政策分析”，《历史学研究》，413号（1974年10月）：37。
(101) “儒教之思考”，《井上毅传》3：500。井上对于道德教育兼容并蓄的理念，参见：海后宗臣编，《井上毅的教育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934—945。
(102) 稻田，《教育敕语》，227—256、268—297；海后，《教育敕语》，355—380。有关此原稿的其他文献记载不完善，但是能够对于最终的意识形态混合提供些许不同的解读：梅溪升，“教育敕语制定的历史背景”，坂田吉雄编《明治前半期的国家主义》（未来社，1958），85—128；家永三郎，《日本近代宪法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67）；约瑟夫·匹陶，“井上毅，1843—1895，与现代日本的形成”，《日本纪念碑》卷20，3—4号（1965）：270—76。
(103) 据说外务卿青木周藏对此提出反对，其原因是信基督教的国家可能会对此作出反应。“与教育敕语发布相关的山县有朋谈话笔记”（1916），《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55；稻田，《教育敕语》，252。
(104) 124
(105) 《小学校令》文本参见：《发达史》3：56—73。条文1从道德教育、国民教育以及知识和技能教育等方面陈述了初等教育的主要目的。
关于枢密院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山县在1900年担任总理时将其增强），参见：久保义三，《天皇制国家的教育政策》（劲草书房，1979），2—61及各处。
(106) 海老原治善，《现代日本教育政策史》（三一书房，1965），111—118；稻田，《教育敕语》，257—267。
(107) 稻田，《教育敕语》，290—292。
(108) 《东京朝日新闻》，1890年11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11月2日；《邮政报知新闻》，11月17日；《东京朝日新闻》，11月5日；等等。还可见《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3：471—555。
(109) 《时事新报》，1890年11月5日。
(110) 《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11月2日。
(111) “谨读敕语”，《日本》（1890年11月1日），《陆羯南全集》2：748。
(112) 《士道论》，《日本》（1890年11月3日），《陆羯南全集》2，749—750。
(113) 125
(114) 例如，《教育报知》，241—242号（1890年11月8—15日）；《教育时论》（1890年12月—1891年5月），多处可见。
(115) 《邮政报知新闻》，1890年11月17日。
(116) 《东京朝日新闻》，1890年11月1日。
(117) “教育方针的敕语”，《国民之友》，100号（1890年11月13日）：42。
(118) 文部大臣芳川回忆了在这些方面民众对于《教育敕语》的反感，参见：“以教育敕语为借口的情况”，《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60—461。1868—1918年儒家思想在体制上的衰退，参见：沃伦·W.史密斯，《儒家在现代日本：关于日本思想史中保守主义的研究》（北星堂出版，1959），41—102。
(119) 引自夏夫利，“西村茂树”，238。
(120) 126
(121) “重野安绎氏之误”，《国民之友》，100号（1890年11月13日）：42—43。德富的早期批判参见：《新日本的青年》（1885），《明治文学全集》34：125—37。
(122) 《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11月13日。
(123) “伦理与生理学的关系”，《日本》，1890年11月7日；部分引自稻田，《教育敕语》，202—203。
(124) 横井时雄，“日本的道德危机”，《远东》卷2，4号（1897年4月20日）：154（原本为英文，这里对引用自《教育敕语》的内容作了修正以配合官方翻译，后文可见）。类似见解在1890年之后被广为接纳，参见如：《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11月13日。
(125) “论今后之德育及教育者的立足点”，《信浓教育》（1897年5—6月）：5—13。
(126) 127
(127) 谷本富，《实用教育学及教授法》。此书开端为：“啊，赫尔巴特，无论沉睡还是苏醒，我们都不能将这个名字忘记。啊，赫尔巴特，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都秉承着他的理论”。见堀松武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国家与教育》（理想社，1972），219—222。
(128) 井上毅，“关于教育敕语致总理大臣山县伯的意见”（1890），《井上毅传》2：232。
(129) “595本书长度的评论”的目录参见：后藤政一，《教育敕语相关文献目录》（教育敕语奉践会，1940）。
(130) 128
(131) 例如，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概论》（1912）；《教育与修养》（弘道馆，1910）；《伦理与教育》（1908）；《巽轩讲话集》（1903），等等。其著作的简述参见：山崎正和、宫川徹，“井上哲次郎：其人及其著作”，《日本哲学研究》7（1966）：111—125。
(132) 129
(133) 芳川显正，“关于德育的敕语之议”，《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52；江木千之，“教育敕语的推行”，《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2：467。
(134) 三枝博音、清水几太郎编，《日本哲学思想全书，卷3，思想·意识形态篇》（平凡社，1956），768。
(135) 井上哲次郎，“明治哲学界的回顾”（1932），见下村寅太郎、古田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卷24，哲学思想》（筑摩书房，1965），70—71。井上关于儒家方面的编纂内容包括《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以及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日本伦理汇编》（1902）。井上最著名的哲学论文是《现象即实在论》（1894）和《认识与实在的关系》（1901）。
(136) 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敬业社，1891），序言，重印于《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3：232。
(137) 据说井上在作评注时咨询了80多人，如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井上毅。《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3：2。关于其多次印刷见3：4；山崎、宫川，“井上哲次郎”，121。关于起草情况见：稻田，《教育敕语》，337—376。
(138) 见石田雄，“家族国家观的构造与机能”，《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39—96。井上的评注，不同于《教育敕语》本身，引起了诸多进步和保守学者的批评，如：源了圆，“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的解释”，坂田编《明治前半期的国家主义》，191—198。
(139) 井上哲次郎，“明治哲学界的回顾”，66。
(140) 130
(141) 井上哲次郎，《敕语衍义》（1891），序言，见《教育敕语推行相关资料集》3：232。
(142) 《东京日日新闻》，1891年3月15日；《日本》，5月2日；等等。
(143) 131
(144) 《东京日日新闻》，1891年5月14日；尾佐竹猛，《湖南事件》（1963）。
(145) 《日本》，1891年5月14日；《朝野新闻》，5月20日。
(146) 《日本》，1891年7月16日；《东京每日新闻》，7月12日。
(147) 《东邦协会报告》，1号（1891年5月）。见酒田《近代日本发生的对外强硬运动》，65—68。
(148) 大滨徹也，《明治的墓标》（秀英出版，1970），12。
(149) 132
(150) “亚细亚的前途”，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48；大滨，《明治的墓标》，10—13。
(151) 见小泽三郎，《内村鉴三不敬事件》（新教出版社，1961）。
(152) “致D.C.贝尔的信”，1891年3月6、9日，《内村鉴三全集》，卷20（岩波书店，1933），207—212。
(153) 久米的文章《神道乃祭天之古俗》发表于学术期刊《史学会杂志》（1891年10月至12月），田口卯吉在其大众杂志《史海》（1892年6月）上对这篇文章进行转载时引发了广泛争议。媒体反响的例子有：《东京日日新闻》，1892年3月4日；《日本》，4月8日。从神道教的角度来看的有：神道文化会，《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卷3（神道文化会，1967）。83—94。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的有：大久保利谦，“被歪曲的历史”，向坂逸郎编，《风暴中的百年》（劲草书房，1952），42—51。
(154) 《日本》，1892年9月18日；武田清子，《人类观的相克：近代日本的思想与基督教》（弘文堂，1959），281—297。
(155) 论战中的主要文章收录于关皐作编，《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之始末及评论》，全3卷（哲学书院，1893）。关于论战参见：宫川透，《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71），234—261；以及武田，《人类观的相克》，136—190。
(156) 133
(157) 藤岛了稳，“耶稣教的末路”，见关，《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3：18。
(158) 井上哲次郎，“教育与宗教的冲突”（1892），《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70—71。
(159) 见关，《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1：71。
(160) “关于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井上哲次郎氏的谈话”，《教育时论》（1892）：2—3。
(161) “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1：94、101—102。
(162) 《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1：115。
(163) 吉田久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59），153、222。
(164) 小泽，《内村鉴三不敬事件》，28；“两个J”的翻译见：角田柳作等，《日本传统之源》，856—857。
(165) “致D.C.贝尔的信”，1893年3月25日，《内村鉴三全集》20：243。
(166) 这些例外包括一些合乎逻辑的反驳，由基督徒柏木义圆、大西祝和植村正久提出。见武田，《人类观的相克》，174—187。
(167) 134
(168) 关于佛教，它也遭受了痛苦的政教分离以及迫害，见：樱井匡，《明治宗教史研究》（春秋社，1971），21—54。关于神道教，其苦难始于1870年代早期的西化，见：苇津珍彦，“帝国宪法时代的神社与宗教”，神道文化会编，《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2：183—214；樱井，21—54；岸本英夫，《明治时代的日本宗教》（欧文社，1956）。
(169) 持这种态度的典型是元良勇次郎，他对神道教、基督教、儒教以及禅宗事务上的个人和学术上的参与影响了当时许多首屈一指的宗教和知识分子。关于其“科学观”的例子和描述，参见：故元良博士追悼学术讲演会，《元良博士与现代心理学》（弘道馆，1913），149—164、406、444—448。
(170) 井上哲次郎，《教育与宗教的冲突》（敬业社，1893），序言。
(171) 井上哲次郎，“日本强大起来的原因”，《日本人》卷3，400号（1904年12月5日）：13。
(172) 在东邦学会的演讲，1892年6月，《井上博士讲论集》（敬业社，1895），37—40。
(173) 见常光浩然，《明治的佛教家》1：174—181。井上是活跃的哲学式的佛教拥护者。1903年井上创立哲学学院（哲学堂），在其中为四圣举办仪式，以向普通大众宣传哲学（及佛教）。今天这个学院仍留存于东京。
(174) 山本哲生，“关于‘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之论争的佛教方面对应”，《教育学杂志》（1977）：12—24；以及吉田久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153—166，及《日本近代佛教社会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4），195—200。殖民化是佛教徒最常讨论的话题。
(175) 内藤湖南，“明治二十一年将临”（1888），神田喜一郎、内藤干吉编，《内藤湖南全集》，卷1（1970），429—431；大内青峦，“母亲会变成陌生人吗”，《佛教》，71号（1893年6月20日）。在内藤作此评价时，他正在为大内的佛教期刊《明教新志》撰写文章。
(176) 谷本富，“耶稣教驳议”，《哲学杂志》卷8，79号，146。
(177) 135
(178) 井上哲次郎，“教育与宗教”，《太阳》卷18，6号（1912年5月）：146。
(179) 床次竹二郎，“关于三教会同的个人意见”，见吉田熊次，《我们的国民道德与宗教》（1912），78—79；《斯民》卷6，1号（1912年3月）：114—118；樱井，《明治宗教史》，444—455。
(180) 吉田，《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385—388。
(181) 例如“流行的种种”，《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10月7日，及9月28日至10月30日；《山阴新闻》，8月12日，及8月3日至9月24日；《都新闻》，1895年4月28日至5月2日；《福冈日日新闻》，1894年8月29日。
(182) 例如《日清战争实记》（博文馆），卷1—50（1894年8月25日至1896年1月7日）；角张荣三郎，《日清战争的故事》（上田屋本店，1895）；《通俗日清战争问答》（1894）；《日清战争双六》（1894、1895）；等等，以及唐纳德·基恩，“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与日本文化”，《景观与肖像：日本文化评析》（讲谈社，1971），259—299。
(183) 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62—71；大滨，《明治的墓标》，46—63。
(184) 136
(185) 高山樗牛，“明治思想的变迁”（1897），《樗牛全集》，卷4（博文馆，1905），434—435。关于“民族认知”，参见：“‘日本主义’创刊之主旨”及“关于日本主义的创刊”，《日本主义》，1号（1897年5月），1—39，及后续各期。
(186) 评论和参考书目见：稻生典太郎，《条约改正论的历史性展开》，507—551，、627—639。
(187) 井上哲次郎，《内地杂居论》（1889），见《明治文化全集，卷11，外交》，473—520。
(188) 尾崎行雄，《内地外交》（博文馆，1893），13、57—60。代表性的礼仪指南见：《七月来！内地杂居心得》（1898），49—65。
(189) 137
(190) 安田琢崇，《杂居准备忧国之泪》（1897），3。关于佛教徒见：稻生典太郎，“关于佛教徒方面对内地杂居的反对运动及其资料”，《中央大学文学纪要》3（1957）：35—50。
(191) 加藤咄堂，《佛教国民：杂居后的心得》（鸿盟社，1898）；《七月来！》33—39、129—131。
(192) 关于大隈参见：卯九会，《关于内地杂居的诸大家的意见》（广益图书，1899），6—7；铃木纯一郎，《国民要意：内地杂居心得》（1894），54。
(193) 安田，《杂居准备》，6—18；大隈，《内地杂居》，66—69；等等。
(194) 对待外国人态度的相关划分参见：“杂居派与非杂居派的区分”，《日本人》卷2，1号（1893年10月）：5—9。
(195) 外国人过去仪态的描述参见：今井正次，“关于明治二十年代的内地杂居倾向”，《国史学》，104号（1978年1月），1—22。
(196) 奥蒂斯·加里，《日本基督教史》，卷2（纽约：弗莱明·H.雷维尔，1909），266—267；岸本，《日本宗教》，277—279。
(197) 138
(198) 久山康编，《近代日本与基督教》（明治篇）（创文社，1956），226—264；吉田，《日本近代佛教社会史研究》，381—470。
(199) 139
(200) 苇津，“帝国宪法时代的神社与宗教”，191—204。村上，《国家神道》，77—119。D.C.霍尔顿，《日本的国家信仰：现代神道的研究》（1938，译者注：原文为“现代日本的研究”，疑有误）（纽约：帕拉冈重印，1965）。
(201) 苇津，“关于神祇官兴复运动的活动”，《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5：354—398；西田广义，“明治以后神社法制史的一断面：‘国家的宗祀’的制度性充实与神祇官复兴运动”，《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4：60—143。
(202) “教导职废止意见案”（1884），《井上毅传》1：386—392；“神祇院设立意见”（1890），《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2：280—281。
(203) 例如对国会的纪念，“关于神祇官复兴之议的建议”（1895）：苇津，“神祇官兴复运动”，371—373；“帝国宪法时代的神社”，205—213。
(204) 140
(205) 苇津，“神祇官兴复运动”，381、369—382，以及“告全国同志诸君”，《全国神职会会报》，2号（1899年9月）：1—6。这是神职人员协会的期刊。
(206) “神社局将新设”，《全国神职会会报》，7号（1900年2月）：47—48。
(207) “送走明治三十九年”，《神社教会杂志》卷5，12号（1906年12月）：2。神社协会与内务省的神社局紧密相连。
(208) 《全国神职会会报》，61号（1904年8月）：49；62号（1904年9月）：47—48。
(209) 141
(210) 神社作为纪念场所与“非宗教”的事务相关，例如：《神社协会杂志》卷1，4号（1902年6月）；孝本贡，“‘思想国难’与神社”，下出积与博士还历纪念会编，《日本的国家与宗教》（大藏出版，1978），322—333。关于神社整理参考如：河野省三，“神社神道的根本问题”，《神社协会杂志》卷7，10号（1908年10月）：1—7，及1907年10月，多处；《全国神职会会报》（1908年10月），多处；威尔伯·弗里德尔，《日本神社合并，1909—1912》（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73），81—93。
(211) 例如，水野练太郎，“关于神社”，《神社协会杂志》卷7，4—5号（1908年4—5月）：1—6，1—7；水野练太郎，“神社应成为共同体的中心”，《斯民》卷3，1号（1908年4月）：3—10；井上友一，“神社中心说”，《全国神职会会报》，122号（1908年12月）：1—8。塚本清治，“关于神社的注意”，《全国神职会会报》，208—210号（1906）。弗里德尔，《日本神社合并》，45—79。
(212) “内务省神社当局谈”，《全国神职会会报》，209号（1916年3月）：29—31；亦引自孝本，“‘思想国难’与神社”，325。
(213) 孝本，“‘思想国难’与神社”，320—325。
(214) 神社局活动参见：大霞会，《内务省史》2：1—60。文部省事务在1911年受小松原指示，参见：霍尔顿，《日本的国家信仰》，73。
(215) “神道大学必要论”，《全国神职会会报》，55号（1904年2月）：25。
(216) 142
(217) 井上哲次郎，《教育与宗教的冲突》（1892），8；或见，《井上博士与基督教徒》1：53。参见源，“教育敕语的国家主义的解释”，坂田编，《明治前半期的国家主义》，205。
(218) “神道作为宗教的势力”，《全国神职会会报》，106号（1907年8月）：35。
(219) 井上哲次郎，《国民道德概论》（1912），引自岸本芳雄，“神道与国民道德”，神道文化会编，《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3：319—320。
(220) 节庆（新年祭，新尝祭）参见：《神社协会杂志》卷7，2号（1900年2月）：63。从明治维新晚期国家神道教变得行之有效，参见：村上，《国家神道》。完整的全国管理机构只存在于1930年代，参见：西田，“明治以后神社法制史”，《明治维新神道百年史》4：63—64、119—136。
(221) 另一种观点参见：弗里德尔，《日本神社合并》，70。
(222) 143
(223) 宫田登，《活体神信仰：人祭祀神的习俗》（塙书房，1970），52—75。
(224) 长野县神社厅，《长野县神社百年史》（长野县神社总代会，1964），492—494。
(225) 例如天理教，它于1908年在神道教的13支教派中最后一个得到命名。次年，为保留其命名，天理教开始在其教义中宣称应视《敕语》中的天皇为神，然而其教徒却仍继续遭到迫害，参见：小栗纯子，《日本近代社会与天理教》（评论社，1969），263—267。
(226) 关于“1930年”参见：藤谷俊雄，《神道信仰与民众·天皇制》（法律文化社，1980），209—237；霍尔顿，《日本的国家信仰》，298—316。关于“撤销”参见：“神道指令”（1945年12月），威廉·P.伍达德，《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与日本宗教》（莱顿：E.J.布里尔，1972），322—341。
(227) 144
(228) 现代定义的列表参见：理查德·迈尼尔，《日本传统与西方法律：穗积八束思想中的君主，国家与法律》（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64—71
(229)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福泽谕吉全集》4：18—19；或见《文明论之概述》，23—26。
(230) 匹陶，《明治早期日本的政治思想》，93—171。
(231) 侯爵佐佐木高行君书简：国体问答，书陵部，宫内厅，东京（手稿）。
(232) 145
(233) 伊藤以“还需好好考虑”结束了对话。
(234) 《爱国》（岐阜），1893年2月；《日本人》（群马），1889年5月，等等。
(235) 远山角助，《日本之日本》（博文馆，1892），3。
(236) 例如加藤弘之，“日清两国国体之异同”，《太阳》卷5，16号（1899年7月20日）：1—5。典型表述见：芳贺、下田，《日本家庭百科事汇》（1906），411—412。
(237) 加藤咄堂，“国体之精华”，《社会教育通俗讲话》（文盛堂，1918），215—218。
(238) 加藤咄堂，“万邦无比的国体”，237—240。
(239) 146
(240) 参见鹤见俊辅1946年的著名文章，F.J.丹尼尔斯译，“鹤见俊辅先生论语词的‘护身符式’用法：一个附评注的翻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期刊》，18号（1956）：514—533。
(241) 侯爵佐佐木高行君书简：国体问答（手稿）。关于伊藤的演讲参见：金子，《伊藤博文传》3：739—743。依据日本算法，1908年是宪法颁布20周年，虽然庆祝仪式在次年也有举行（这符合西方学界的推算）。
(242) 德富，《我之交游录》，9。
(243) 《日本年代记》，1907年2月15日。
(244) 147
(245) 山本、今野，《明治时期学校活动的考察》，74—80。
(246) “小学修身书编纂之建议”，安部编，《帝国议会》2：81。
(247) 唐泽，《教科书的历史》，特别见191—329。哈罗德·J.瑞，“日本人对国体及在外部世界的角色之印象的变化与延续，对1903—1945年日本教科书的内容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夏威夷大学，1971）。文本先后于1910年，1918—1923年，1933—1939年和1941—1945年经历了数次修改。
(248) 《百年史》4：681—766；牧昌见，《日本教员资格制度史研究》（风间书房，1971），196—225。
(249) 148
(250) 久保，《天皇制国家的教育政策》，12—24。
(251) “关于拜读敕语的礼仪”（1900），《长野县教育史》6：556。《敕语》变迁之实例见：久保，《天皇制国家的教育政策》，531—556。当时村镇为《敕语》举办的庆祝仪式之典型参见：信浓国佐久郡下海濑村土屋家文书，4182号，文部省资料馆，东京（手稿）。
(252) 亘理，《教育敕语与学校教育》，55—78；山本、今野，《明治时期学校活动的考察》，86—129。
(253) 149
(254) 《长野县教育史》6：555—56；唐泽富太郎，《明治百年儿童史》，卷1（讲谈社，1968），219—221、282—283。
(255) “小学教则大纲”（1891），教育史编纂会，《发达史》3：95—103。新藤，《教育敕语浸透过程》，11—12。
(256) 海后，《井上毅的教育政策》，944—945；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4：211。
(257) 道德学习时间表见：《百年史》4：170。“课程计划和学生笔记”见：《长野县教育史》6：546—554。一份对1890年代德育课程的简要回忆录（很少虚构）见：中勘助，《银之匙》（1913），寺崎悦子英译（芝加哥评论出版社，1976），87—88。
(258) 《教育敕语双六》（1890）。
(259) 这以及其他基于《敕语》的课外读物见：唐泽，《明治百年儿童史》1：221—225。
(260) 150
(261)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
(262) 作文，五年级（1894年5月），下总国相马郡藤代村饭田家文书，4173号，文部省资料馆，东京（手稿）。
(263) 文部省指令见：《发达史》3：144—145。关于“尚武”见：《教育时论》，383号（1895年12月5日）。中，《银之匙》，124—128。参见海原徹，《明治教员史的研究》（密涅瓦书房，1973），214—227；千叶寿夫，《明治的小学》（弘前：津轻书房，1969），221—225；生方，《明治大正见闻史》，33—41。
(264) 151
(265) 海后宗臣、吉田熊次，《教育敕语推行之后小学修身教育的变迁》（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5），68—70。
(266) 1895年，小学教师的平均月工资为7.36日元；排字工人为8.79日元，房顶工人为8.9日元，船厂木工为10.05日元，资历浅的基层公务员至少为12日元。海原，《明治教员史的研究》，229—239。
(267) 上田庄三郎，《青年教师之书》（贤文馆，1936），166—167；海原，《明治教员史》，173—182。
(268) 《就职入门：近期调查》，（盛文社，1911），17。
(269) 关于培训见：《就职入门：近期调查》，157页。牧，《日本教员资格》，224—240。关于“次品”见：渡部政盛，《青年教师时代》（东洋图书，1937），70。
(270) “教员之频繁”，《教育时论》（1897年9月25日）；海原，239—240。
(271) 152
(272) 《日本教员资格》，241；以及《百年史》1：1158—1168。
(273) 唐泽富太郎，《教师的历史》（创文社，1968），85—93、139—150、265—282。
(274) 海原，《明治教员史》，169—182、246—252。
(275) 在这种校长管理之下进行授课的作家们对其巧妙的漫画式讽刺，参见：石川啄木，《云是天才》（1906），《啄木全集》，卷3（筑摩书房，1967），3—34；田山花袋，《乡村教师》（1909，译者注：原文为1904，疑有误），《田山花袋全集》2：313—595。
(276) 153
(277) 田山花袋，《乡村教师》，52。关于此类教师的回忆，参见：稻毛诅风，《现代教育者的真生活》（大同馆书店，1913），353—423；渡部，《青年教师时代》，48—80。
(278) 渡部，《青年教师时代》，225—233。
(279) 渡部，《青年教师时代》，216。
(280) 千叶县师范学校，《千叶县师范学校沿革史：创立六十周年纪念》（千叶：1934），323。
(281) 石户谷哲夫，《日本教员史研究》（讲谈社，1967），371—462；唐泽，《教师的历史》，164—187。
(282) 154
(283) 水原克敏，“‘师范型’发生问题的分析与考察”，《日本教育史学》，20号（1977年10月）：20—35；唐泽，《教员的历史》，28—93。
(284) “关于教育敕语的建议”（1900），安部编，《帝国议会》2：90。
(285) 不同于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赞扬，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将该《敕令》评价为“资本主义道德真正的平庸之物”。《工业联盟期刊》，世界产业工人组织，1907年11月2日。
(286) 大隈见：《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1月8日。浮田见：“新时代的使命”，《国民杂志》卷3，7号（1912年9月）：19。
(287) 海老名弹正，“宗教家眼中的现代社会”，《太阳》卷17，3号（1911年2月）：29。
(288) “日本人的道德”，《东京朝日新闻》18，1909年4月；《都新闻》，1911年6月13日。
(289) 泽柳政太郎，“第二次修身教育应从普通四年后开始”，《泽柳全集》6：457；“二三青年论”，《伦理讲演集》，101号（1911年1月）：77。
155
(290) 梶山雅史，“明治末期的德育论议——大逆事件后的帝国议会”，《日本思想史》，7号（1978）：112—133。
(291) 秋元兴朝，“家庭眼中的现代社会”，《太阳》卷17，3号（1911年2月）：23。
(292) 海后、吉田，《教育敕语推行之后》，95—96。
(293) 亘理，《教育敕语与学校教育》，78—95。
(294) 亘理，《教育敕语释义全书》，536—538。
(295)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