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的出版概况
元代的行政建置，实行行省制度。金朝入主中原之初，曾短暂施行行省制度，在外地设立行尚书省。蒙古建国后，仿金实行行省制度。开始只是作为中央政府派遣在外的临时机构，后逐渐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
蒙古太宗三年（1231），始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宪宗元年（1251），蒙古入主中原后，在燕京等处置设行尚书省。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改置行中书省，其后屡屡增多，但行省的设置和辖区还很不固定。直到元成宗时期（1295—1307）才基本固定，逐步形成元代行省制行政区划。
元中央政府将全国分为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地，以及10个行中书省。行省下有路、府、州、县，路归行省管。府和州有的归路管，有的直属行省。据《元史·地理志》记载，10个行中书省为岭北行省、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今江苏省区基本分属河南江北行省和江浙行省。
江浙行省全称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杭州，下辖路三十，府一，州二，包括平江路（苏州）、常州路、镇江路、江阴州、集庆路（南京）。河南江北行省全称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汴梁（今河南开封），下辖路十二，府七，州一，包括扬州路、淮安路、高邮府，以及徐州（时属归德府）。
清末学者、藏书家叶德辉曾将一生收藏校勘古籍的所见所思，结撰为《书林清话》一书，其卷七有“元时官刻书由下陈请”一条，对元代官刻典籍的程序和经费支出作了较为详细的举例归纳，指出：“元时官刻之书，多由中书省行江浙等路有钱粮学校赡学田款内开支。有径由各省守镇分司呈请本道肃政廉访使行文本路总管府事下儒学者，有由中书省所属呈请奉准施行，辗转经翰林国史院礼部详议照准行文各路者，事不一例，然多在江浙间。” (1) 在这段表述中，叶氏梳理了元时官刻书的3个特征：（1） 刻书请求往往由有关官员提出，逐级向上呈请议准；（2） 刊行任务最终往往落实到富有赡学钱粮的教育机构；（3） 这些有财力承担刊印任务的教育机构往往在江浙行省辖区内。接着他列举各类典型例证，杭州路西湖书院刻苏天爵《国朝文类》就是一例。
首先，翰林国史院待制谢端、修撰王文烨等呈奏：“伏睹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自为国子诸生，历官翰林僚属，前后搜辑殆二十年，今已成书，为七十卷，凡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着、书说议论、铭志碑传，其文各以类分，号曰《国朝文类》。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若于江南学校钱粮内刊板印行，岂惟四方之士广其见闻，实使一代之文焕然可述矣。”翰林国史院将此奏转呈礼部，并表达本院意见：“授经郎苏天爵所纂《文类》，去取精详，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于赡学钱粮内锓梓印行。”礼部议准后，再呈中书省审核批准：“若蒙准呈，宜从都省移咨江浙行省，于钱粮众多学校内委官提调，刊勒流布。”中书省议准礼部之请，行文江浙行省施行。江浙行省交由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书吏冯谅审定，安排落实。冯谅认为，“上项《文类》，记录著述，实关治体。既已委自西湖书院山长计料工物价钱，所需赡学钱。遵依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处”，同时移文“福建、江东两道廉访司，催促疾早支拨起发”。最后，《国朝文类》由西湖书院刊行。整个过程与叶氏所述3个特征一一相符。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元惠宗至元、至正间西湖书院刻明修本，已影印辑入《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上述文字见于卷首牒文。
我们发现，从一开始谢端等在呈请中已经明确提议“于江南学校钱粮内刊板印行”，可见这是施行已久的惯例。谢端等的刻书呈请提出于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其时元朝的统治已经翻过三分之二的历史篇章。我们从《元史》中找到元朝政府对教育机构的鼓励和扶持政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授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 (2) 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诏复江南学校学田的同时，“大司农司上诸路学校凡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诸树二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 (3) ，可谓办学规模巨大，经济实力雄厚，而其中尤以江南诸学为最。以扬州为例，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扬州郡有学田103360亩，岁入有余，士获其养。第二年，苏天爵出任淮东廉访使，为撰《扬州路学田记》，赞赏感奋之情溢于言表：“维扬郡学有田十余万亩，岁收租入若干万石，则国家兴学养士之意，不亦盛乎！” (4) 苏氏此文的撰写与谢端等提出在江南学校钱粮内刊板印行的刻书呈请几乎同时，可见当时江南部分学校钱粮的富裕。故明陆深指出，元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则纠数处为之，以互易成帙，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初非图鬻也” (5) 。清顾炎武更进一步分析书院刻书的长处：“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 (6) 陆深（1477—1544），字子渊，号俨山，明松江府（属今上海市）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至詹事府詹事。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苏州昆山人。两位学者的学术时期相距百余年，但皆身处江南，且从不同角度共同论证了元代地方儒学书院刻书之盛况。这一点不仅已载入史册，更为现存元刻本中多地方儒学书院所刻精品所证实。
这既是元代出版活动的热点和特征，也是江苏地区出版活动的热点和特征。
元代，江苏地区的江南部分全属江浙行省，而元代四大刻书中心，南方的杭州、建阳也都在江浙行省。建阳以坊刻出彩，杭州则以地方官学刻本著称。杭州是江浙行省的治所，南宋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影响仍在，江苏集庆路、平江路、常州路等仍受杭州文化圈的辐射，地方官学刻本一枝独秀。
据已知文献记载，元时江苏集庆路、平江路、常州路、扬州路以及江阴州有刻书活动，同时有刻本见存。而其中五分之三为地方官学刻本，如大德九年（1305）建康路儒学刻《新唐书》250卷，至顺四年（1333）集庆路儒学刻王构《修辞鉴衡》2卷，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郭茂倩《乐府诗集》100卷，至正四年（1344）集庆路儒学刻《金陵新志》19卷，至正十年（1350）集庆路儒学刻丁复《桧亭集》9卷。天历二年（1329）平江路儒学刻陆森编《玉灵聚义》5卷，至正二十二年（1362）吴郡庠刻宋沈枢《通鉴总类》20卷，至正二十五年（1365）平江路儒学刻吴师道校正鲍彪《战国策校注》10卷，至正二十五年吴县县学刻龚明之《中吴纪闻》6卷。大德九年（1305）无锡州学刻汉班固《白虎通德论》10卷、汉应劭《风俗通义》10卷，至顺四年（1333）常州龟山书院刻李心传《道命录》10卷。而隶属河南江北行省的扬州路，今知3种刻本全系地方儒学所刊：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刻元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15卷，至正初，江淮郡学刻元同恕《榘庵集》15卷，至正六年（1346）江北淮东道本路儒学刻萧
《勤斋集》8卷。
不仅如此，明修《南雍志》中还著录有元集庆路儒学的刻书目录。
明太祖初定南京，以元集庆路儒学为国子监，是为南监。周王朝为贵族子弟所设大学名辟雍，故南监也称南雍。
明景泰七年（1456），南京国子祭酒吴节曾撰《南雍志》18卷刊行。嘉靖初，南京国子祭酒崔铣重纂而未果。嘉靖二十二年（1543），国子祭酒黄佐（1490—1566）在吴节《南雍志》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成书，凡24卷。次年刊行。其18卷为《经籍考下篇》，篇首有小序《梓刻本末》，曰：“《金陵新志》所载集庆路儒学史书梓数正与今同，则本监所藏诸梓多自旧国子学而来也明矣……今委助教梅鷟盘校，分有九类，鷟以己见附焉。”所分9类分别为：制书类、经类、子类、史类、文集类、类书类、韵书类、杂书类、石刻类。梅鷟的盘校十分细致，除详细录出各书书板的存佚数目外，还根据《金陵新志》的著录，特别标明元集庆路儒学的刻本。经统计，其中注明为集庆路儒学所刊者有20种。现迻录如下，各条引号中皆为《南雍志·经籍考》中原文，引自中国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4册。为避烦琐，各条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 《大学鲁斋诗解》1卷，元许衡撰。“存者八面，逸者十一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拟《养蒙大训》而作。每《大学》一义，辄以七言绝句解之。”
2. 《史记中字本》70卷，汉司马迁撰。“存者一千六百面，缺者二百一十九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3. 《汉书》100卷，汉班固撰。“集庆路儒学梓。计二千七百七十五面。见《金陵新志》。”
4. 《后汉书》120卷，南朝宋范晔撰。“集庆路儒学梓。二千三百六十六面。见《金陵新志》。”
5. 《三国志》65卷，晋陈寿撰。“集庆路儒学梓。计一千二百九十六面。见《金陵新志》。与今不同。”
6.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奉诏撰。“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今存者三千一百五十二面，失者十三面。”台北藏《晋书》一百三十卷，著录为“元大德间集庆路儒学刊本”。
7. 《南史》80卷，唐李延寿撰。“存者一千六百四十三面，缺一百三十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8.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撰。“存者二千六百七十六面，缺四十五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9. 《隋书》85卷，唐魏徵等撰。“存者四千七百九十六面，失八十五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10. 《新唐书》225卷、《释音》25卷，宋欧阳修撰。“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台北藏有《唐书》225卷，著录为“元大德十年（1306）建康路儒学刊本”。
11. 《新五代史》74卷，宋欧阳修撰。“完计七百六十三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台北藏有《五代史记》74卷，著录为“元大德间集庆路儒学刊本”。
12. 《贞观政要》10卷，唐史臣吴兢辑。“存者七十八面，缺一百二十二面。合四十篇。临川戈直尝集诸家而校正之。刻于集庆路儒学。”
13. 《南唐书》10卷，宋陆游撰。“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内八卷全缺。《释音》存者九十二面，脱者八十八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14. 《曹文贞公集》10卷、《续集》3卷，元中丞曹伯启撰。“本集庆路儒学梓。《金陵新志》云：二百八十五面，存者九十一面，坏者一百二十八面。自题其集曰《汉泉漫稿》，既殁，其子南台管勾复亨刊。”
15. 《刑统赋》2卷，宋傅霖撰。“六十三板，存四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16. 《修辞鉴衡》1卷，元王构辑。“五十六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今亡。”
17. 《宪台通纪》23卷，元监察御史潘迪编。“存者二百八十五面，失二百五十八面有余。乃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18. 《救荒活民类要》8卷，元张光大编。“存者八十六面，脱者四十六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19. 《农桑撮要》6卷。“五十八面，存者三十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元延祐三年刊。”
20. 《厚德录》4卷。“六十面，存者二面。本集庆路儒学梓。见《金陵新志》。”
梅鷟在盘校中，发现“亡缺者视成化初又过半矣”。明宪宗成化元年为公元1465年，下距梅鷟盘校清点70余年，而成化初年上距元末明初又有百年之遥，可见元代集庆路儒学所刊书籍当不止这些。如《南雍志·经籍考》所依据的《金陵新志》就是元至正四年（1344）集庆路儒学所刊《至正金陵新志》。其书卷九《学校志·路学》著录十七史及杂书书版26种，溢出的6种为：《金陵志》480面，《朱子读书法》170面，《礼部玉篇》270面，《集庆志》135面，《陈子廉先生诗》20面，《乐府诗集》1380面。(https://www.daowen.com)
元代江苏地区出版活动的另一重要领域为家刻，如平江范氏岁寒堂、平江俞氏，而以常州宜兴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最为知名。
平江范氏岁寒堂得名于北宋名臣范仲淹。范氏旧宅有西斋，斋前二松对植，青翠交盖，扶疏在轩。树侧有阁，风过松吟，入耳怡神。范仲淹作《岁寒堂三题》，序称：“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美先人之故庐，有君子之嘉树。清阴大庇，期于千年，岂徒风朝月夕，为耳目之资者哉！因命其西斋曰岁寒堂，松曰君子树，树之侧有阁焉，曰松风阁。”为岁寒堂、君子树、松风阁各作五言古诗一首。《岁寒堂》有句云：“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六月无炎光，长如玉壶清。于以聚诗书，教子修诚明。”可见当时作为子弟读书修身的处所。
图7-4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范文英识语
元统二年（1334）褒贤世家岁寒堂刊本
岁寒堂宋时未见刻书活动的记录，元时成为范氏家塾，其刻书活动始见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刊行《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4卷，《范忠宣公文集》20卷、《遗文》1卷。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刻《范文正公政府奏议》2卷，卷首有范文英题识（图7-4）。至元三年（1337）刻《文正公尺牍》。
范文英，元朝教育家，字廉材，号静翁，范仲淹八世孙。幼孤，依外家文氏读书。至元间，曾署信州广信书院山长，改处州独峰书院，再改湖州安定书院，授绍兴路儒学教授。寻以将仕佐郎平江路教授致仕。至正六年（1346），廉访佥事赵承僖、总管吴秉彝建文正书院，不设教官，由文英主持。
平江俞氏，系指俞琰、俞桢祖孙二人。
俞琰（1258—1314），字玉吾，号石磵，学者称石涧先生。吴郡人。宅在包山，号林屋山人。著有《林屋山人漫稿》。宋末宝祐间以词赋称名于世，入元隐居。家洞庭西山，临销夏湾。湾可10余里，在西洞庭缥缈峰之南，三面皆山，风景优美。后徙城内，在今府学西筑石磵书隐，中有读易楼，古书金石，充盈其间。《四库全书》所收宋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底本就是俞琰的手抄本，书未有他的跋语：“此书系借闻德坊周家书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抄其可取者。”这不仅说明俞琰勤于抄录秘本，至老不息；而且是一条有关元代苏州书业的珍贵资料。据范成大《吴郡志》载，闻德坊在周太尉桥东，方位在乐桥东北。
俞琰为学精易学，曾自刻所撰《周易集说》40卷等。清初常熟钱曾读到他的这部著作，以为俞琰读《易》30年，独能发见先儒未发之学理，解开先儒未解之疑义，“孔父韦编三绝，南园俞氏之易学，可无愧于心矣”，可谓推崇备至。
俞桢（1331—1401），字贞木，号立庵，别署包山樵人、洞庭外史。俞琰孙。俞桢承祖父儒风，身处势利纷华之中，无所嗜欲，唯端坐读书。他在南园中筑端居室，作为读书休息之所，室内左图右书，余无外物。另建咏春斋、盟鸥轩等，以为游憩之所。园中的情景，正如他的朋友钱谧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家储缃帙书千卷，门瞰清溪水一湾。”俞桢亦善抄古书，元至正九年（1349）手抄元龚
《存悔斋诗》1卷。明中叶时，杨循吉编纂《吴邑志》，记俞氏南园已废为菜圃。要想追慕前贤遗踪，已经只能如吴宽《过南园俞氏书隐》诗所描述的那样：“芳草桥头小路斜，书声隐隐识君家。”
常州宜兴相台岳氏荆溪家塾以刻九经、三传名闻天下，明清以来，公私藏家无不珍如球璧，然已稀如星凤。清乾隆年间，高宗弘历得其中《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经传集解》五经，特于昭仁殿后庑辟专室贮藏，名之曰“五经萃室”。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刻《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96卷，卷前有清乾隆四十八年御笔《五经萃室记》，各经之卷首分别冠有乾隆为宋版《易》《书》《诗》《礼》《春秋》所写七言律诗一首。乾隆在《五经萃室记》中盛赞《春秋经传集解》“每卷之后皆有木刻亚形‘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印，大小篆、隶文、楷书不等，且每页之末傍刻篇识，如《易》之乾、坤卦，《书》之尧、舜典之类，其用心精而纪类审，即宋板之最佳者，亦不多见也”（图7-5，图7-6）。
图7-5 亚式篆文木记
图7-6 长方隶文木记 书耳刻篇名
南宋以来，相台岳氏有名于世。抗金名将岳飞，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安阳）人。相州有铜雀台，故有相台之称。岳飞在《五岳祠盟记》中即有“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之句。岳珂（1183—约1242），字肃之，号倦翁。岳飞孙。官户部侍郎、淮东总领摄制置使。寓居嘉兴（今属浙江）。所著《桯史》《愧郯录》《棠湖诗稿》皆署 “相台岳珂”。故明清以来，习以相台岳氏家塾属之岳珂。
《天禄琳琅书目》卷一“宋版经部”著录《春秋经传集解》4函32册，提要称：“诸卷末有木记，曰‘相台岳氏刻梓家塾’，或曰‘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盖南宋岳珂乃飞孙，本相州汤阴人，故以相台表望。南渡后，徙常州，今宜兴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荆溪名。珂校刊九经三传，著《沿革例》，雠勘最为精核。” (7) 清钱泰吉《曝书杂记》“武英殿仿宋本五经”条谓：“宋岳倦翁刊九经三传，以家塾所藏诸刻，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
图7-7 《相台书塾刊正九经
三传沿革例》书影 清嘉庆二十年
（1815）汪氏影宋刊本
其所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罗列条目，可见其详审矣。” (8)
由于原书并没有明确题署刻书者身份和刊刻时间，仅据“相台岳氏”四字就确定系岳珂所为，就版本鉴定的历史传统来讲，并不严谨。清代学者已经发现问题。一是在岳珂自己的著作和有关岳珂的史料中，均无校刊九经的记载。二是岳珂与相台家塾校刊九经的时代不合。
《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图7-7），是相台家塾刊刻九经三传的凡例，详细叙述了校刊的版本依据。其正文前有一段小序，十分重要：
世所传《九经》，自监、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皆分句读，称为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合诸本参订，为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宝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复存。尝博求诸藏书之家，凡聚数帙，仅成全书。惧其久而无传也，爰仿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画、如注文、如音释、如句读，悉循其旧。且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证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非敢有所增损于前。偏旁必辩，圈点必校，不使有毫厘讹错，视廖氏世綵堂本加详焉。旧有《总例》，存以为证。
文中明确说明依据廖氏世綵堂本校刊，所谓“非敢有所增损于前”，“视廖氏世綵堂本加详焉”。廖氏世綵堂刊九经早有记载，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有曰：“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裭至以泥金为签。” (9) 进而指出：“廖莹中字群玉，号药洲，邵武人。登科，为贾师宪平章之客。咸淳间尝命善工翻刻《淳化阁帖》十卷、《绛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纸佳墨摹拓，与真本并行……世綵堂，廖氏堂名也。” (10) 廖莹中刻书始于《开景福华编》，所谓“开景”，是宋理宗年号开庆、景定的简称。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率元军南下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贾似道以右丞相率军援鄂，宋军兵败。贾似道竟私遣密使入元军，以称臣、岁贡为条件求和。时正逢蒙古大汗宪宗死，忽必烈急于回朝，才同意退兵。景定元年（1260）正月，元军北撤，宋军断江上浮桥，杀敌170人。这就是所谓的“江上之功”。贾似道授意廖莹中等编集《开景福华编》，对此大加称颂。故此书的刊刻当在景定末（1262—1264），校刊《九经》在其后，则当在咸淳年间（1265—1274）。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败，廖莹中服冰脑自杀。而此时岳珂已过世30多年，不可能见到廖氏世綵堂所刊《九经》，何来重刻？周密（1232—1298），字公瑾，号草窗，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他与廖莹中为同时代人，撰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宋代史料笔记，所记当为可信。故此，四库馆臣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解题中提出廖氏乃廖莹中的父亲廖刚。据《宋史》本传记载，廖刚死于绍兴十三年（1143），而《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所论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两家刻经皆在其后。廖刚也不及见其书，如何论其优劣？
民国时期，孟森合校上海涵芬楼藏相台本《周易注》、常熟铁琴铜剑楼藏宋刻单注本《周易》，指出相台本“宋讳无一缺笔，与一切宋本书不同”，因而认为“宋讳全不避，可断定为宋以后一种翻刻”。而在谈到相台本之讹误时，他感慨道：“以倦翁之精审，尚不免有失，欲为经书成一毫发无憾之读本，实非易事。” (11) 虽然孟森依然认为相台本系岳珂所刊，但《校记》中“宋讳无一缺笔，与一切宋本书不同”的结论，还是启发学者将考究相台本刊刻者身份的视野投向元代文献。于是，元宜兴岳浚其人浮出历史尘埃。
元郑元祐《送岳山长序》：“至元四年（1338），宜兴岳君德操，由县学教谕改授绍兴路和靖书院山长，行有日矣。某尝馆于其长兄汉阳君之家，见其家丘园室庐，篁树封植，莫非数百年故物也。人言其完盛时，延致名德巨儒，雠校群经，锓诸梓，且订定音训傅各经以传海内，海内号为岳氏九经。于时德操父兄子弟，褒衣大带，谈诗书，说礼乐，自浙以西，推雅尚好修之君子，必曰岳氏云。” (12) 序文十分清楚地谈到宜兴岳家校刊九经之事，主持者乃德操长兄汉阳君。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八有《送岳德裕如大都》，诗中也谈到岳家刻书事：“君家万卷刻书籍，此事乃一大功德。”德裕与德操系兄弟辈，同为汉阳之弟。方回（1227—1305），字万里，号虚谷，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入元曾任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优游于杭州歙县之间，与岳氏兄弟有交往。
郑元祐（1292—1364），字明德，处州遂昌（今属浙江）人。曾流寓苏州30余年，晚年曾任平江路儒学教授，故其诗文集名为《侨吴集》。他早年曾馆宜兴岳家，故其著作中散落不少有关岳家的记载。他在《遂昌杂录》中记道：“宜兴岳君仲远家唐门，其上世本田家，至仲远所生父与其叔皆选京学上舍。家赀产非过厚而能折节下士，宾客至如归焉。”岳仲远后任汉阳县尹，因治狱过失被降黜，抑郁而殁。故知称汉阳者，乃尊其官衔。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一有《读孟君复赠岳仲远浚诗勉赋呈二公子》，诗句云：“岳氏家几传，阳羡溪山市。故书三万卷，金石烂模榻。”从诗题可知，仲远名浚。由于岳浚殁后，宜兴岳家就此沦落不振，而其校刊九经之事也犹如昙花一现，渐渐为人淡忘。检明清文献，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一百十四有记载：“岳浚字仲远，宜兴人。飞九世孙。博学好义，为石门县尉。未几，乞归侍亲。积书万卷，延好学之士，恣其检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凌迪知为嘉靖进士，则其时已不知岳浚刊书之事。
1943年，张政烺撰《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岳氏家塾校刊九经三传之事，进行了系统的文献梳理和严密的史事考证，还原了元代宜兴岳浚主持校刊的历史事实。 (13) 这一结论已为学界认同。
相台岳氏家塾校刊九经三传的出版活动，是江苏古代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浓墨彩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