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阅读特纳
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去阅读推动者的作品了。他们对进步与文明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早已过时，他们的作品要么太枯燥，要么风格浮华夸张，形式怪样，很不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但是，热衷于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历史学家查尔斯·格拉布观察到，“这类写作很可能比其他有关西部的作品更有价值……” (102) 应该说，格拉布的观察恰如其分。确实，关于美国及其大西部的扩展与发展，推动者们表达出了许多美国人心中所认定的想法，或者说想要去认定的信念。他们给出的观点，看起来很有道理，因而大大强化了在本地区生活与投资的诸多人们心中虚无缥缈的信念。作为一个群体，推动者自始至终认为，西部地区将会被纳入到一个以少数城市为中心的商业体系中去。而自然优势与人口迁徙的趋势一道决定城市、集镇、村落如何与这个商业体系融为一体。推动者说，许许多多这样的地方都会繁荣起来，但是只有一个地方将作为大西部的中心城市。实际上，当19世纪30年代的投机者们疾速穿越迪尔伯恩要塞周围泥泞的马路，将财富投入芝加哥的一块块空地上一搏命运的时候，这种景象就以某种形式浮现在他们的眼前。飞涨的地价可能也映射出人们膨胀的梦想，不过50年后，一座大城市的的确确耸立在那块土地上了。至少可以说，推动者的部分预言确实实现了。 (103)
由巨型商业中心与卫星城构成的西部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描述的边疆西部在外表上看来几无相似之处。与推动者不同，特纳一直倾向于把边疆看作农村地带，正是由于其独立于城市之外，才在美国民主政治史上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在特纳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不无担忧地看到美国史有可能会出现“重新阐释的城市学说”，从而可能“弱化边疆主题”——在他看来，仿佛边疆史与城市毫无关系。 (104) 对特纳及其追随者来说，边疆发展是渐进式的缓慢发展，城市仅仅在乡村地区农业发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得以出现；城市标志着边疆的结束。 (105) 然而，对推动者来说，西部城市不仅能够而且确实会在突然之间产生，它们与乡村一起协同发展，在最初时期还对聚居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城市与乡村共同形成了一个商业体系，农村村落与大都市经济在其中共同发展。因此，谈及一方而忽视另一方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历史学家，特纳在城市与工业化的世界带着怀旧的心情往后看，他担心这个世界正在与其植根于农村地区的民主政治失去联系。而司各特、雷维斯、吉尔平、赖特等所有的推动者与预言家们则都是向前展望城市的未来，对此他们从未有过担忧。 (106) 然而，尽管他们的视角不同，特纳与推动者描写的都是同一个西部以及同样的帝国形成过程，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边疆历史学家与大都市预言家的共通之处比乍看上去要多得多。推动者在想象中建立城市，预测伟大的城市文明将出现在最可能的地方，也即那些拥有数千居民的城镇——当然，这些居民必须是一年前就已定居此地的，而且短期内也是不会即刻离开的。推动者主要书写潜在的城市，但是他们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农村腹地的“进贡”以刺激城市的发展，没有哪座城市能生存下去。特纳描写了边疆小木屋与草泥墙房屋，仿佛它们构成了一个自我的世界，但是他也承认，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需要出让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农村地区的拓荒者在许多方面与推动者对未来的期望是一致的。他写道：“拓荒者梦想征服大陆……他们的眼光越过大湖边湿漉漉的沼泽地，看到了巨大城市里高耸的大楼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越过茂盛的大草原看到了大片的金黄色麦海……” (107) 当特纳谈及湖边沼泽地里升起的城市时，他也描述了此地居民的梦想。他的语言与推动者几无区别。在1901年的写作中，他甚至选择了与推动者相同的城市——芝加哥，认为它是“全国所有力量的汇聚点” (108) 。
特纳与推动者之间的主要差异似乎落在不甚重要的一点上，即特纳眼中的芝加哥仅在边疆结束以后走向顶峰，而推动者眼中的芝加哥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边疆聚居地固有的一部分。在这点上，推动者比历史学家看得清楚。他们认为芝加哥是通过吸引新兴地区的资源走上城市发展的道路的，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市场使得农村的发展有了可能。詹姆斯·帕顿1867年写道：“在大草原世界，充满活力的西北部草原占了1/3，其中芝加哥是当仁不让的大都市。以它为龙头，整个地区四通八达。” (109) 所谓“整个地区四通八达”，意即其与市场的连接，从而促进城市与乡村的频繁交流。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商业贸易是边疆变化的原动力，推动者对这个事实理解得比特纳要透彻。
在20世纪，分析这种城市—乡村体系（即特纳和推动者都竭力去理解的体系）的理论主体被称作中心地理论。令人好奇的是，该理论的首创出自与推动者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人约翰·海恩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110) 。他是来自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1826年出版了著作《孤立国》（The Isolated State）的第一卷。在书中，他设法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描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经济联系。特纳与推动者应该都没有阅读过此书，然而它却可以提供某种方法以解决他们之间明显的差异。
冯·杜能提出了一种简单的思维实验。他说，如果大家想象一个完全孤独的世界，仅一座孤城位于广袤无垠的、同样富饶的大平原之中，那么在其周边肯定会出现正常的农业活动。农民在任何特定的地方种植庄稼以获取收益，必须依靠两个关键变量：其一，城里人愿意去购买不同种类农作物的支出费用是多少；其二，这些农作物运输到市场上的花费是多少。冯·杜能写道：“随着距离城镇越来越远，大量的土地将逐渐用来生产运输费用相对便宜的产品。” (111)
图1.1 冯·杜能的孤立国
显然，冯·杜能的抽象原理产生了具体的地理影响。一系列同轴的农业区在城镇周围形成，每个区域都支持截然不同的农业活动。最靠近城镇的区域种植产量高的、体积庞大的或容易腐烂的农作物，因为住得远的农民负担不起运输作物到市场的费用。果园、菜园与牛奶场主要集中在第一层区域，这里的土地价格或者说“租金”涨得很高，以致价值不高的农作物无利可图。再往外，第二层区域的土地所有者主要大面积集中种植树林，供给城镇木材与燃料。森林之外，农民们从事更加粗放型的农业活动，如种植谷物等。在这层区域，距离城镇越远，劳力与资本投资降低，“租金”也随之下降。可以说，这里主要是小麦种植的区域。最外层，因为距离城市很远，运输费用太高，种植谷物难以负担运输至市场的费用。因此，土地多用来饲养牛和其他牲畜，这样就创造出了更为广袤的土地使用区域，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很低。就这样，离城市市场越远，土地价格或租金就越稳步下降，直到最后降至理论上的零，那里没有人会买卖土地，因为土地的产出支付不了将其运输到市场的过高费用。
冯·杜能承认他的抽象思维实验在几个重要的方面偏离了现实。首先，没有哪个城市如此孤立。实际上，所有的城市都被各种各样的小镇与村落包围着，使得城市腹地的面貌愈加复杂。其次，没有哪个地区如假设的平原那样同质，而且，任何真实地区的自然资源都是随机聚集的，必然使抽象的区域失真。再者，集镇几乎总是沿河流或运河建立的，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沿河两岸土地作物的运输成本，因此使得冯·杜能的理想式地理更加失真。 (112) 但是这些“失真”均不会削弱冯·杜能的根本原理。事实上，每项失真都揭示了这些原理在真实世界更为复杂的地理环境中的表达方式。冯·杜能通过彻底的地理简化，展示了19世纪推动者的本能认知，以及现代中心地理理论家用形式数学所证实的论断。 (113) 无论在何处，只要人类是围绕着市场交流来组织经济活动的，那么城乡之间的贸易将是影响文化地理与环境变化的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如何评价土地里的产品，以及如何判定产品运输到市场的花费，共同形塑了我们生活的土地。
冯·杜能理想化的地理学说显示，可以结合推动者的城市理论与特纳的农村史，从而产生一种新方法去理解大西部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史。人们只要设想一下19世纪美国背景下的中心城市，如1870年的芝加哥，然后穿过其周边的农村地区向外围旅行，就会经历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离开市区和工厂区西去，首先经过的是一个人口密集、从事集约型农业生产的农村聚居地，蔬菜农场、牛奶场和果园遍布该区，还随处可见农民们投资农业的标志，如建在房屋外面的谷仓与器具房、栅栏、肥料以及其他用以“提高”农业水平的科技用品，等等。接着往西，集约型的农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较少的新兴聚居地，人们主要从事粗放型农业，开发草原土壤种植玉米和小麦等非轮作农作物。再往西深入，渐次出现的是开阔的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地人烟稀薄，也鲜有外来资金投入，为数不多的牧场主和牛仔们在此饲养牲畜，而非种植农作物。（在19世纪的北美大陆，这里还有林业区，因为木材砍伐的面积与所造成的浪费都远远超过冯·杜能所在的德国，所以位处距离城市更远的低价值土地上。）
冯·杜能理想化的地带在牲畜饲养区结束。然而在美洲，借用特纳至今仍存疑的语言描述，牧区之外还有一个属于“印第安人和捕猎者”的区域，二者像帕塔瓦米印第安人那样很久之前就受到欢迎，被称作“商人的开端与文明的开拓者”——至今，我们仍然将开拓者看作来自大都市市场的使者。 (114) 以这种方式阅读冯·杜能，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逆向阅读特纳，认识到特纳的边疆远非孤立的乡村社会，实际上却是推动者眼中城市帝国的边缘，而且这个边缘也在不断地扩展。以城市作为中心看，特纳“边疆”学说中的各阶段——从捕猎者、贸易者、牲畜饲养者、粗放型的粮农、集约型的菜农到城市制造商——看起来与冯·杜能孤立国中的各区域没什么两样。原本，边疆和大都市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115)
如果过于直白地阅读冯·杜能的地理示意图，在实际中定会遭遇其所带来的失真与简化。同样，特纳也因为这样的失真与简化而受到了应有的批评。确实，19世纪的大西部比冯·杜能的地理图所示意的大区域要复杂得多，也更加多样化。理想化地理学的高度归纳，几乎无助于理解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人群的不同历史经历。 (116) 即使按照其自身所设定的条件应用冯·杜能的理论模型，也会招致对现代中心地理理论的技术质疑。譬如，确切地说，我们到底应该把19世纪美国城市体系的大都市核心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也许它位于远离东部的某个地方，但无论是在大西洋的美国一侧，抑或是在欧洲一侧，它无疑都是由诸多城市组成的，而非仅一座城市。那么，冯·杜能的区域学说意味着什么呢？诸如芝加哥、圣路易斯、圣弗朗西斯科等城市究竟应该位于那些区域的何处呢？
在本书的结尾章节，我将回到这些问题，现在我仅对冯·杜能的地理学提出两点认识。首先，他提醒我们城市与乡村紧密相连，市场关系牢牢居于二者之间，是联系它们的纽带。忽视城市的乡村与忽视乡村的城市都是极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孤立国中处于不同区域的腹地可能简化了大西部多样化的现实世界，但同时也显示，多种潜在的市场原则将城市与乡村连接在一起，将天然景观转换为城乡空间经济体。可以说，若无冯·杜能学说的相关知识，芝加哥的故事依然令人费解。但是，也即其次，冯·杜能像许许多多的现代中心地理理论家一样，未能努力将城乡体系放在时间轴中考量。孤零零的城市坐落在毫无特色的平原之中，没有任何历史可寻，因此一旦试图将这种理论应用到极其动态化的现实过程中——正是这样的动态过程重塑了19世纪西部的城市与乡村——真正的问题就产生了。这样看来，孤立国作为一种历史阐释学说，如同特纳的边疆理论，是有缺陷的，同时也具有目的论色彩。 (117)
冯·杜能的地理区域尽管能够显示芝加哥后来的腹地，但却未能阐明19世纪30年代城市人口的剧增，我手边具体的例子作为最典型的实例说明了这一点。仅仅三四年间，芝加哥这座小村落的人口骤然上涨了20倍，而土地的价值则翻了3000倍，推动者们开始狂热地证明其为未来的大都市 (118) ，而来自伦敦、纽约、波士顿、费城等欧洲和美洲的大城市的资本家们，则竞相往这座未来的城市投资。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活动，我们必须把冯·杜能的抽象地理学与推动者的理论结合起来，因为推动者的理论说服了查尔斯·巴特勒和威廉·B.奥格登等纽约人对芝加哥投入大批资金，从而使得芝加哥的城市梦想成为现实。推动者的城市发展模式非常具有活力，原因正是如此：在推动者的竭力劝说下，富有的投资者投入资金，从而使得推动者对巨型城市的预测上升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约翰·赖特曾经写过一部475页的厚书，在这本宣传芝加哥的著作的开始，他说道：“如果我们国家的商业车轮固定地以自然和艺术为中心，那每一个商人还会了解它吗？” (119) 虽然推动者可能认为城市的发展是“自然的”与“必然的”，但他们也清楚，如果他们不能吸引外来资金使自己的预言成真，那么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无异于在黑暗中吹哨，不过是给自己壮胆。
资本是促使大都市帝国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推动者会写那么多的宣传文章来吸引可能的投资者。随着东部资本在当时还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创建殖民地，西部城市逐渐形成，这种情形在19世纪不断出现。资本的流动帮助我们解释了大城市的快速兴起，其发展速度远超特纳所示的边疆各阶段的渐变进程。这些资本投资中心将边疆地区与城市的国际系统连接在一起，从而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城市市场。 (120) 虽然没有一个推动者说得那么直接，但不言而喻，大都市帝国的中心，或者说特纳所言的边疆的中心，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市场。当特纳把边疆称作“资本浪潮的外部边缘”时，他无意之中所作的描述并不带有某种隐含的种族主义观点，或所谓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交点”，而是显示了市场关系正在扩展，与大西部地区人们使用土地的方式融为一体，也可以说同时显示了市场关系与土地使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 (121) 在推动者宣告芝加哥为大都市之前，芝加哥早已是大市场了。也就是说，在19世纪30年代，芝加哥的范围扩展到分水岭的数十年之前，帕塔瓦米印第安人与法国居民就已将其发展成为了繁荣的皮子交易中心。帕塔瓦米印第安人是擅长为财富和权力做交易的精明生意人，他们一旦懂得这些关系，就把自己与遥远的城市市场连接起来，以追求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他们认为，没有所谓的“野蛮人”、高贵的人或其他之类的人。在兽皮、酒、毛毯与枪支的交易中，他们理解了市场。1833年之前，他们在当地的商业贸易中还占据着主角地位。而且，他们和欧美商人之间至少是平等地进行交易的。如果说边疆是市场活动扩展的“波浪”，那么这些印第安人则正好处于风口浪尖。
为了皮草生意，帕塔瓦米印第安人很愿意加强与城市市场的联系。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在为市场服务，但市场也是在为他们服务。不过，他们所不理解的——或者说，他们不允许理解的，不允许加入的，也不允许抵制的——是市场背后的帝国前景，而正是这种前景激发人们于19世纪30年代涌入芝加哥，希望其能成为一个广袤的大都市经济的中心。帕塔瓦米印第安人的市场概念并没有超越他们所生活的土地，至少依然远离那些把他们从原来的土地上排挤出去的人们。对于土地如何深入市场以及土地的产品如何进入市场，他们毫无经验可言；对于腹地区域如何能为帝国都市作贡献，他们也从不考虑。
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把1833年作为芝加哥都市历史的起点，那么印第安人与推动者对土地与帝国的不同看法，就标志着19世纪30年代大西部人文地图上的巨大的文化差异。19世纪的法国政治家埃米尔·布特米（Emile Boutmy）曾经这样描写美国人：
他们最基本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是培育大草原、森林以及耕种广袤的荒地，并在这些地方殖民定居。美国社会有一个显著与奇特的特征，也即，在开疆拓土、殖民耕种与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它不像庞大的商业公司那样是一个民主团体……美国首先是一个商业社会，其次才是一个国家…… (122)
特纳颇轻视这类对美国生活的不敬描写，但也承认布特米见解的真实性，乃至“有关这个新社会的基本事实就是其与土地的关系” (123)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即使并非是大多数人——“开疆拓土、殖民耕种与土地资本化”意味着将土地引入市场，并附着于大都市。应该说，他们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景，但遣词表达却与推动者的城市帝国大相径庭。他们谈及自由、社会、家庭以及如何出人头地，但即使是这些与经济无关的梦想，通常也预设了城乡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关系。边疆与大都市以及它们背后的各种理念学说将合力于一身，共同重塑大西部。
帕塔瓦米印第安人最终将自己的土地卖给了美国政府，向西迁居，准备与美国的土地狂热分子再次较量。可以说，这些“肤色暗黑的讨厌者”被驱除，实现了帝国视“懒散与放荡的印第安人”为“芝加哥发展的首要障碍”的意识形态。 (124) 自此以后，帕塔瓦米印第安人在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的市场上仅扮演着边缘的角色。芝加哥城市的历史自1833年开始书写，但从中看不出帕塔瓦米印第安人曾经生活于此，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悲剧的见证。然而，当我们观察投机者狂热地沿着推动者设定的大都市路径开始创建芝加哥时，我们总是能记得，这个地方曾经被一群人占有和拥有，他们的心中从未有过城市帝国的愿景。在查尔斯·巴特勒设想这个小村落即将成为“大商业站点”的当口，他的视线从印第安人身上移开，于是印第安人就消失了。自此，城市的梦想将他们排除在外。
特纳在定义边疆为“自由土地的一厢边缘”时，也差不多以同样的方式转移了视线。 (125) 吊诡的是，土地不是自由、免费的，而是需要购买的。而且，即使土地刚从印第安人手中夺来时是免费的，但不久之后进入市场即是有价的了。从此以后，它也永远不会是免费的了。高草草原、橡树带、雪松林、野牛群以及愿意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不再与从前是一样的了。随着村落发展为大都市，边疆也成为了腹地。大西部的历史，就是我们称之为城市与乡村的两个地方之间长久的对话。因此，观察大西部历史的最佳视角，不是与特纳一起从冯·杜能区域的最外围考察，而应该在特纳自己所说的“全国所有力量的汇聚点”考量。 (126) 从芝加哥河的两岸放眼开来，大西部既是一个城市帝国，也是一个被改造过的农村。
图1.2 高草草原 (127)
(1) Gurdon Saltonstall Hubbard.The Autobiography of Gurdoll Saltonstall Hubbard， Pa⁃pa⁃ma⁃ta⁃be， “The Swift Walker”（《哈伯德自传》），1911： 40-41； George R. Stewart. American Place-Names （《美国地名》），1970： 92. 哈伯德（Hubbard）曾记载，“芝加哥河两岸以及附近的树林，野蒜疯狂生长，韭葱遍地都是。无疑，芝加哥得名于大蒜，而非某些人所谓的来自一种叫臭鼬的动物。臭鼬的印第安语叫chi⁃kack，而大蒜的印第安语则是chi⁃goug。这两个词都用来指代强烈的气味”。奎夫（Milo M. Quaife）则在其著作［Checagou： From Indian Wigwam to Modern City， 1673—1835（《芝加哥：从印第安棚屋到现代城市，1673-1835》），1933： 17-20］中代表家乡城市芝加哥指出，这个印第安地名有着更广泛的词源意义，即“伟大的或强大的任何事物”，但他也接受法国权威专家茹泰勒（Joutel）1687年赋予该地名“大蒜在本地、在森林大量生长”的最早意义。
(2) Irving Cutler. Chicago： Metropolis of the Mid-Continent（《芝加哥：大陆中部的大都市》）. 2d ed.，1976： 5-13； Harold M. Mayer. “The Launching of Chicago： The Situation and the Site”（《芝加哥的创建之初：基本情况与地理位置》）. Chicago History （《芝加哥史》）9， no. 2，Summer 1980： 68-79； Douglas C. Ridgley. The Geography of Illinois（《伊利诺伊地理》），1921： 37-65.
(3) Glenda Daniel， Jerry Sullivan. A Sierra Club Naturalist's Guide to the North Woods of Michigan， Wisconsin Minnesota and Southern Ontario（《塞拉俱乐部博物学家关于密歇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以及南安大略等州省北部森林地带的指南》），1981； Lawrence Martin. The Physical Geography of Wisconsin（《威斯康星州自然地理》）. 3d ed.， 1965； Ridgley. The Geography of Illinois： 25-36；J. Harlen Bretz. Geology of the Chicago Region（《芝加哥地区的地质学》），Illinois State Geological Survey（《伊利诺伊州地质调查》）， Bulletin no. 65，1939； P.K. Sims， G.B. Morey， eds. Geology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地质学》），1972；Jack L. Hough. The Geology of the Great Lakes（《五大湖的地质学》）， 1958.曾经有一段时间，密歇根湖的前身通过芝加哥附近的出水口向南流入密西西比河。只是在大约2000年前，密歇根湖才从今天的出水口流入休伦湖；同时，芝加哥河结束了从密歇根湖中接纳湖水，相反河水开始注入湖中。参阅Jack L. Hough. “The Prehistoric Great Lakes of North America”（《北美洲史前五大湖》）.American Scientist（《美国科学家》）51，1963： 84-109.
(4) 若需进一步了解，请参阅专门探讨这些复杂变化的文献，如Belly Flanders Thom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eartl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Middle West （《美国中心地带的形成：中西部风景》），1977. 更专业的文献如H.E. Wright， David G. Frey， eds. The Quatern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第四纪》），1965； Margaret B. Davis. “Paly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during the Quaternary Period ”（《在第四纪时期的孢粉学与环境历史》）. American Scientist 57，1969： 317-332； H.E. Wright， Jr. Late Quaternary Vegetation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第四纪晚期北美洲植被历史》），in Karl K. Turekian， ed. Late Cenozoic Glacial Ages（《新生界冰河时代晚期》），1971： 425-464；Thompson Webb Ⅲ.“The Past 11 000 Years of Vegetational Change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北美东部过去11 000年的植被变化》）. Bioscience（《生物科学》）31，1981： 501-506.
(5) John T. Curtis. The Vegetation of Wisconsin： An Ordination of Plan I Communities（《威斯康星州的植被：植物群落的分类》），1971.
(6) 关于芝加哥的早期历史，还可参阅Bessie Louise Pierce. A History of Chicago（《芝加哥史》）， vol. 1. The Beginning of the City， 1673—1848（《城市的开始，1673-1848》），1937：3-42；Robert P. Howard. Illinois： A History of the Prairie State（《草原之州伊利诺伊的历史》）， 1972： 49-172.
(7) Arthur H. Frazier. The Military Frontier： Fort Dearborn（《军事前沿：迪尔伯恩堡》）. Chicago History， Summer 1980， 912： 80-85.
(8) 美国皮草公司1808年由德国移民美国人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建立。在其领导下，公司到1830年逐渐垄断了美国的皮毛贸易，成为美国最大、最富有的企业。而且，该公司作为美国最早的一个企业托拉斯，也是英国企业在北美利益的主要竞争者和挑战者。——译者注
(9) Bruce G. Trigger， ed. Northeast（《东北部》）. vol. 15 of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北美印第安人手册》）， ed. Williiam C. Sturtevant，1978； George Irving Quimby. Indian Life in the Upper Great Lake： 11000 B.C. to A.D. 1800（《生活在五大湖上游的印第安人，公元前11000年—公元1800年》），1960； James A. Clifton. The Prairie People： Community and Change in Potawatomi Indian Culture， 1665—1965（《草原民族：帕塔瓦米印第安文化的延续与变迁，1665—1965》）， 1977： esp. 179-278； R. David Edmunds. The Potawatomis： Keepers of the Fire（《帕塔瓦米印第安人：火之守护者》），1978： esp. 215-275. 怀特（Richard White）的待出著作《帝国、印第安人与共和国：佩德恩浩特的中间地带，1600-1850》（Empire， Indians， and Republics： The Middle Ground of the Pays d'en Haut， 1600—1850） 生动描绘了这种杂合的文化世界。
(10) 加莱纳的英文地名也即“方铅矿，硫化铅”之意。——译者注
(11) 索克人（Sacs）、福克斯人（Foxes）、渥太华人（Ottawas）、齐佩瓦人（Chippewas）均为北美的印第安人部族。——译者注
(12) Jacqueline Peterson. “Wild” Chicago： The Form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a Multiracial Community on the Midwestern Frontier， 1816—1837 （《“野性”芝加哥：中西部边疆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形成与破坏，1816—1837》），in Melvin G. Holli， Peter d'A. Jones， eds. The Ethnic Fronti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Group Survival in Chicago and the Midwest （《民族边疆：芝加哥和中西部群体生存史论文集》），1977： 25-71； Jacqueline Peterson.“Goodbye， Madore Beaubie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arly Chicago Society”（《再见，马多尔·博宾：早期芝加哥社会的美国化》）. Chicago History，Summer 1980，9（2）： 98-111； E. Colbert. Chicago：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Sketch of the Garden City（《芝加哥：花园城市的历史素描与数据统计》）， 1868： 16. 对该时期的芝加哥最完整的早期描述参见Mrs. John H. Kinzie. Wau-Bun： The “Earlv Day” in the North-West（《瓦布镇：西北地区早期史管窥》），1856， ed. Louise Phelps Kellogg， 1948.
(13) 黑鹰（1767—1838），北美印第安人索克和福克斯部族领袖，1832年曾领导反对美国的黑鹰战争。——译者注
(14) Black Hawk. An Autobiography（《自传》），1833， ed. Donald Jackson，1955： 101. 在早年的一本关于殖民时代的新英格兰的书中，我曾探讨了印第安地产概念与土地使用习惯之间的关系；而且，黑鹰的族人追随与此类似的社会体制，详情参阅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地和生态》），1983.
(15) 钝斧战役又称钝斧大屠杀，是“黑鹰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译者注
(16) 关于印第安人与美国殖民者冲突的历史，除黑鹰的自传，还可参阅Anthony F.C. Wallace. “Prelude to Disaster： The Course of Indian-White Relations Which Led to the Black Hawk War of 1832”（《灾难的前奏：导致1832年黑鹰战争的印第安与白人关系的历程》）. Collections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Library （《伊利诺伊历史图书馆馆藏》）35，1970： 1-51； P. Richard Metcalf. “Who Should Rule at Home？ Native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dian-White Relations”（《国内谁做主：美洲本土政治与印第安白人关系》）. JAH，1974，61： 651-165； Roger L. Nichols.“The Black Hawk War in Retrospect”（《“黑鹰战争”回顾》）. Wis. Mag. Hist， 1982，65： 238-246； William T. Hagan. The Sac and Fox Indians （《印第安土著部落：萨克族与福克斯族》），1958： 141-204；以及相关文献汇编，如Ellen M. Whitney， ed. The Black Hawk War， 1831—1832（《黑鹰战争，1831—1832》），in Collections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Library 35，1970.
(17) Black Hawk. Autobiography（《自传》）： 17-20； Alfred T. Andreas. History of Chicago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芝加哥通史》）. vol. 1，1884： 121-122； Report of Jesse B. Thomas as a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hicago Harbor and River Convention， of the Statistics concerning the City of Chicago（《芝加哥河流与港口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杰西·B.托马斯有关芝加哥市的统计报告》），1847： 9.
(18) Peterson. “Goodbye， Madore Beaubien”： 98-111.关于皮毛贸易区后期的发展，参阅Charles Cleaver. History of Chicago from 1833 to 1892（《1833—1892年的芝加哥史》），1892： 46-89.
(19) Edmunds. Potawatomis：241-245； Clifton. Prairie People： 228-238.
(20) Colbee C. Benton. A Visitor to Chicago in Indian Days： “Journal to the ‘Far-Off West’ ”（《印第安欢庆日来访芝加哥的游客：“‘遥远的西部’日志”》），1957： 70.
(21) Charles Joseph Latrobe. The Rambler in North America，1832—1833（《漫步北美，1832—1833》），1835， 2： 151.
(22) Patrick Shirreff. A Tour through North America （《穿越北美的旅行》），1835： 228； Latrobe. Rambler， 2： 153.
(23)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Nation of the Chippewa， Ottowa， and Potawatamie Indians”（《美利坚合众国与齐佩瓦、渥太华和帕塔瓦米印第安联合部族条约》，1833年9月26日缔结，1835年2月21日批准生效）；Anselm J. Gerwing. “The Chicago Indian Treaty of 1833”（《1833年芝加哥印第安人条约》）. J. Ill. State Hist. Soc.57，1964： 117-142； James A. Clifton. “Chicago， September 14， 1833：The Last Great Indian Treaty in the Old Northwest”（《1833年9月14日，芝加哥：老西北部最后一项重要的印第安条约》）. Chicago History 9，no.2，Summer 1980： 86-97； Clifton. Prairie People： 238-245； Edmunds. Potawatomis： 247-250； Milo Milton Quaife. Chicago and the Old Northwest， 1673—1835：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Together with a History of Fort Dearborn（《芝加哥与老西北地区，1673—1835：西北边疆变迁与迪尔伯恩要塞历史的研究》）， 1913： 348-370； Quaife. “The Chicago Treaty of 1833”（《1833年芝加哥印第安人条约》）. Wis. Mag. Hist.1，1918： 287-303.
(24) Latrobe. Rambler， 2： 158.
(25) Colbert. Chicago： 16. 有关这些巨变的大历史背景，请参阅Ma1colm J. Rohrbough. The Trans-Appalachian Frontier（《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边疆地区》），1978.
(26) Andreas. History of Chicago， 1： 133-138. 关于19世纪30年代投机买卖的重要二手文献包括：Homer Hoyt. One Hundred Years of Land Values in Chicag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Growth of Chicago to the Rise in Its Land Values，1830—1933 （《芝加哥土地价值百年史：芝加哥发展与土地价值上升的关系，1830—1933》），1933：3-44； Pierce. History of Chicago， 1：43-74； Arthur H. Cote.“Cyclical and Sec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ale of Public Lands， 1816—1860”（《公共土地出售的周期性及分段性变化，1816—186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27，9： 41-53； Paul Wallace Gates.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公共土地法发展史》）， 1968： 145-176； Patrick E. McLear.“Speculation， Promotion， and the Panic of 1837 in Chicago”（《芝加哥1837年的投机、促销和恐慌》）.J. Ill. State Hist. Soc.42，1969： 135-146； Donald R. Adams， Jr.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Northwest”（《银行在老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in David C. Klingaman， Richard K. Vedder， eds.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The Old Northwest（《19世纪经济史论文集：老西北地区》），1975： 208-245； Michael J. Doucet. “Urban Land Develop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America”（《19世纪北美的城市用地开发》）. J. Urban Hist.8，1982： 299-342. 还可参阅埃弗雷特·钱柏林”（Everett Chamberlin）在《芝加哥及其郊区》（Chicago and Its Suburbs， 1873： 28-48）中的简要调查。
(27) Harriet Martineau. Society in America，1837， 1： 181.
(28) Andreas. History of Chicago， 1： 137.
(29) Martineau. Society in America，1837， 1： 180.
(30) J.S. Buckingham.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tates of America（《美国的东西部州》），n.d.： 267.
(31) Charles Fenno Hoffman. A Winter in the West： Letters Descriptive of Chicago and Vicinity in 1833—1834（《西部的冬天：1833—1834年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的描摹》），1835. Fergus Historical Series（《弗格斯历史系列》）， no. 20，1882： 24-29.
(32) Robert Fergus. Fergus' Directory of the City of Chicago（《弗格斯的芝加哥市工商名录，1839》）， 1839 （1876）： 37.
(33) Buckingham. Eastern and Western States： 262.
(34) Cleaver. History of Chicago： 84.
(35) 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亦称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于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译者注
(36)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美国史中边疆作用的特纳学说》），1920（reprint， 1962）： 11.
(37) 特纳在其最著名的论文中极力强调，孤立的边疆可能按照连续的阶段渐进发展；不过，他的论著更关注城市、商业与投机者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参阅其著作《新西部崛起》（Rise of the New West， 1819—1829，1906）的第五章。我对特纳遗产价值的评定（或者说，我对其更认同的）主要体现在下面的文献中：“Revisiting the Vanishing Frontier： The Legacy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重访消失的边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遗产》）.WHQ 18，1987： 157-176；“Turner's First 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History”（《特纳的首要立场：美国历史意义的意义》），in Richard Etulain， ed. Writing Western History： Essays on Classic Western Historians（《书写西部历史：古典西部史学家论文集》），1991.
(38)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是美国第7任总统（1828—1836），出生于美国边陲地带（即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交界地的一个新开拓的边远地），绰号“老胡桃木”（Old Hickory）及“印第安人杀手”。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是美国的央行，1816年由总统詹姆斯·麦迪逊授权成立，以“减轻1812年战争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安德鲁·杰克逊接任总统后，以“违宪”“国家财力过度集中于单一机构”等原因于1832年撤销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状，又于1833年抽走该行的国家基金，成功摧毁央行。该行的贷款业务由州立银行与地区性银行所组成的银行团接管。这些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为信贷与投机买卖提供资金。而国家经济在商业进程上显著倒退。——译者注
(39) 有关这段情节的历史，参阅Bray 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美国的银行与政治：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1957；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Bank War： A Study in the Growth of Presidential Power（《安得鲁·杰克逊与银行战争：总统权力增强研究》），1967.
(40) Joseph N. Balestier. The Annals of Chicago： A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Chicago Lyceum， January 21， 1840（《芝加哥年鉴：芝加哥演讲厅前的演讲，1840年1月21日》），1840. Fergus Historical Series， no. 1，1876： 29.
(41) Joseph N. Balestier. The Annals of Chicago： A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Chicago Lyceum， January 21， 1840，1840. Fergus Historical Series， no. 1，1876： 29.对投机者行动有趣的讽刺，参阅James Fenimore Cooper. Home as Found（《发现家园》），1838（reprint， 1961），chap.7.若需比较后期的城市地产投机，参阅John C. Hudson.Plains Country Towns（《平原上的乡村小镇》），1985。
(42) John Lewis Peyton. Over the Alleghanies and across the Prairies（《越过阿里盖尼斯河与穿越大草原》），1848， 2d ed. 1870： 325.
(43) 密歇根州的圣约瑟夫市位于密歇根湖畔的圣约瑟夫河河口，在芝加哥东部或东北部，距芝加哥大约140公里。其1834年是一个村落聚居地，1891年建市，据2010年普查，人口仅8365人。另外，美国密苏里州西北部的圣约瑟夫市（St. Joseph， Missouri）却是圣约瑟夫都市带的中心城市，有人口76780人。——译者注
(44) “Chicago in 1856” （《1856年芝加哥》）.Putnam's Monthly （《帕特南月刊》）7，1856： 608.
(45) Caroline Kirkland. “Illinois in Spring-Time： With a Look at Chicago”（《春天的伊利诺伊：遥望芝加哥》）.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 2，1858： 487.
(46) Niles' Weekly Register（《奈尔斯纪事周刊》）. Aug. 6， 1814.
(47) James William Putnam. The Illinois and Michigan Canal： A Study in Economic History（《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的经济史研究》），1918： 17-18； “James Thompson's Plat of Chicago： A 150-Year Perspective”（《詹姆斯·汤普森在芝加哥的小块地：150年的视角》）.Chicago History 9， no. 2，Summer 1980： 66-67.
(48) Shirreff. Tour through North America： 226.
(49) Charles Butler，inPierce. As Others See Chicago： 52.巴特勒1881年描写土地投机的信函稍后完整重印出版，见A.T. Andreas. History of Cook County， Illinoi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伊利诺伊州库克县通史》），1884： 128-131.
(50) 摘自查尔斯·巴特勒1833年8月4日的日记，重印见Pierce. As Others See Chicago（《他者看芝加哥：游客印象，1673—1933》）： 48。有关巴特勒在芝加哥的所有投资活动，参阅John Denis Haeger. The Investment Frontier： New York Businessme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Northwest（《投资边疆：纽约商人与老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1981.
(51) 关于土地投机的文献数量庞大，但其中大部分涉及的是农村地区。更多信息请参阅John W. Reps. The Making of Urban America： A History of Cit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城市的形成：美国城市规划史》），1965： 349-381.(https://www.daowen.com)
(52) 关于推动者的最重要文献当属查尔斯·N.格拉布（Charles N. Glaab）的作品，其从中借鉴颇多，特此致谢。参阅Glaab. “Visions of Metropolis： William Gilpin and Theories of City Growth in the American West” （《大都市的愿景：威廉·吉尔平与美国西部城市发展理论》）.Wis. Mag. Hist. 45，1961： 21-31； Glaab. “Jesup W. Scott and a West of Cities”（《杰瑟普·W.司各特与和城市之西部》）. Ohio History（《俄亥俄史》） 73，1964： 3-12， 56； Glaab. Kansas City and the Railroads： Community Policy in the Growth of a Regional Metropolis（《堪萨斯城与铁路：区域大都市发展中的社会政策》） ，1962； Glaab.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Urban Development Schemes”（《城市发展规划的历史展望》），in Leo F. Schnore and Henry Fagin， eds.， Urban Research and Policy Planning（《城市研究与政策规划》），1967， 197-219； Glaab and A. Theodore Brown. 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美国城市史》）， 3d ed，1983： 67-73. 其他值得参考的综合性文献包括：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美国人的建国经历》），1965： 124-134；J. Christopher Schnell and Katherine B. Clinton.“The New West： Them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 Promotion 1815—1880” （《新西部：19世纪城市推广主题》）.Bull. Mo. Hist. Soc. 30，1974： 75-88. 此外，聚焦当地推动者争论的专著包括：Wyatt Win ton Belcher. The Economic Rivalry between St. Louis and Chicago， 1850—1880（《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经济竞争，1850—1880》），1947该书可以结合下文进行阅读：J. Christopher Schnell.“Chicago versus SI. Louis： A Reassessment of the Great Rivalry”（《芝加哥与圣路易斯：激烈竞争的重新评价》）. Mo. Hist. Rev. 71，1977： 245-265.其他的文献还有：James W. Livingood. The Philadelphia-Baltimore Trade Rivalry， 1780—1860 （《费城与巴尔的摩贸易战，1780—1860》），1947； R. Richard Wohl and A. Theodore Brown. “The Usable Past： A Study of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Kansas City” （《有用的过去：堪萨斯城历史传统研究》）.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亨廷顿图书馆季刊》） 23，1960： 237-259； Harry N. Scheiber. “Urban Rivalry and Internal Improvements in the Old Northwest， 1820—1860” （《老西北的城市竞争与内部改善》）.Ohio History， 71，1962： 227-239， 289-292； Robert R. Dykstra. The Cattle Towns（《牧牛镇》），1968； Carl Abbott. “Civic Pride in Chicago， 1844—1860”（《芝加哥的公民自豪感，1844—1860》）. J. Ill. State Hist. Soc. 63，1970： 399-421； Don Harrison Doyle. The Social Order of a Frontier Community： Jacksonville， Illinois， 1825—1870（《边疆共同体的社会秩序：伊利诺伊州的小城杰克逊维尔，1825—1870》），1978； Doug Owram. Promise of Eden： The Canadian Expansion Movement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1856—1900（《伊甸园的承让：加拿大的扩张运动与西部理念，1856—1900》），1980； Carl Abbott. Boosters and Businessmen： Popular Economic Thought and Urban Growth in the Antebellum Middle West（《推动者与商人：美国内战前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和流行的经济思想》），1981； Alan F.J. Artibise. “Booste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irie Cities， 1871—1913”（《城市发展推动主义与草原城市的发展，1871—1913》），in Artibise， ed. Town and City： Aspects of Western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城市与乡村：加拿大西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1981： 209-235. 推动者着重铁路的写作参见本章随后及下章的注释。在本书稿付梓之时，戴维·哈默（David Hamer）的重要新著《新世界的新城镇：19世纪边疆城市印象与感观》（New Towns in the New World： Imag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Urban Frontier，1990）问世。在该书中，哈默考察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推动者的浮夸语言和他们的信念，因而比我对单一城市的推动主义（boosterism）的研究提供了更具比较性的视角。然而，我们的观点大多不谋而合，这说明其普遍的适用性，可以适用于芝加哥甚至美国之外的地方。
(53)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主要引用写作于1840—1890年的文献，不刻意区分它们的时间顺序差异。原因在于：虽然在后面内战后的著述中，推动者的观点更富于圆满，更具有系统性，而且他们的帝国主题也表达得更加明显，但他们的核心思想早就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论述中。对我而言，推动者观点的相似性远胜于其差异性。
(54) Melville E. Stone. “Chicago before the Fire， after the Fire， and To⁃day”（《火灾前，火灾后和现在的芝加哥》）. Scribner's Magazine（《斯克里布纳杂志》） 17，1895： 664.
(55) William Bross. Chicago and the Sources of Her Past and Future Growth（《芝加哥及其历史起源与未来发展》），1880： 3.
(56) 参阅John S. Wright. Chicago： Past， Present， Future Relations to the Great Interior， and to the Continent（《芝加哥与北美内陆和欧洲大陆的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1870.该书第17页有论述：“尘世间的任何力量，哪怕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解体，都不能使芝加哥脱离大西北的商业与交通。”
(57) J.W. Scott. A Presentation of Causes Tending to Fix the Position of the Future Great City of the World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North America： Showing That the Centre of the World's Commerce， Now Represented by the City of London， Is Moving Westward to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Thence， within One Hundred Years， to the Best Position on the Great Lakes（《将未来世界大城市定位在北美中部平原之原因陈述：现世界商业中心伦敦正向西位移，即将让位于纽约，因此未来100年内将坐落在五大湖区的最佳位置》）， 2d ed，1876： 6. 该书的标题罕见地恰当归纳了著作的中心思想。
(58) “Chicago”（《芝加哥》）. The Land We Love（《我们热爱的土地》） 6，1868： 469.
(59) Jesup W. Scott. “Internal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内贸易》）.Hunt's Merch. Mag. 8，1843： 447-448.
(60) Bross. Chicago and Her Growth： 3.
(61) 《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于1850年12月20日援引（此日期或《美国铁路时报》的日期有误，原文如此——译者注）。参阅“Chicago in 1856”（《1856年的芝加哥》）. Putnam's Monthly 7，1856： 608.
(62) Logan Uriah Reavis. A Change of National Empire； or，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Removal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from Washington City to the Mississippi Valley（《国民之帝国的转变，或者，支持国家资本从华盛顿市挪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论据》），1869： 36. 芝加哥人反驳说，谈及交通运输，大自然的建筑师不及铁路建筑师重要——当时，人们对铁路与自然的关联几乎没有认知。有关雷维斯，参阅Patrick E. McLear. “Logan U. Reavis：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 Promoter”（《罗根·U.雷维斯：19世纪城市推动者》）. Mo. Hist. Rev. 66，1972： 567-588.
(63) 洪堡追随法国博物学家布封（Buffon），称之为“极度的”气候。
(64) 威廉·吉尔平（1813—1892）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军人、探险家兼编辑，曾任科罗拉多州的第一任州长，著有《中央黄金地区》（1860）、《北美人民的使命》（1873）和《环球铁路》（1890）等书。在这些著作里，他吸收德国博物学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成果，宣扬地理决定论学说，以取悦热情洋溢的中西部建设事业推动者。以洪堡的理论为依据，吉尔平发现他预言的关键在于“等温黄道带”，即一条宽约30度的波浪形地带（约2300英里宽，大致从北纬25度到55度），横绕地球的北半球。通过这个地带的中部，约略沿着北纬40度，贯穿着一条“强度轴”，在年平均温度为华氏52度的这一地区内，“容纳了全世界95%的白人及其所有文明”！因此，他认为，必须沿着这条强度轴建造一条环球铁路；而在北美，必须建筑横贯大陆的铁路中央路线。——译者注，引自丹尼尔·布尔斯廷之《美国人：建国历程》。
(65) 有关吉尔平，参阅Glaab.“Visions of Metropolis”； Bernard Devoto. “Geopolitics with the Dew on It”（《地缘政治与其土的水珠》）. Harper's Magazine（《哈珀杂志》） 188，March 1944： 313-323；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1950： 35-43； Thomas L. Karnes. William Gilpin： Western Nationalist（《威廉·吉尔平：西部民族主义者》），1970.
(66) William Gilpin. Miss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People， Geograph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北美人民的使命：地理、社会与政治》）， 2d ed.， 1874： 112； 另见 Gilpin. The Cosmopolitan Railway： Compacting and Fusing Together All the World's Continents（《环球铁路：联接世界各大陆》），1890： 125.
(67) 参阅Scott. Future Great City： 9-15. 罗根·雷维斯也曾极为狂热地追随该理论。文明的气候阐释在20世纪的地理决定论者中又得以复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68) S.H. Goodin. “Cincinnati—Its Destiny”（《辛辛那提的命运》）， in Charles Cist， ed. Sketches and Statistics of Cincinnati in 1851（《1851年辛辛那提的概述与统计》），1851： 306.
(69) Goodin. “Cincinnati”：310。
(70) 倡导芝加哥的这种引力论来自记者D.C.布鲁克斯（D.C.Brooks）1872年的描述：“商业如同大自然一样，也有各类中心……每座城市可以说都是朝贡制度的中心，尽管有大有小。每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中心——它们的范围有交叠——有助于最终出现大都市。”D.C. Brooks. “Chicago and Its Railways”Lakeside Monthly（《湖畔月刊》） 8，1872： 264.
(71) Goodin. “Cincinnati”： 312.
(72) 司各特可能是最有趣的推动者，有关他的情况，参阅Glaab. “Jesup Scott”；Smith. Virgin Land： 155-164. 司各特早年文章的大多数主题都在后期写作中再现，因此了解下面这篇早期文章是熟悉其思想的好办法，即 Scott. “The Internal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国内贸易报告》）. Hunt's Merch. Mag. 8，1843： 321-330，447-458； 9，1843： 31-47.
(73) ③Jesup W. Scott. “The Progress of the West”（《西部的发展》）. Hunt's Merch.Mag. 14，1846： 163.
(74) Jesup W. Scott. “Westward the Star of Empire”（《西部的帝国之星》）. De Bow's Review（《狄波评论》） 27，1859： 131.
(75) Jesup W. Scott. “The Growth of Towns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城镇发展》）. Hunt's Merch. Mag. 25，1851： 562. 西部地区增长率比东部高的一个因素是：从一开始，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基数要小得多，作为分数的分母弱小。司各特并没有理会这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76) Jesup W. Scott. “Commercial Cities and Tow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商业城镇》）. Hunt's Merch. Mag. 19，1848： 385.
(77) Scott. “Westward the Star of Empire”：129. 注意司各特在此句中构建的隐性层级模式呼应了古丁。还可参阅 Scott. “Our American Lake Cities”（《我们美国的湖城》）. Hunt's Merch.Mag.31，1854： 410-411； “Internal Trade”（《美国国内贸易》）， pt. 3： 38. 一点都不奇怪，罗根·雷维斯断然拒绝了司各特的“湖泊理论”，反之提出支持圣路易斯的“河流理论”，认为在大河流汇集处出现的城市比所有其他城市都具有优越性。参阅Reavis. Change of National Empire： 125-126. 司各特预测，湖畔城市因为接近东部贸易的优势而发展，这与其另一论断——内陆城市主要通过内陆贸易而非对外贸易得以发展——并不完全一致。湖港理论与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以出口为基础的现代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而内陆贸易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模式相似，后者由黛安·林德斯特伦（Diane Lindstrom）在其著作《费城地区的经济发展，1810—1850》（Diane Lindst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hiladelphia Region， 1810—1850，1978）中提出。或许，司各特本可以通过提出某种阶段模式——其中，早期的出口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而内陆贸易则最终更为重要——从而将自己从这对似乎矛盾的理论中拯救出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实际上正好将自己置于以出口为基础的理论阵营。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这些问题仍然是待解决的难题。
(78) Scott. Future Great City： 32. 芝加哥推动者杰西·托马斯（Jesse Thomas）赞许地引用司各特的预言并评论说，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在托莱多与芝加哥之间作出明智的选择，参阅 Thomas. Report： iv.
(79) George Berkeley. “Verses 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关于美国种植艺术与学问之前景的诗歌》）， in The Works of George Berkeley（《乔治·贝克莱作品集》）. ed. Alexander Campbell Fraser，1901， 4：366. 还可参阅有关帝国和民族命运的美国观念的经典讨论，见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以及理查德·史罗金（Richard Slotkin）新近对这些主题的探讨：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通过暴力再生：美国边疆神话学，1600—1860》），1973 ； The Fatal Environment： 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1800—1890（《致命的环境：工业时代的边疆神话，1800—1890》），1985.
(80) 吉尔平的等温线黄道带作为多产的大城市滋生地，同样也是使这些城市成为可能的帝国的诞生地。该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中，黄道带区域的城市与帝国的兴衰是有其规律性模式的，在东部帝国中心衰亡之后，随之西部必然会兴起一个新的帝国中心。参阅Gilpin. Mission： 112； Gilpin. Cosmopolitan Railway： 125-129.
(81) D.J. Kenny. Historical， Statistical， and Descriptive： Chicago： Identifying Those Firms Who Have Contributed Most to Its Prosperity and Grandeur（《历史、统计与描述：标识曾为芝加哥的繁荣与辉煌做出最大贡献的公司》），1886： 3.
(82) Ibid.，4； Chicago's First Half Century（《芝加哥的前半世纪：50年前的城市与今天的城市》），1883： 65.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一直把它们自己的帝国与古代帝国类比，因此这些词语在当时日趋流行。有关欧洲援用罗马帝国经历的文献，请参阅Raymond F. Betts. “The Allusion to Rome in British Imperialist Though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思想中的罗马典故》）. Victorian Studies（《维多利亚时代研究》） 15，1971： 149-159； William L. Vance. America's Rome（《美国的罗马》）， vol. 1， Classical Rome（《古代罗马》），1989.
(83) A Business Tour of Chicago（《芝加哥商务之旅》），1887：cover。显然，车夫与马匹的颜色有种族含义，这并非出于巧合。
(84) Reavis. Change of National Empire： vii. 关于芝加哥的这种早期语言描述，参阅Henry Brow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cago： A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the Chicago Lyceum. January 20， 1846（《芝加哥的现状与未来前景：面向芝加哥学会的演说，1846年1月20日》）， Fergus Historical Series， no. 9，1876： 10-11；Kenny. Chicago： 6（如同雷维斯，使用了吉本式的语言）。
(85) 爱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作家、历史学家，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影响深远。这句话的意思是：东部城市如罗马帝国衰亡，而西部新兴城市崛起，与美国东部纬度相对应的西部海港城市圣弗朗西斯科是东部的对照，吉本会以其特有的语言描述它的。——译者注
(86) 参阅Scott. Future Great City： 32.
(87) 早期贸易关注的是，在北美大陆的中心确定“印度之行”（即联系亚欧的商业通道）的位址，而文中这种对“大内陆”贸易的强调，与早期贸易的关注点相比有明显的变化。虽然城市推动者，尤其是吉尔平，仍然对通往东方的航线感兴趣，但随着推动者逐渐看到大西部自身就可以促使大都市发展，他们的兴趣显得越来越不重要。横跨大陆的铁路的开辟可能会影响芝加哥在对中国贸易中的作用，有关芝加哥的推动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参阅 “Chicago to China”（《从芝加哥到中国》）. Chicago Evening Journal（《芝加哥晚报》）， Nov. 25， 1868， reprinted in C. Exera Brown. Brown's Gazeteer of the Chicago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and Branches， and of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 Guide and Business Directory（《布朗分类法：芝加哥-西北铁路及其支线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指南与商业名录》），1869： 37-39.
(88) Albany Argus， n.d.， quoted in Scott. “Progress of the West”： 163.
(89) John A. Wright. “Effects of Internal Improvements on Commercial Cit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Pennsylvania Central Railroad”（《国内条件改善对商业城市的影响：关于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 Hunt's Merch. Mag. 16，1847： 264.
(90) 考虑到芝加哥人不遗余力地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宣传自家城市，那么他们对纽约的相对沉默似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无疑，这主要由于两个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彼此间的铁路联系。芝加哥愤愤然作为“第二城市”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标明了其身份；该论点的进一步发展参见下章。此外，尽管芝加哥的推动者大多对挑战东部大都市显得犹豫不决，但也有少数人鲁莽行事，譬如Chicago Building & Loan Association. Statistical and Historical Review of Chicago，1869： 45。其通过将芝加哥和纽约这两座城市与古代城市类比，指出芝加哥将在“人口、财富与贸易等方面超越纽约市”；进而，通过使用过去的增长率，预测纽约的人口在1890年将达到3043931，而芝加哥的人口将达到10926540。约翰·S. 赖特（John S. Wright）比较实事求是，他评论说：“纽约到现在仍然是本大陆的商业中心，因为相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她与各方打交道都要多得多。费城、巴尔的摩与波士顿虽然也是庞大的商业中心，却是向纽约朝贡的附庸城市。芝加哥与西部主要城市的那种关系持续不了几年，因为纽约将来仍是她们的商业中心。鉴于该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整个西部现在也不能称作芝加哥的势力范围。不过，我们将看到，当西部自己的贸易远远超过沿海地区时，这一刻肯定会到来。那时，如果我的这个观点靠得住的话，芝加哥就将成为西部的商业中心。”参阅Wright. Chicago： 115.
(91) “Tributary”一语双关，有“支流”和“朝贡地”两层意思，本文（前文与后文）根据原作行文，选择其一表达。——译者注
(92) Chicago Magazine（《芝加哥杂志》） 1，1857： 94.
(93) 至于圣路易斯，其意象相当质朴：罗根·雷维斯谈及“壮丽的密西西比河”在将来“主张其商业统治权”时，没有刻意使用夸张手法。参阅Reavis. Change of National Empire（《国民之帝国的转变，或者，支持国家资本从华盛顿市挪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论据》）：36.
(94) James Parton. “Chicago”（《芝加哥》）. Atlantic Monthly 19，1867： 330.
(95) Gilpin.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104.
(96) James Hall. “The Commercial Growth and Greatness of the West： As Illustrating the Dignity and Usefulness of Commerce”（《商业增长与西部的伟大：商业地位与用途之阐述》）. Hunt's Merch. Mag. 17，1847： 502.
(97) 无须赘言，这个观点并不能阻止芝加哥人成为西部地区最具竞争性和侵略性的自我推销者。
(98) Wright. Chicago： xvii. 有关赖特的生平，参阅Lloyd Lewis. John S. Wright： Prophet of the Prairies（《约翰·S.赖特：大草原的先知》）， 1941；Patrick E. McLear. “John Stephen Wright and Urban and Regional Promo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约翰·斯蒂芬·赖特与19世纪城市和地区推广》）. J. Ill. State Hist. Soc. 68，1975： 407-420.
(99) Bross. Chicago and Her Growth： 18. 参阅John Dean Caton.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Reception to the Settlers of Chicago prior to 1840， by the Calumet Club of Chicago， May 27.1879”（《1840年前在芝加哥定居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芝加哥卡柳梅特俱乐部，1879年5月27日》），in Mabel McIlvaine， ed. Reminiscences of Early Chicago（《早期芝加哥回忆录》），1912： 165.
(100) 至少在芝加哥早期历史上，对手城市的推动者对其的攻击与其推动者对他们的反击旗鼓相当。1853年，《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发文讽刺芝加哥的虚荣做作和自命不凡。该报报道，芝加哥市议会曾投票去“扩展城市的界限，以把落基山脉以东、北纬54度以南以及南美洲巴塔哥尼亚高原以北的所有地区都包括进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未注明日期，《芝加哥论坛报》1853年1月6日援引。《芝加哥论坛报》回击了这样的嘲讽，其称，如果底特律想要成为芝加哥的一个郊区的话，最好放规矩点。
(101) “Emporium”来自希腊语词汇“emporion”，而“emporion”又来自“emporos”，意即“旅行者”或“商人”；而“empire” 来自拉丁语词汇“impmum”，“impmum”又来自“imperare”，意即“命令，指挥”。
(102) Glaab. “Jesup Scott”： 3.
(103) 读者朋友需再次谨记，我在本章对推动者思想的描述集合了前文所述的50年间的文献，大部分文献写于19世纪30年代之后。当然，并非所有推动者后来的观点都聚焦于芝加哥土地热潮，有些推动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与铁路相关，下章会清晰显示）对此表现得不是很热心。不过，一座城市通过主宰其腹地的发展而走向繁荣富强的总体思想在19世纪30年代无疑已深入人心。
(104) 特纳致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的信函，1925年5月5日，重印于Wilbur R. Jacobs， ed.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Correspondence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历史世界：书信选》），1968： 163-165；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上的城市》）. MVHR 27，1940—1941： 43.
(105) 在此，我再次谈及早年的特纳，他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史上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尝试根据边疆经历“解释”美国史。特纳在后期强调地方主义，这与我在此描述的推动者不无相似，他们的观点很接近。
(106) 有关特纳的“怀旧”，参阅Lee Benson. Turner and Beard：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Reconsidered（《特纳和彼尔德：美国历史书写的反思》）， 1960；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进步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1968.
(107)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53.
(108) Ibid.， 150.
(109) Parton. “Chicago”： 327.
(110) 约翰·海恩里希·冯·杜能（1783—1850），德国经济学家，边际生产率学说的先驱，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有《孤立国》（The Isolated State）三卷。——译者注
(111) 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Von Thünen's Isolated State（《冯·杜能的孤立国》） ，1826， 1842， trans. Carla M. Wartenberg， ed. Peter Hall，1966： 8.
(112)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171—174。
(113) 中心地理论已发展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文献很多。可参阅前6章的相关注释，并概览主要著述。
(114)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1.
(115) 运用冯·杜能的模型分析19世纪农业扩展的论文包括：John T. Schlebecker. “The World Metropolis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griculture”（《世界大都市与美国农业史》）. JEH 20，1960： 187-208； J. Richard Peet.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Von Thünen Interpretation”（《19世纪商业性农业的空间扩张：冯·杜能的阐释》）. Economic Geography（《经济地理》） 45，1969： 283-301；Peet. “Von Thünen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冯·杜能理论与农业扩张的动力》）.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搜索》） 8，1970—1971： 181-201.
(116) 对这种过度概括的诸多风险的有力纠正，参阅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征服的遗产：美国西部通史》），1987.
(117) 本书06部分将详尽讨论这些问题，请参阅。
(118) 约瑟夫·巴莱斯蒂尔对19世纪30年代的土地热潮抱有怀疑，但即使是他，也笃信芝加哥不是一座普通的投机者城市。他指出，“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一旦完成，芝加哥就将是极其重要之地……芝加哥［将成为］商品运往西部的大通衢……大量的商品在此转换，庞大的交通体系将会蓬勃发展，任何因素都不能限制这个地方的繁荣。”Balestier. Annals of Chicago： 38-39.
(119) Wright. Chicago： frontispiece。
(120) 传统上，加拿大历史学家比美国同行更多地采用大都市视角。尽管这两个国家有大致相似的殖民史，但研究西部的美国历史学家，除一些著名者之外，仍然继续追随特纳，以西部地区农村地带为研究重点；虽然他们也有人曾聚焦城市，但很少重视城乡关系。相反，加拿大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排斥特纳的边疆学说，一直致力于所谓的大都市主题；熟悉19世纪推动者的学者立即就能看出其主要特征。据加拿大首席历史学家凯尔利斯（Careless）描述，大都市理论“意味着特大城市的兴起，这种大型城市不仅控制自己周边的乡村，还控制周边其他的城市及其乡村；大都市通过控制交通、贸易与金融将整个地区组织在一起，构成一个经济与社会一体的单位，该单位重点关注大都市的‘中心主导’地位，并通过其与世界进行贸易”。在加拿大，这座大都市就是蒙特利尔；在美国，则是纽约市。位处中心大都市之下的是相对较小城市，它们扮演的作用与大都市相似，只是控制范围比其小，因为“大都市关系是一条链条，或者说，差不多是一条有着隶属关系的封建锁链，其中某个城市虽是本地区（也许该地区的规模并不算小）的都市，但可能仍需要向更大的中心城市朝贡”。这类城市诸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和美国的芝加哥，请参阅J.M.S. Careless. “Frontierism， Metropolitanism， and Canadian History”（《边疆主义、都市主义和加拿大历史》）.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加拿大历史评价》） 35，1954： 17.
在加拿大经济史中论述大都市作用的当属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经典著作，尤其是Harold Innis. Problems of Staple Production in Canada （《加拿大主要产品生产的问题》），1933； 以及 “Significant Factors in Cana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加拿大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18，1937： 374-384. 在之后的综合史研究中，最近的有J.M.S. Careless. Frontier and Metropolis： Regions， Cities， and Identities in Canada before 1914 （《边疆与大都市：1914年之前加拿大境内的地区、城市与身份》），1989；D.C. Masters. The Rise of Toronto， 1850—1890（《多伦多的崛起，1850—1890》）， 1947； W.L. Morton. “The Significance of Site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Wests”（《美国和加拿大的西部地区聚居地遗址的意义》）. Ag. Hist. 25， 1951： 97-104； Melville H. Watkins. “A Stapl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加拿大经济学与政治学期刊》）29，1963： 141-158； Ramsay Cook. “Frontier and Metropolis： The Canadian Experience”（《边疆与大都市：1914年之前加拿大境内的地区、城市与身份》）， in Cook. The Maple Leaf Forever： Essays 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Canada （《永远的枫叶：加拿大民族主义与政治论文集》），1971： 166-175； Alan F.J. Artibise. Winnipeg：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Growth，1874—1914（《温尼伯：城市发展的社会史，1874—1914》），1975； Alan F.J. Artibise， ed.Town and City： Aspects of Western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城镇与城市：加拿大西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1981.关于该主题在加拿大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参阅Carl Berger. The Writing of Canadian History： Aspects of English-Canadian Historical Writing， 1900 to 1970（《加拿大史的书写：加拿大英语历史写作的方方面面，1900—1970》），1976. 另一方面，探讨大都市主题的美国学者主要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其中，与英尼斯同时代的最重要的美国学者是格拉斯（Grass），其著作《经济史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N.S.B. Gras，1922） 完全围绕大都市发展的主题展开；还可参阅其论文《明尼苏达历史上双子城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win Cities in Minnesota History”. Minn. Hist. 7， 1926： 3-17），该文部分源自：Mildred Lucile Hartsough. The Twin Cities as a Metropolitan Market： A Regional Study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inneapolis and St. Paul（《都市贸易双子城：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1925。其他的研究还有：Howard W. Odum. American Regionalism： A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 to National integration （《美国的地区性：民族融合的文化历史研究途径》），1938； N.S.B. Gras and Henrietta M. Larson， eds. Casebook in American Business History （《美国商业史案例汇编》），1939： esp. 385-402. 社会学家中，有R.D. McKenzie. The Metropolitan Community （《大都市社会》），1933， 该书是在区域范围内看待大都市的最系统尝试。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诸多著作也与其相关，尤其参阅：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城市文化》），1938；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历史中的城市：起源、变迁与未来》），1961.
在美国学界，论述早期西部城市的经典著作迄今仍属韦德（Richard C. Wade）。Richard C.Wade. The Urban Frontier： 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 1790—1830《城市化边疆：西部城市的崛起，1790—1830》），1959。不过，该书并未深入探讨大都市主导的话题，而是负载了诸多的细节详情，其主题可从韦德的早期文章中迅速获取：“Urban Life in Western America， 1790—1830”（《美国西部城市生活，1790—1830》）. AHR 44 ，1958： 14-30. 后来，有阿瑟顿（Lewis Atherton）的著作：Lewis Atherton.Main Street on the Middle Border（《中部边地的大街》） ，1954.其仍是对小城市生活研究的杰作，但也像韦德一样，极少关注城乡之间的联系。已故的盖茨（Charles Gates）在对西部城市的阐述中采用了大都市主题，但遗憾的是他从未在该领域发表自己的成果；他对该研究方向的建议参阅其论文：Charles Gates.“The Role of Cities in the Westward Movement”（《西进运动中的城市角色》）. MVHR 37，1950—1951： 277-278； “The Concept of the Metropolis in the American Western Movement”（《美国西部运动中的都市观》）. MVHR 49，1962—1963： 299-300.波默罗伊在其著作与论文中关注了大城市在美国中西部的重要性。参阅：Earl Pomeroy. The Pacific Slope： A History of California，Oregon， Washington， Idaho， Utah， and Nevada （《太平洋沿岸各州：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爱达荷州、犹他和内华达州的历史》），1966： esp. 120-164； “The Urban Frontier of the Far West”， in John G. Clark， ed. The Frontier Challenge： Responses to the Trans-Mississippi West （《边疆挑战：对横跨密西西比河的西部的回应》），1971： 7-29.此外，对西部城市话题的其他研究一直倾向于以小城市生活为重点的研究，相关的文献如：J. Christopher Schnell and Patrick E. McLear. “Why the Cities Grew： 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 on Western Urban Growth， 1850—1880”（《为什么城市成长：西部城市发展的史学研究论文，1850—1880》）. Bull. Mo. Hist. Soc. 28，1972： 162-177； Bradford Luckingham. “The City in the Westward Movement： A Bibliographical Note”（《西进运动中的城市：书目注解》）. WHQ 5，1974： 295-306； Oliver Knight.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Town”（《对西部城镇的理解》）. WHQ 4，1973： 27-42； Lawrence H. Larsen and Robert L. Brany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Urban Civilization on the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美国西部边疆城市文明的发展》）. Societas （《社会》）1，1971： 33-50.
(121)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3.
(122) Emile Boutmy. Studies in Constitutional Law： France-England-United States（《法国、英格兰与美国的宪法比较研究》），1891： 127-128.
(123)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211.
(124) Parton. “Chicago”： 328. 霍斯曼的著作暗示了天命（manifest destiny，尤指在19世纪的美国的命定扩张论；该理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选中之地，上帝将整个北美洲赐给了美国——译者注）与美国印第安政策之间的关系，参阅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种族和天命：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起源》），1981。伊利诺伊学院的一名学生1841年曾经也同样将“印第安人消失”理解为边疆进步的标志，与此同时，他在致其姐姐的信中又流露出忧郁的心情。他的姐姐生活在缅因州波特兰市，他这样写道：“请暂时停止‘训诫、斥责与培训’，跟我来。现在是清晨，你不必穿上那件外套，只须戴上围巾，牵着我的手，让我们一起走走。不要担心‘疟疾’，它不是女人们所追求的大自然的爱慕者，而是一个男人——他不遵守上帝与人类的规律，将自然排除在外，将自己的目光用砖块和灰浆限定起来［。］让我们沿着这条笔直的小路散步吧。这是一条印第安人小径，当我们沿路漫步时，可以回顾过去50年的短暂时空，看未开化的野蛮人无所畏惧地、泰然自若地走在同一条小径上。然后，脑海中闪出忧伤的问题：‘他们现在在何处呢？’那个曾经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强大种族究竟遭遇了什么厄运？啊，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问题！哥伦布的子孙曾经将他们的名字从地球上抹煞，希望他们还遗留有火种。然而，当这个男人耸立在其大草原之上时，我们看到了太阳，看到露珠在闪光，看到野花快乐地在风中颔首，可惜我们几乎读不到大自然这最甜美诗人的甜言蜜语。”John Barnwed Shaw to Miss E.A.C. Shaw， Nov.22，1841，Shaw Family Papers， Newberry Library。另见Illinois in 1837 & 1838：135.可查阅同时代的相似段落，其将芝加哥的发展直接与印第安人被驱逐联系在一起。其他文献还有：Traffic Department， Chicago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 The Indian， the Northwest， 1600—1900： the Red Man， the War Man， the White Man， and the North- Western Line（《印第安，大西北，1600—1900：印第安人、士兵、白人与西北铁路线》），1901， 从中可以看到建议后人使用正在消失的印第安人神话的论述。
(125)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3.在同一段落，特纳将边疆定义为“自由土地”，此外，他还称之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交点”。虽然他遵循悠久的美国传统，将二者等同，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一样。过去25年，历史学家一直批评（没错，确实如此）特纳按照“野蛮人”来定义“自由土地”是种族歧视与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不过，对特纳的批评虽然猛烈，但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充裕而又廉价的自然资源——“自由土地”的另一种含义——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同样也忽视了吸纳它们的文化。虽然我们绝不能忘记掠夺这些资源的征服行为，但资源充裕带来了广阔的政治经济影响（这与原始的侵略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也不能不跟上其前进的步伐。至于批评特纳的现代批评者，通常未能认识到“自由土地”这个狭隘的定义仍然有助于深刻理解美国史。参阅Cronon. “Revisiting the Vanishing Frontier”（《重访消失的边疆：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遗产》）， “Significance of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History”（《特纳的首要立场：美国历史意义的意义》）.
(126) Turner.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50.
(127) 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植物园提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