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腹地
或许并非如此。
就在霍奇基斯书写之后的三四年，许多芝加哥人开始意识到，芝加哥的木材批发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1882年之前的30年里，木材经销商们的进货量平均每年增长近15%；1857年经济恐慌之前的黄金时期，芝加哥的进货量更是暴涨，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5%。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初，市场停滞了半年多之后才最终再次回升。此后的1882年，芝加哥的木材产业进入了一个动荡与衰落的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实际进货量以平均每年低于1%的速度下降，并且年复一年地波动，严重损害了木材公司的利润。 (137)
19世纪80年代，这个依赖茂林生长的产业发生了重大变化。芝加哥木材商人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城市与北方森林的特殊关系是“自然而然的”。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面临着“相当悲观的前景”，心里清楚他们的这座城市已经永久失去了西部地区木材批发商的角色。 (138) 于是，许多木材经销商开始转投其他业务领域。有些人重新定位和缩小经营范围，有些人离开了这行，有些人搬到了别处，还有些人破产了。1895年，查尔斯·米尔斯去世。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查尔斯被迫在密歇根州推广一项湖港发展计划，但未取得成功，后来他给银行家们写过一些痛苦哀怨的信函，但他们早就对大势已去的木材商不再有兴趣提供资助了。 (139) 随着他那一代人开始退休、去世，芝加哥五针松木的批发贸易也逐渐消亡。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内战后几年，使芝加哥成为世界领先的木材中心的那些力量，逐渐开始背离这座城市。随着铁路网更加深入芝加哥腹地，其竞争力逐渐削弱，不再能推动城市的发展。位于芝加哥铁路系统之外的新建林区开始与其竞争销售木材。同时，供应芝加哥木材的五针松林被市场的贪婪消耗殆尽。正是芝加哥在控制地区木材贸易上的成功构成了其衰落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曾经见证自己的利益在芝加哥货运市场交会的利益集团开始分散：芝加哥批发商、密歇根湖伐木商、内陆木材经销商和草原客户不再与这座城市的贸易紧密相连。那些依赖芝加哥市场的人日益憎恶芝加哥对他们的控制。他们努力寻求改善自己处境的方法，他们最强烈的愿望之一就是找到一个替代市场以减少对芝加哥依赖。
芝加哥的竞争条件甚至影响了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木材零售商。芝加哥的木材批发商在内陆腹地的零售区第一次看到风暴云开始聚拢。面对价格下跌，芝加哥的木材批发经销商为了支撑利润，极力派遣“鼓手”（drammers，亦即旅行推销商）到腹地，说服农民和建筑商直接从他们的货场购买木材。 (140) “鼓手”是几乎没有资产的商人，有些人还是不成功的木材经销商。“鼓手”代表芝加哥木材批发商获取订单，以抽取佣金。有时，他们从小镇上的零售商处拿到订单；其他时候，他们则直接销售产品给零售客户，而支付现金购买大批量木材的零售客户通过签订这些“直销”合同，可以拿到批发价。由于“鼓手”可以抽取佣金，所以他们有强烈的动力尽可能多地促成这类销售。
毫不奇怪，腹地城镇的木材经销商并不喜欢“鼓手”的行为。乡村货场按照批发价大批量采购木材，再以较高的零售价小批量转售，从而获取利润。零售加价产生的收入允许经销商支付货场工人工资、向客户提供赊账、储存品种多样的木材，并从投资资本中赚取收入。乡村经销商承担了购买和存储木材的成本和风险，以便随时满足客户的需要。 (141)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芝加哥的批发价格和乡村货场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是他们预测和满足当地客户需求的合理回报。
在19世纪90年代，“鼓手”威胁要夺走腹地城镇木材经销商的一大块收益，将其带到芝加哥。乡村货场依赖于混合销售带来利润：其客户包括那些只需要购买几块木材的人（他们给货场带来的钱财寥寥无几），也包括为整栋建筑购买木材的人（他们给货场带来更多收入）。后者正是“鼓手”大多能成功挖到的客户群体。“鼓手”通过向最大和最有利可图的买家提供批发价，使得乡村经销商陷入了最困难的境地。更糟糕的是，来自不同的芝加哥公司的“鼓手”激烈竞争，一再压价。1876年，爱荷华州的一位记者写道，“芝加哥销售员多得数不过来，价格也跌得惨不忍睹” (142) 。通过向已经衰退的市场进行降价施压，“鼓手”令零售货场更难卖出自己的存货以获取利润。 (143)
在这里，“鼓手”得到了一群被称为“黄牛”的当地中间商的帮助。“黄牛”不承担维持一个木材货场的高成本，而是努力识别那些必须大量采购的零售客户，然后以低于当地货场可支付的价格替他们从芝加哥订货。由于木材直接送达最终客户，“黄牛”没有货场成本，所以只需要更少的加价就可赚取利润。按照愤怒的零售商的说法，“黄牛”的惯用伎俩只不过是挖走潜在客户，“他们一般要么在木材办事处闲逛，要么用一些下三滥的方法获取客户信息” (144) 。此外，他们有时还利用客户缺乏经验，帮他们以高质量木材的价格订购低等级的木材。有信誉的经销商若要与客户保持长期关系，就不能靠这些伎俩。
对于乡村经销商而言，“鼓手”和“黄牛”只代表一件事，那就是不公平竞争，根源在于芝加哥。实际上，问题不在于“鼓手”和“黄牛”，而在于批发商们促使其存在。通过提供与经销商相同的价格向农民销售木材，批发商正在与自己的客户竞争。一位愤怒的伊利诺伊州经销商说：“不应该这样，每个乡村经销商都应该谴责这种不公正……他们正在抢走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的生意。我们就靠着距离近、方便提供客户货物才得到他们的惠顾。现在没有这些生意我们怎么过？” (145) 这种情况很讽刺，零售商仍然是芝加哥最大的买家，所以批发商很可能会破坏自己的销售。《威斯康星伐木者》在抨击直销时写道：“木材厂商或多或少依赖零售经销商的资本来协助处理生产的库存，这种资本至少值得一个公平的利息补偿。” (146) 对于那些在新的竞争中失去利润的乡村经销商，感觉就像批发商违反了批发零售关系中最基本的契约，仿佛他们正要废除整个木材分销系统。
零售分销可以完全消失的观念，在19世纪70年代似乎并不牵强。木材贸易中的直销争议与内战后反对芝加哥谷仓系统的土地抗议运动存在关联。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些抗议运动已经被看作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Patrons of Husbandry，也称作the Grange，译作“美国保护农业社”或“格兰其”）的各种活动。农业保护者最主要的一项经济投诉，是他们不得不向牟取非法利益、站在制造商和客户之间的“中间人”支付高昂的价格。从农业保护者的角度来看，零售木材经销商并不比其他任何中间商好多少。 (147) 为了逃离其摆布，州农业保护者协会想办法创建合作采购机构进行批发采购，然后以“公平”的利润向其成员转售商品。虽然这些购买合作社大多数最终都亏钱破产了，但他们组织农场客户方面的努力有了进展，至少理论上在乡村木材业务的核心上有了进展。因此，在反对批发商的做法时，零售商也对给农业保护者协会成员提供销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例如，1874年《威斯康星伐木者》认为“木材生产商有明确的责任拒绝以零售商采购的价格向农业保护者协会代表提供货物……农业保护者协会的性质就是以最糟糕的形式采取垄断独裁的基调。” (148)
客户们似乎要组织起来，将零售商赶出这一行，而且芝加哥批发商显然也是站在客户一边，准备帮忙，因此零售商们决定组织自己的防御。1877年8月，一名伊利诺伊州的零售商给《西北伐木者》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不会从任何一个直销给他客户的经销商手上购买一块木材” (149) 。接下来的一期《西北伐木者》发表社论说， 这种抵制将会是一种迫使批发商改变做法的强有力方式，但只有零售商们集体行动才有可能。“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个人无法完成，但让整个伊利诺伊州的零售商……在一个组织中统一起来保护贸易，他们将拥有一种突破所有问题的权力。” (150) 《西北伐木者》的编辑伍·本·贾德森（W.B.Judson）说，他会倾情投入出版资源全力支持这样的组织，并开始在随后几期刊物中对其大力推广。如果有什么能证明芝加哥在西部木材贸易中的中心地位，那就是驻芝加哥的杂志力图联合芝加哥腹地的零售商抵制芝加哥市场上的芝加哥批发商的力量。 (151)
贾德森的努力很快就有了回报。1877年11月7日，32个零售商（大多来自伊利诺伊州南部）聚集在芝加哥，组建了西北零售木材经销商协会。 (152) （该名称很快被改为全国木材经销商协会，简称为NALD，反映了该组织的巨大野心。） (153) 其章程的序言阐明了组织的主要目标：“我们认为，生产商和批发商以相同的价格向零售商和消费者销售这一做法，对我们的贸易不公平并且有害……” (15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组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执行机制。如果有成员向协会秘书投诉某公司以批发价直接向零售客户销售货物，秘书将写信给批发商，并要求其向协会缴纳罚款。 (155) 如果该批发商同意这样做，秘书将把这笔钱分配给该地区的协会成员，弥补直销所减少的零售利润。如果批发商拒绝支付罚款，秘书将发布公告，号召所有成员抵制该公司。通过这种方式，零售经销商努力执行批发和零售市场明确分隔的原则。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选举了一批组织抵制活动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职位无疑就是执行秘书。该职位的第一人，不难预测，正是《西北伐木者》驻芝加哥的伍·本·贾德森。 (156)
零售商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欢迎NALD。NALD成立半年内，来自8个不同州的500多家零售经销商加入其中。 (157) 尽管该组织希望实现国家身份，但它主要还是从芝加哥批发商明显主导木材贸易的领域吸收会员。1879年底加入NALD的乡村零售商的地图看起来并不像芝加哥的木材腹地地图：除少数NALD成员在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做生意外，绝大多数人在伊利诺伊州、南威斯康星地区、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做生意。 (158)
由于有很多人加入捍卫零售商利益的队伍，NALD开始迅速影响芝加哥批发商的经营模式。虽然芝加哥木材商交易所在1878年2月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芝加哥的木材经销商未来不会考虑［NALD］对他们的任何要求”，但个别批发商在被抓到直销时还是缴纳了罚款。 (159) 在第一年年底，NALD收到了大约2000美元的罚款——这笔钱金额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 (160) 批发商开始在价目表上印上“我们只卖给零售经销商”的字样，实际上对NALD的要求表示了默许。到1880年，NALD已经非常成功，执行秘书贾德森先生可以向会员报告，“向消费者直销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停止” (161) 。直销的问题在那时确实已减少很多，但后来有些成员开始对该组织失去兴趣。随着罚款收入急剧下降，会员人数减少，NALD预算走向赤字。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该协会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批发商的罚款，成了一个空架子。 (162)
NALD的衰落也证明了它的成功：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芝加哥批发商和腹地零售商已经同意保护零售经销商的利润。零售商抵抗直销竞争的运动恰逢芝加哥对西部木材市场影响最大的时期。零售商为了自身利益组织起来，导致芝加哥批发商的财富不断变化，但另一方面，更强大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包括市场另一端的直销。如果NALD表明芝加哥商人对需求方失去控制，那么木材生产商同样的行为也将对供应方产生类似的效果。两者结合在一起，给芝加哥的木材贸易带来了难以抵抗的压力。
密歇根湖区锯木厂经营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与鼓励过度生产的竞争环境作斗争。短期来看，过度生产意味着长期低价；从长远来看，则意味着消耗森林资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营生。因为大多数木材生产商是小本经营，投资不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产品推向市场时彼此压价。像铁路一样，木材生产商有固定的成本——工资、债务和税收——无论如何，都必须满足成本，所以有时必须以较低的利润标价卖出，甚至亏本出售。“在木材准备运输的时候，对于锯木厂主来说，更多的是现金问题，而不是利润问题……”《西北伐木者》在1879年写道，“但他能做什么？为了迅速兑现到期的票据（而且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极限），他无路可走，只有尽快装货运到市场，才能得到他要的现金”。 (163)
锯木厂主很少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旦在芝加哥出货，销售就由某个代销商操作。相比卖出最高价，代销商对迅速卖掉木材更有兴趣。 (164) 代销商对快速销售非常渴求，再加上为避免滞期费，必须在12小时以内清理完富兰克林街码头货物，这样就促成了匆忙的拍卖销售，进一步降低了价格。 (165) 更糟糕的是，湖上的风况常常导致木材船只同时到达，也加剧了它们之间原本已经激烈的竞争。“受到风和天气的影响，”《西北伐木者》叹息道，“经常发生货物随着船队到达这里。船队越大，贱卖的木材越多” (166) 。
锯木厂经营者自身的资金告急导致芝加哥成为买方市场，这使该地区产生了一些最低价格。生产商对短期信贷的季节性紧迫需求，促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快速兑现的市场，即使它意味着木材销售的价格永远比他们想要的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回成本，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砍伐更多的树木，更进一步造成过度生产与市场饱和，而饱和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导致了低价。芝加哥因此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中心：资本不足导致过度生产，反过来促使价格压低，又加速了北方森林的破坏。 (167) 《西北伐木者》总结了这个问题，把它归因于“这么多人……都想做超过自己资本保障范围的生意”，结果，不得不将自然资本变成流动资本，仅仅只是为了生存。“这种矛盾事态唯一合理的解释……”《西北伐木者》编辑写道，“就是锯木厂的人……正在耗尽资本，因为他们的资本以立木（指林地上未伐倒的活着的树木——译者注）的形式存在，所以唯有使自己不断经营。” (168) (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这些原因，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锯木厂经营者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芝加哥货运市场。虽然许多人迫切需要现金和信贷以维持经营，但他们不愿意因此必须接受低价、必须信任代销商，也不愿意受批发商的支配。在1879年芝加哥处于主导顶峰时期的供应腹地的地图显示了他们对芝加哥的依赖程度。 (169) 与之前1859年的地图相比，芝加哥的供应区域已逐渐北移；实际上，随着木材开始从伐木区河流的下游消失，向威斯康星和密歇根的内地移动的轨迹虽然不很明显，但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格林湾已经不再是芝加哥木材的重要来源，它已被马里内特和梅诺米尼新两个新的姊妹木材城镇所取代。这两座城镇从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交界处的梅诺米尼河接收原木。两个镇上的锯木厂目前约占据了芝加哥总木材供应量的14%。只有密歇根湖东岸的马斯基根市依然高过它们，其现在占芝加哥总进货量的近30%，比1859年的其他任何城市多一半以上。这表明芝加哥对供应源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小，而其腹地的锯木小镇则更依赖于它了。合而观之，这三座城镇在1879年向芝加哥销售了85%以上的产量。 (170)
考虑到锯木厂主对芝加哥市场的依赖程度，毫不奇怪，他们开始在可以支付更好价格的地方寻找客户。 (171) 许多锯木厂主看待芝加哥批发商，就像农业保护者协会成员看零售商一样：作为中间商都要吞噬木材销售利润的大头。 (172)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锯木厂主就开始估算如果直接从锯木厂卖给木材零售商而不是通过芝加哥发货，他们能获利多少。例如，1873年，《密歇根伐木者》就有了先见之明：“如果我们处理、堆放、烘干、分类和出售自己的产品，我们自己就能省下让中间商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利润。” (173) 从锯木厂直接销售到零售商，需要密歇根湖区木材商接管芝加哥货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为他们处理的所有任务。这种合并需要新的资本输入和更大的年度开支，但它呈现了锯木厂小镇摆脱芝加哥市场控制的前景。
幸运的是，对于锯木厂主来说，摆脱的方法就在眼前。铁路网络在内战后几年里已经继续扩大，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条线路首次开始直通木材区。1869年，马斯基根第一次连接铁路，成为湖岸铁路线的一部分；1871年，马里内特—梅诺米尼成为芝加哥—西北铁路的一个站点。 (174) 尽管铁路运费最初很高，但通往芝加哥的货运仍然有利可图，不过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穿过相对人烟稀少的北方乡村的铁路如果想赚点钱，就必须运载货物，而松林区的货物就是木材。因此，铁路公司开始修改它们的运费结构，力图吸引距密歇根湖很远地区的货物，这反过来也意味着从芝加哥市场转移木材生意。
19世纪70年代末期，铁路在芝加哥改变了运费政策，对该市的木材贸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到1876年，铁路公司通过车载量，也就是根据一节货车厢容纳几千板尺的木材量进行收费。批发商都受益于这一政策，因为它没有根据称重来区分木材的装载量。每个人都认为一辆车的重量在2万—2.4万磅，这是大多数货运车辆的官方最大负载量，很少有人核查这种假设是否违背事实。 (175) 但是，因为从芝加哥发出的大部分木材仍然是泛青的，铁路实际上运载的是潮湿木材，重量大增，但却没有因此多收费。铁路公司管理人员开始发现，许多木材运输重量达到了未公开宣布的4万磅，甚至更多，很可能会损坏车辆和路基，同时却没有收取任何额外的负载费用。 (176) 因此，到1876年底，芝加哥的主要铁路开始按照重量而不是按照容积来对木材收费。 (177) 一开始这让芝加哥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铁路公司对它的竞争对手（锯木小镇）仍然按照容积来计算货运。但到了1880年，一个包括所有主要铁路公司在内的地区性卡特尔，已经采用重量作为唯一被允许的计算木材运输的方法。 (178)
《西北伐木者》在1877年写道：“通过要求木材运输按磅付费，而不是按板尺付费”，铁路公司的这一新政策“实际上切断了湿木材的贸易，相应地也增加了对干木材的需求”。 (179) 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似无关痛痒，实际上对于芝加哥批发商来说是一场灾难。之前，零售货场和其他内陆客户已经按照车载量订购木材，因为他们知道运输成本低使其成为当时最经济的木材购买方式。现在，每增加一块木材就要增加货物的运费，零售商对他们购买的木材数量和种类越发挑剔。《西北伐木者》宣称：“既然每一百磅重量花费那么多……更好的做法是，客户想要多少货，就从货场购买等量的干木材。” (180) 新的运费政策促使经销商发出更多的小量木材订单，同时也仍然能够有效地与那些购买大批量货物的人竞争。
芝加哥作为木材市场的主要优势，一直是其大量运输木材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其商家不用支付全部运费而获得的隐形折扣。随着运费重新评估，以及零售商对订单更加挑剔，部分优势已经消失。针对这一趋势，芝加哥批发商们对购买潮湿木材也更加谨慎。考虑到木材将堆在货场（这可是昂贵的城市土地）一直等到它变干，芝加哥人开始强烈要求密歇根湖区生产商等到木材重量减轻后再切割加工。批发商这样做等于自断生路。由于干木材突然价格高涨，铁路服务又直通锯木厂小镇，木材生产商在切割木材后终于看到了可以改变早期运输木材到芝加哥的策略的机会。到19世纪80年代，马斯基根、马里内特-梅诺米尼等城镇最大的锯木厂在经济上已经有了足够的保障，不再依靠从芝加哥货场赚取现金。 (181) 相反，他们在锯木厂内预留土地，开始堆放木材并使之干燥，然后运送到市场。
不过，一旦木材变干，他们就不再有动力将其运送到芝加哥。既然不愿意在货运市场这一出了名的充满恶性竞争和价格低廉之地通过拍卖出售木材，为什么不直接把木材运送给愿意高价收购最干燥、质量最上乘的零售经销商呢？通过只将劣质木材运送到芝加哥，锯木厂主可以保留最有利可图、铁路运费最划得来的木材。他们可以最终摆脱长期以来令他们恼火不已的市场束缚。1881年，《西北伐木者》写道：“对于那些买家来说，堆积木材的生产商占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他不会因为价格暴跌而担心，也不用冒险在错误的时间把一批重货发送到货运市场，当然不用承受由此造成的损失……他备有存货，也有储存货物的设施……” (182)
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芝加哥货场已没有能力维持木材的完整分类，特别是高等级木材的分类。富兰克林街码头拍卖场上出售的货物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相反，批发商若想要保持他们的存货质量，就愈发需要直接从湖区锯木厂收购木材。 (183) 在那里，比起其他买家，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优势，有时候还得与自己的零售客户竞争木材——这比以前艰难多了。 (184)
1883年，批发商就面临着情况恶化的早期迹象：当时在芝加哥长期经营货场的大型梅诺米尼锯木厂开始讨论关闭在芝加哥的业务。 (185) 1885年，其中最大的一个公司，柯比-卡彭特公司，确实也这么做了，而其他公司实质上也大幅削减了业务。柯比-卡彭特的官员对此解释，芝加哥市场的劣势日益严重：“大笔的码头租金，沉重的调车费用，最高的劳动力价格，维持大量驳船运输队的佣金成本，以及所有维持货场的其他费用。”根据这些问题，他们得出结论，最有利可图的做法就是就近出售木材，“离锯子越近越好” (186) 。很少有人如此一语中的地指出芝加哥市场衰落的影响。芝加哥最著名的一些木材商曾负责梅诺米尼锯木厂的工作，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只是让这一教训更为深刻有力。
梅诺米尼锯木厂主放弃芝加哥的决定与行业的另一明显变化同时发生：木材业迁移到芝加哥“自然”的附属范围之外的新地区。至少从内战开始，芝加哥就已经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木材商竞争。在威斯康星河、黑河，特别是齐佩瓦河等河流的上游河段砍伐的树木，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流向爱荷华州主要的锯木厂小镇， 其中包括克林顿 (187) 、达文波特、马斯卡廷等。 (188) 虽然芝加哥优惠的铁路运价在早期方便了木材运往其最接近的腹地爱荷华州的这些锯木厂，但19世纪80年代不断变化的铁路经济让情况更加困难。此外，密西西比河上流的木材利益那时被弗雷德里克·惠好（Frederick Weyerhaeuser）的密西西比河木材公司所控制。 (189) 惠好起初在伊利诺伊州洛克岛经营一家锯木厂，后逐渐在威斯康星的密西西比河和齐佩瓦河的沿河流域组建了一个锯木厂主与原木公司的联盟。惠好企业联盟那时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形成具有20世纪特征的完整企业组织。虽然与芝加哥极具竞争力的市场没有可比性，但它依然代表了木材生产和营销的区域性合作。到了19世纪80年代，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木材公司更加有力地与芝加哥的批发商进行竞争。
更糟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域——南方——也加入了竞争。内战后几年，木材商发现东北部和大湖地区的木材供应减少，于是开始收购木材种植地——大部分种植地在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其他南方州的黄松林区。 (190) 随着铁路延伸到南方森林，生产商们开始直接从锯木厂出售黄松木材。有些木材朝北直入五针松领域的心脏地区。第一批黄松在1877年抵达芝加哥，当时的《西北伐木者》观察到它比“五针松”的“木材加工漂亮得多”，并宣布“黄松蜂拥而至，很快就会被广泛地用于该地区。” (191)
这种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是保守的。黄松与其北方亲戚（五针松）大部分用途相同，甚至更强。 (192) 到了1884年，更大批量的黄松抵达芝加哥，但也只够其自身使用。 (193) 堪萨斯城很快成为西部输送阿肯色黄松的主要铁路中心，但为了跟上近十年的其他革新，大多数南方松木直接从工厂出售。 (194) 似乎为了证明大城市批发中心对木材贸易不再那么重要，19世纪80年代末，黄松已为自身占据了泛密苏里地区的大部分市场。结果，芝加哥再也不能在堪萨斯州或内布拉斯加州出售大量木材，而且也失去了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的大部分市场。
由于大平原地区不再是五针松的有效出口地，密西西比河上游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在芝加哥批发商正在失去西部市场的同时，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锯木厂和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梅诺米尼、沃索等地区的内地锯木厂也在失去其市场。所有人都必须尽可能想办法对仅剩的同一区域的同一群客户销售，这些客户几乎完全由芝加哥旧有腹地的客户组成。“芝加哥，”1886年《西北伐木者》宣布，“再也不能声称独占西北草原的市场了。” (195)
令芝加哥批发商感到非常害怕的是，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在南威斯康星甚至在伊利诺伊州的竞争也都遇到了麻烦。1890年，《西北伐木者》的报告称，芝加哥的“块状材料”（用于框架结构建筑物的立柱和托梁，是芝加哥市场最基础的支柱）贸易已沦为“一场混乱的争夺，本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几个县参与了激烈的竞争”。报告还补充说，“这种木材在西部地区的贸易已经被放弃了，可能还是永久性的放弃”。 (196) 令老一辈木材商难以置信的是，编辑们建议，芝加哥经销商唯一可以继续竞争的方法，是在锯木厂购买和堆积木材，然后不经过芝加哥直接从那里运送。这样，芝加哥的业务就只剩下为客户接订单了。芝加哥经销商唯一的希望，是试图“界定出他们能通过与其他人的竞争而出售木材的领域”，但即便“还有这样的领域的话，也所剩无几了”。 (197)
铁路扩张无疑是造成这些变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该地区日益增长的木材在锯木厂小镇加工，然后通过铁路而不是河流或湖泊运往市场。因为锯木厂的位置远离曾经依赖的水路，人们戏称它们为铁路锯木厂。伐木工人当年的工作太彻底了，河岸附近几乎没有留下森林，虽然河流很宽，足够运输原木。为了继续砍伐木材，木材商必须在窄轨铁路上进行大笔投资，提高资本成本，从而使得小规模的木材经营者无法与之竞争。来自密歇根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的伐木铁路（在1879年芝加哥供应地区的地图上，上半岛的内陆地区已经很明显地显示）意味着伐木业不再与水流和季节转换绑定在一起了。 (198) 伐木工人可以全年砍伐与运输树木，有效地打破了过去仅在冬天冻冰时期作业的传统。同样，伐木者最终还可以采伐与销售五针松之外的其他树木。以前因为不易漂浮从来没有市场的树木，如白蜡木、橡木、山胡桃木、枫木和其他硬木，现在都可以通过铁轨出售。 (199)
也许芝加哥市场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最显而易见的变化的证明，就是其本身获取木材的方式。1880年以前，超过90%的芝加哥木材途经密歇根湖。 (200) 在那一年，铁路首次占据芝加哥供应量的10%以上，而且其份额很快大幅增加。1890年，铁路运输供应了近30%的芝加哥木材；19世纪末，超过了60%。水上运输的时代迅速结束。过去，芝加哥在木材贸易中的独特作用可能在于它是水路和铁路的交叉点，通过它，来自林区的产品满足了草原的需要。现在，木材离开了湖泊，使芝加哥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也随之消失。
光辉岁月结束了。芝加哥商人曾经通过销售木材远至西部落基山脉而发家致富，虽然他们还在继续处理大量的木材，但如今却只能在自家邻近地区努力销售。铁路赋予了芝加哥主导地位，同样也剥夺了它的主导地位——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超越每个空间屏障”以实现“时间消灭空间”。 (201) 《西北伐木者》的编辑几乎不会认同马克思的政治学，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分析，哀叹木材贸易旧有的“自然”区域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曾写道：“分区栅栏的完整性已经完全被破坏，木材的分销商不管过去的范围怎样，正在寻找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结果，没有谁的贸易按照它该有的样子，是安全的或有利可图的” (202)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原来的“分区栅栏”是如何被人为制造的，它们在那段短暂的时间内存在，依靠的是芝加哥的铁路网络，因为铁路曾是锯木厂通往大西部唯一有效的通道。通过“寻找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新铁路时代的锯木厂商现在正在做芝加哥老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在市场长期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的地理分布又转移了，用第二自然的另一个版本取代了原来的版本。
